蒲松龄手稿的三次劫难 　　 　　 蒲松龄生于明亡前夕的1644年，他的《聊斋志异》在《红楼梦》中已经被奉为经典。我们知道曹雪芹生于1760年，关于曹雪芹其人，学界至今仍然只能认识他的一个模糊的影子，谁也没有见过他的一页手稿，而关于蒲松龄的人生轨迹，学界早已有了较为清晰的判断，他的文章手稿也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保存，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现在，当我们无比轻松的从书店里买到蒲松龄文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们流传到我们手中要经过多少惊险和磨难。这背后，有一位不应该被遗忘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起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第一位蒲学专家路大荒先生。 　　 　　　　最近，笔者见到了路大荒先生三子路士汉老人。因为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缘故，在文革已经结束20余年后的今天，他仍然住在一套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晦暗、局促。77岁高龄的老人家从身边拿出来一个纸袋，——轻轻地把它展开，里面竟是聊斋先生蒲松龄的亲笔手稿！ 　　 　　　　康熙54年，蒲松龄先生去世，在去世的前夕，他深感自己一生写诗撰文，清淡不足以关怀民生，因此发奋编撰了一部有利于乡人安排农事的《观象玩占》。此书多年来山水渺茫，人们无缘得见，据说其中一卷藏在日本，另外两卷，就藏在路士汉老人的手中！手稿的第一页上印着路大荒先生的一枚印戳“大荒烬余”，它记录了大荒先生为聊斋文稿所经历的劫火纷争。路士汉老人告诉了笔者关于其父的一些早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故事。 　　 　　　　路大荒与聊斋的渊源 　　 　　　　路大荒先生曾经是中国收集占有蒲松龄手稿最多的一个学者。1895年，路大荒降生于山东省淄川县菜园村(即今淄博市淄川区)，菜园村向东南六里地，就是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蒲家庄与菜园村世代通姻，而且同在般阳河畔，处于相同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之间，青林狐变，秋坟唱鬼，蒲松龄当年所迷恋的乡村意境，对于幼年的路大荒同样是耳濡目染。 　　 　　　　1902年，路大荒7岁时入学、读书，启蒙老师蒲国政是蒲松龄同族后裔的老秀才，老秀才对于先人的生平著述津津乐道，课余假日常向学生讲三老祖(蒲松龄排行老三)轶事，他还知道《聊斋志异》中一些故事的渊源和真相，这一切都对幼年的路大荒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几年后，路大荒转入现成王东生家的私塾求学。王东生家藏书很多，其中有不少《聊斋志异抄本》和蒲松龄诗集手稿本，路大荒初步获得了蒲松龄著作的版本知识，从此以后，他就留心收集，四处奔走借阅，遇到相关的内容就随手抄录，较比同异，开始了初步的蒲松龄研究。 　　 　　　　路大荒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军阀混战。路大荒曾经加入同盟会，参加五四运动。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谨是淄川县长，他劝告路大荒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路大荒从此偃武修文，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事实证明，他走了一条比本世纪的庸俗政治更为寂寞但却更有意义的道路。 　　 　　　　路大荒的次子、早已年逾80岁的路士湘老人回忆说：当年搞蒲松龄研究很不容易，首先要有研究的资料，而大部分资料在蒲氏后人手中秘不示人，父亲为了见到蒲松龄的轶文轶诗，必须千方百计接近蒲氏后人，为了表达对蒲松龄的尊重，有时侯还要跟随蒲氏后人给他们的先祖上坟。精诚所至，人家才肯把先人遗物拿给你看。 　　 　　　　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路大荒必定积极谋求。他为了搜辑遗稿，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因此越来越多。他还曾经从蒲氏后人那花高价购买蒲松龄的手稿，自己则节衣缩食。他大量的结交当时的学者名流，曾经与日本的蒲学专家平井雅尾过从甚密，平井曾经在文章中提到：“路君为当地稀有笃学之士，且为蒲松龄同邑之后学，对于聊斋研究造诣颇深。路君与胡适氏为知己之交，为当地研究第一人。” 　　 　　　　路大荒曾经就蒲松龄研究与胡适进行过切磋，他纠正了胡适无中生有地把《醒世姻缘》列为蒲松龄著作的糊涂考证。有一次，胡适请他把《柳泉先生墓表》拓印一份寄给他，最后发表在《益世报》上。胡适在跋文中写道：“此碑的拓本每行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蜡墨都不能用，往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天得读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 　　 　　　　1936年，上海书局出版了路大荒主持编辑的《聊斋全集》(共六十万字)，此事一时在学界引起轰动。 　　 　　　　背着蒲松龄手稿逃亡 　　 　　　　1837年12月，日本人攻陷淄川城，得知路大荒有蒲松龄手稿，日本人赶到他的家中进行搜查，路大荒早已得到消息，他背负着聊斋手稿躲藏到了深山中。日本人一无所获，便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 　　 　　　　日本鬼子在淄川城门挂起了人头，四处贴满了捉拿路大荒的告示。路大荒把聊斋文集手稿背在身上，把另外一些手抄本藏在其学生的岳父田明广老人的家中，只身一人逃亡到了济南。日军小队长水鼓神不知鬼不觉摸到了田家，水鼓问：“知不知道路大荒去了哪里？”田明广说：“不知道！”水鼓举起枪，一枪把田明广打死在地上。 　　 　　　　此时，路大荒已经逃跑到济南，隐姓埋名，寄居在大明湖畔秋柳园中。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人全都悲痛欲绝，山高水长，道路崎岖，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路大荒在济南做家教工作以糊口。这坐文化名城自古就有繁荣的古董市场，路大荒在课余常来这里检阅旧书，鉴别文物。有一次他在曲水亭畔的聚文斋里竟然看到了一套《聊斋文集》(共六册)，他很想把它买下来，但客居生涯，囊中羞涩，只好想方设法把它借回家，连夜在灯下进行抄录。在历下隐居这段时间里，为了筹集一些资金用来搜集聊斋遗墨以及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文物，路大荒曾经办画展卖画(他的祖父是名重乡里的画家)。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画家黄宾虹、溥心等皆有来往，他曾经拜托溥心画了一幅《聊斋著书图》挂在房间里，与此画朝夕晤对，仿佛就有了精神支撑。 　　 　　　　1945年，日本投降。同年9月，路大荒来到省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承担馆藏金石以及古籍善本的整理。1948年，济南解放，路大荒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仗打完了，毛泽东跟文化部部长周扬说，现在我们胜利了，和平了，应该去整理祖国文化了。周扬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10位文豪，其中包括蒲松龄。1953年，周扬来济南，在会上指名路大荒是蒲学专家，可以由他牵头展开工作，并嘱托省文化局王统照局长提供帮助。王统照给了路大荒很多鼓励和支持，在上海住院期间他还及时来信询问有关部门蒲松龄故居修葺与整理一事。 　　 　　　　几百年的蒲松龄故居已经被日本人焚烧殆尽。当蒲氏故居整修委员会成立之后，没有谁能比路大荒更能担当重任。路大荒对于蒲松龄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而充满深情的，他的名字就是根据蒲氏聊斋附近有一片大荒之地而起的。他根据记忆和考证，找到了蒲松龄出生以及“临窗危坐而卒”的地方，费尽周折从外乡找到了蒲松龄当年用过的睡床。他还把自己当年省吃俭用买来的与聊斋有关的文物无偿捐献给了故居。 　　 　　　　由于上头的大力提倡，路大荒研究工作的开展顿时畅通无阻。老朋友梁漱溟、学者张友鹤、商承祚、陶纯、舒芜等人都曾经给过他支持；与捷克汉学家菩实克、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国际交流也开展的卓有成效。1962年，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它收集聊斋文稿共120余万字，比1936年的《聊斋全集》多了整整60万字！颠沛流离的断简残编终于团聚、合拢。这应该是路大荒先生一生最兴奋的时刻。为了表达难以言表的感激心情，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连同另一善本献给省图书馆，至今省馆仍把它们当作镇馆之宝。当时的路大荒已经67岁了。 　　 　　　　路大荒之死 　　 　　　　《蒲松龄集》的出版是学界的一大盛事，但路大荒并不认为这部书是完善的，蒲松龄的诗还有几百首没有被找到，杂著俚曲各有欠缺。路大荒锲而不舍，继续进行搜集整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路大荒一生三大劫之一。其中第一劫是遭遇了日本人，另一劫是“三反”运动。——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指控他家的文物是盗窃了馆里的收藏，他被告知必须赔偿损失1500万元！家里的物品被拉到街上当众处理。笔者从路士汉老人手中看到了当时的价目表，其中有王渔洋手稿、王懿荣对联等珍贵文物一百余件。最令路大荒痛心的是一些尚未整理的聊斋文稿在这次遭遇中失传了，它们被卖时的价格十分低廉，其中价格最高的是聊斋文集手稿一册卖了三万元，时价相当于5斤猪肉。后来所幸由于文献考古学家王献唐等人出面作证，此次运动没有进行到底。但已经卖出去的那些蒲松龄的珍贵手稿却永远无法完璧归赵了。 　　 　　　　这次经历已经深深伤害了路大荒的心。他不会想到，在他71岁的时候，又爆发了一次更为凶暴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路大荒被抄家。聊斋佚文，秦汉瓦当，元史底稿……统统被垃圾一样拉走了。“不准研究封建的死人的东西！”“蒲松龄集是毒害人民的大毒草！”从1966年到1970年，路大荒每天早上都要准时报道，接受“教育”。——“你家这么多珍贵的东西，是买的，还是去蒲家抢的？。”“买的。”“谁来证明你是买的？”“我有购买记录。”“胡说！谁能证明你的购买记录是真的？” 　　 　　　　晚年的路大荒心脏不好，两腿虚肿，儿子每天早晨9点准时把他送到工作单位，接受批斗，晚上10点左右，他又独自一人走过鹊华桥，经过百花洲，回到自己在曲水亭的住所。这所房子从前满满当当，黄宾虹曾为之题名“曲水书巢”，而今这里四壁萧然，地面的砖头都因检查而被起掉了。房间的墙角上还有一块小石头，那是一枚印章，上面写着“历劫不灭”，那是50年代由王献唐先生撰文、由名篆刻家刻的，他的聊斋文稿历经了军阀混战、日军侵略而仍然“历劫不灭”，而今却什么都没有了。前来为路大荒看病的医生惊奇地问：“你们家不是文人吗？怎么连一张纸也没有啦？” 　　 　　　　路士汉回忆道：“1972年，父亲记忆力逐渐迟钝，有一天他让我去给他买一本新华字典，但最后我也没有给他买到。1972年6月6日，路大荒先生去世。 　　 　　　　“父亲去世之前，他对我说他没有最终实现他的愿望，《蒲松龄年谱》应该重新编订，《蒲松龄文集》应该继续搜集补充，聊斋文稿远远不止120万。”——路士湘老人已经84岁高龄了，长住在淄川乡下。他给自己的房间命名为“未版书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鞭策提醒的意味。他遵父遗嘱整理了《蒲松龄年谱补遗》，并促成该书重新出版，现在他又整理出聊斋遗文20余万，至今仍无力付梓。每到夜间12点以后，他就会精神抖擞地起床，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同父亲一样，他大概也正受着一种使命感的驱使。看来路家与聊斋之间，不仅仅是一种缘分，仿佛还有一笔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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