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琐事 　　——建大附中片回忆 　　我在建大附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学校对我们这批革命青少年的教育与训练，不论是课堂教育还是斗争实践，都离不开艰苦奋斗这个总背景。这段经历，对我40多年来革命意志、革命品质以至革命人生的养成，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里，当年那些司空见惯的珍贵琐事，仍历历在目，时刻激励自己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战斗终生。 　　一． 再见了，妈妈 　　1946年，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悍然进攻解放区，占了两淮（淮阴、淮安），又犯涟水。我当时13岁,在涟水中学读书。暑假里，我和几个小学的同学一道，顶着烈火日，拎着煨罐,拿个草把挨村去讨锅底灰加水调成“墨汁”，写战备标语。村子里不有新四军驻扎，先是步兵、骑兵，后来来是医院、伤病员，开学一到校，只见大路上车辙纵横，三两辆摩托车在泥泞中愤怒地轰鸣、艰难地行驶着。据说新四军首脑机关刚刚在这里开完军事会议，师生纷纷揣测着战争的形势。学校距城仅40华里，前线激战的炮声清晰可闻，战争的风云已经卷来。课，上不了，师生编入“宣慰团”，分头到各岔道口去演戏，烙单饼、烧开水慰问过往的新四军，向群众作宣传。 　　形势日趋紧张，部队准备北撤，师生奉命回校。我们在校园里席地而坐，听取朱润家校长的动员报告，朱校长讲完形势以后，激昂地说：由于蒋介石破坏和平，我们已无法安心教书求学，根据形势需要，学校决定停课，师生参加支前，到新四军医院去，为伤病员服务，为自卫战争服务，自愿报名，集中前往，并宣布放假10天，作好充分准备，到胡集集合。 　　我的家乡早就成为根据地，我从小在根据地生活，饱受革命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参加过一些抗日民主斗争活动，思想上早就向往革命，立志参军杀敌。只是年纪太小，机会太少，难以如愿。这次随军服务，我以为是实现投身革命愿望的千载良机。因此，尽管眼前敌人进攻猖狂，我军大步后退，形势相当严峻，但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毫未犹豫，会议一结束就到校部报名参加了随军服务团。学校离家12华里,一放学我就匆匆赶路回家,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小孩子单独走夜路,在寂静中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和衣裤发出的窸窣声，好象后面有人紧追，心中难免恐惧紧张。我用高声唱歌来掩盖窸窣声，驱除恐惧感，由于心情活动，专拣《义勇军进行曲》等战斗歌曲来唱，有首歌叫“上战场”，词曲悲壮激越，唱来热血沸腾，我反复唱了多遍： 　　上战场，上战场，大家上战场！ 　　离开爹娘，辞别故乡， 　　拿起刀枪上战场！ 　　．．．．．． 　　我高歌快走，不觉来到家门前．大门未闩，我推门而入．７岁的二妹成英头一个发现我．她欢叫一声：“大哥回来了！”于是大妹、二弟一同迎了上来问这问那，非常亲热。二妹人小嘴甜，心眼多，不断想新话题跟我说话，使别人插不上嘴。她首先抢着告诉我：大门是她听到我的歌声后，自个儿特地去拔开门闩，等我进门的。接着问我为啥唱着唱着又不唱了？我绘声绘色在把歌声掠飞了路旁大树一的鹁鸪，把我自己吓了一跳的情形给她讲了一遍。于是她又缠住我问：为啥不把鹁鸪抓到？还说要是她在，一定要把那鸟儿逮回来玩的。．．．．．．我闩好大门，边说话边把书包递给大妹，伸手抱起二弟，搀着二妹去见奶奶、妈妈，到厨房里坐了下来。 　　我性急地告诉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革命了。”妈妈不以为然地应道：“你参加呗！去做什么事？书不念了？”我说：“形势紧张，学校停课，师生都到医院去服侍伤病员。”妈妈听了没有作声，弟妹们倒七嘴八舌乱嚷起来：“我也去！”“好大哥把我也带去吧！”我抚慰地说：“你们还小，等长大了，一定带你们去。”二妹把嘴一噘，站在一旁不高兴了。 　　晚饭后，妈妈把我叫到堂屋，喊着我的乳名，关切地问： 　　“槐儿，你说的话是真的？” 　　“当然是真话，我怎敢跟妈妈开这玩笑？” 　　妈想了一下，疑惑地问：“新四军医院在我们家住时，服侍伤病员的同志全穿军装，这么说，你是去当兵了？你说实话，妈才放心得下。” 　　“当兵就好了，就怕不是。朱校长只说是随军服务，主力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服务到哪里。”接着，我把朱校长的讲话像背书似地对妈妈说了一遍。 　　原来妈妈以为参加革不过像爸爸那样，在当地做事，过些天可以回来见一面，却没想到我是随军服务。这随军服务是什么样子？她未见过，小孩子出去有什么问题？心里没有底，因而她吃惊地问道： 　　“你爸爸知道吗？” 　　我说：“还不知道，他在盐西区工作，离学校很远，我没遇到他，我想爸爸妈妈都很进步，我去革命总是会同意的，所以就报了名。“ 　　“这么大的事，不跟大人商量就去报名！”妈妈责怪地批评了我，接着她把弟妹们哄睡了，又把我的小床从外间搬到里间，搁在她的大床边，垫上厚厚的麦穰，铺好被褥，弄得暖暖的软软的，让我睡上去特别舒服，她在油灯下一边做军鞋，一边同我作彻夜长谈。 　　“槐儿!”妈妈的声音异样的郑重严肃,我想来想去,你这次不去为好,要去,也得等你爸爸回来决定.” 　　听了这话,我脑子一炸,感到问题复杂了.父亲何时回来,回来能否同意?如果不同意,把眼睛一瞪,我还能走吗?我心里焦急万分,但转念一想.这次是久别远行,说话不可莽撞,更不能使妈妈急得真去找爸爸回来,我一再提醒自己:要耐心!于是一边脱衣上床,一边思索臬来打通妈的思想. 　　“妈!你吃辛受苦让我念书为什么?不让我出去革命做事,难道就叫我在家看门?……” 　　话未说完,妈就烦躁起来,气呼呼地市场申辩道: 　　“谁不让你去革命?我是怕你年纪太小,出去困难多,希望你再过二年,大些再走,这就不对吗停了一下,她把口气缓和下来继续说，“人常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大人都这样，何况你还是小孩子，睡觉不知头高低，吃饭不知饥和饱，现在外半兵荒马乱，你出去知道有多少困难？谁能像妈妈这样照顾你？你叫妈怎么能放心？革命，难道非得这么小就去，过两年就不行吗？” 　　这段话很普通，但句句入理。此时此地，由妈妈亲口对你讲来，使我深深感觉到妈妈对我的入微关怀和焦虑不安，我听了不由鼻子发酸，默然无语。老实说直到这时，我还未想过参加革命会遇到什么困难，我报名只是出于一股革命热情，因此妈妈的关怀特别令我感动，一时无言以对，我本来是要打通妈妈的思想的，想不到，一上阵就几乎被这伟大母爱的高温强力所征服、融化！我强撑住不使泪水流出，竭力掩饰内心的松动。妈妈见我半晌无话，又安慰说：“妈妈知道我的心，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早晚得出去革命、做事，可这次不能去，现在动员参军18岁，我只要你15岁就放你走，到那时钻天入地全由你，妈不让你为难，欢欢喜喜送你去参加革命就是了。”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一些，我的妈妈毕竟是进步的好妈妈，她对我参加革命是支持的，只是在她的心目中，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对我现在就去投身出生入死的斗争，缺乏思想准备，根据这个分析，我一边思考一边耐心地对妈妈说： 　　“妈,学校这次去好几百人,初一的同学比我还小呢,人家不怕,我怕什么?当然,这次出去,我知道肯定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我们有部队照顾,有老师带队,互相也会互相关心,你不必过分耽心的.你说‘再过二年’我怕错过机会,这又不是自家办事,哪能想去就去?就算二年后有机会,那时我单枪匹马出去当兵,只怕你更不放心了,或许到那时也后悔这次不该把人留下.现在涟水正在打仗,如果国民党打过来,要杀要砍的,我们手无寸铁,怎么办?你让我到新四军去,我们也有枪有炮,你不是可以更放心了吗?我总归记住你说的话,准备吃苦就是了.妈,你让我去吧！”我断断续续地终于编出这么一大套道理来.妈妈听了似乎也在犹豫,好长时间没有接话头.突然,我隐约地听见妈妈的抽泣声,并渐渐清晰起来.抬头一望,妈正满脸泪水,停下手中的军鞋活,怔怔地望着我流泪.我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使妈妈如此难过,想问也不敢问,因为妈妈在我们子女有过错时,打骂、批评都有过，却从未有当面流过泪。今天这一幕，令我震惊极了。此时，弟妹们均已熟睡，成英一面咬牙齿，一面说梦话：“我也去，好大哥把我带去嘛！”妈把二妹的手拿进被窝，拍了拍，安静下来了。接着她把油灯挑亮，下床站到我的小床前，亲切而严肃地说： 　　“槐儿！妈看得出，你念中学以后，人长大心也大了，眼光比妈看得远一点……“这意外的称赞和理解，使我万分惊喜，万分感激。我坐起身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妈！”扭身扑到妈的怀里，眼泪像泉水般流淌。妈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凭心而言，我们一家跟共产党走，累死累活也心甘情愿，你爸在共产党做事，你长大了也要当共产党，干革命。妈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去。你是妈一把尿一把屎养大的第一个孩子，是妈心上的一块肉，才13岁，你在家连件衣服也没让你洗过，现在到处大炮轰轰，人心惶惶。你出去少不了千难万难，这是妈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的。唉！从本心上说，就是你爸同意，我也不能放你走，何况你爸也不在家，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有一个妇道人作这个主，实在太难了。从今往后，你在外受一点苦，就是剜妈心上一快肉，你要有个三长二短，妈更受不了……”说着，妈又剧烈抽泣了一阵。我屏息静听，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又很耽心，过了好一会儿，妈擦干眼泪，强作镇定，继续说道：“你说的也是实话，再过二年、三年，我其实也还是舍不得你走的，既然你自己想透了，一心要去，不怕苦，不后悔，那，那，那你就……”妈痛苦得全身发抖，连“那你就放心去吧”也没有勇气全部说出来。要不是弟妹们熟睡，也许她会大哭一场。我感到妈妈已经从母爱的旋涡中挣脱出来作出深明大义的抉择，内心里对这种信任和支持万分感激，但妈此时的情绪，却又使我自己深入巨大的矛盾之中。 　　鸡叫三遍，妈给弟妹们掖好被角，打年哈欠，回到自己的床上，催我快睡，自己却拿起针线，继续做军鞋。这一夜妈又通宵未眠，而我，听着扎底线的抽拉声和妈妈阵阵抽泣声，很快睡着了。 　　一连八九天，妈跟我形影不离，好像珍惜离别前的分分秒秒，表面上妈变得更温和了，对弟妹们说话也压低声音。但表情却是痛苦的。她大概同我一样每分每秒都在惦记着离别，但谁也不肯开口重提这个话题，唯恐触痛对方的心灵。我也变得特别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百依百顺。但内心里，我正在翻江倒海，想了很多往事。 　　 　　妈妈本来没有名字,人们按照各自不同的身份,称她为大婶、大嫂等等，后来据说是1942年入党时组织上才给她起个名字叫左玉兰。这在她同时代的文盲妇女中算是一种殊荣。自从父亲参加革命调到外地工作后，我们九口之家的吃穿用度，家里、田里的繁重劳动，抗日支前的种种义务，几乎全部落到妈这样一位小脚妇女的肩上，敌人一来扫荡，她扶老携幼背着破烂去跑反；敌人不来，她白天下地劳动，回家做饭，晚上做军鞋，缝补洗涤全家四季的穿戴铺盖，常常通宵达旦，有时半夜还出去开会（后来才知道那时参加地下党活动）。那时候，解放区和敌占区犬牙交错，出门10多里就有敌人据点，环境一紧张，党政军干部伤病员就分散隐藏我家，先后接待过10多批“打埋伏”的同志。每到这时，妈妈还要关心同志们的安全，还要向亲友借粮为同志们改善伙食，她太苦、太累了。我永远忘不了，10岁那年，妈带我一道去割草。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她边割草边打盹。后来手一松，镰刀落地，她竟然身不由已，一屁股坐下来，就势躺在地上睡着了，一群群大蚂蚁，爬到妈的腿上、脸上、手上，她全然不知。为了不惊醒妈妈,我任凭蚂蚁在她身上追逐戏耍而不去拍打,自己拿着小镰刀加强;轻轻走开,在附近另找地方割草去了.过了一、两顿饭的功夫，妈惊醒了，大声自责道：“要死了，我怎么睡着了？要回家做午饭了，草篓子还未割满呢！”说着飞快地抢割起来。这时我的小篓子算是割满了，便帮妈妈一道割，装篓时，妈用手压、脚踩，把草装得非常结实。装完了又割许多草加上去，直到实在加不进了才作罢，她蹲身把背绳放到肩上，想把草篓背起来，但因为草太重了怎么也起不来。她把我的小镰刀接过去，用刀柄把背绳挽短些，自己索性坐到地上，把手中自己那把大镰刀一挥，深深轧进硬土里，握住刀柄用力一拉，趁势跪起一条腿，再拄着刀柄在地面上一撑，才挣扎着站起来。我真怕这一大篓草压垮她瘦小的身架，一再要求分点给我。她却淡然一笑，轻轻喘着气说道：“这还不算重，一篓山芋我也背过，上边还加满山芋藤，一直盖到头上，办留两只眼睛看路。做活儿就要舍得花力气，不能偷懒！”我听了妈妈的话，不由得向自己的小篓里瞥了一眼。篓子里那松松散散的几把草，证明我的懒惰，使我羞得一阵脸红。从那以后，我不仅割草不再偷懒耍滑，而且做其它事也学妈妈那样“舍得花力气”。妈挪动小脚艰难地走回家中，我跟在后边，虽也身背草篓，心里却好像一直在为妈妈使劲！……为了这个家，为了支前，也为了父亲安心工作，妈默默地熬过多少艰难困苦，付出多少心血汗水，她肩上的担子多么沉重。如今我长大了，却要离她而去，下边的弟妹们一个比一个小，妈身上的担子何时才能减轻？但她从未想过需要留下我帮她劳动，只是一味地耽心我不能继续得她的照顾，在外头受苦，多么无私的妈妈啊！妈对我们子女如此情深，在无法测知我此去前途吉凶的情况下，作出同意我走的抉择，多么不容易！难怪她一边支持我，一边又万分痛苦了。想到这里，我甚至闪过这样念头：我擅自报名，是否真的太草率了？我坚持要去，是否不近人情？我是否应该留下来照顾妈妈，照顾家庭？我当时知道，报了名不去太容易了，只要自己改变主意不去报到就得，但转念一想，这次机会这么好，如果错过，肯定会后悔。早就想参加革命，事到临头又犹豫动摇，又想革命又丢不开妈妈丢不开家庭，迈不开步子，这怎么行呢？因此我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动摇，不能半途而废。 　　霜降到来，万物萧疏，田里的山芋已经起过，妈妈命我跟她去拉山芋藤，并请来大表叔帮忙，这一天正是随军服务团集中报到的日子。我还是不忍心对妈妈说出那个：“走”字，一怕妈妈流泪，二怕别人七嘴八舌弄得我走不成，怎么办？心中乱极了。第一车山芋藤已经装好，妈命我拉车，大叔操起车把推车。我在车前拉着绳子，心不在焉地边走边想心思，忽然我想到：与其告别时哭哭啼啼，何不不告而别，岂不轻松？显然这样做法对不起妈妈，但现在时间不饶人，当前问题是必须走脱，万不能节外生枝。车到家门，我拿定主张，飞快溜回家中，心烦意乱地匆匆打好背包，出门向大叔打个招呼，请转告妈妈一声，就急步走出村外，向北走去，匆忙中我除了一床薄被和随身穿戴以外，边一双换脚的鞋子也没带。妈妈做梦也没想到，她对子女的这片太深太重的爱抚之心，竟得到相反的结果，不仅使我不得已采取这种令人痛心的方式同她离别，而且造成我准备不足，加重我革命初期一系列重大的生活困难，而克服这些困难，便成了我这个 　　少年革命者的革命坚定性和吃苦耐劳精神的第一现实考验了。 　　北行2华里，经过后荡我家那块地的田头，我伫足了望，田间坟头上几株小灌木正带一串串早熟的红色果实迎风挺立，好像在向我致意；再回望家屋，屋后那两棵七八丈高的参天大榆树郁郁葱葱，好像正在舞动树梢上的两个喜鹊窝向我点头告别。我刚感受到终于迈出革命第一步的一丝轻松，忽而又袭来离乡别井的阵阵惆怅；我不知道此去是否能回，何时才能重见我的妈妈，重见那草房小四合院各屋后两棵参天大树；我知道妈妈必将因我的出走而愁苦哀怨，但不知她今天怎样度过，今后的漫长岁月怎样度过；我知道我的出走，必将给身心本已超负荷的妈妈增加新的长期地随时捶击妈的心，也时刻撕咬儿的心！然而我坚信，在这过早到来的人生十字路口，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为此付出一些代价是值得的；我还坚信，在经过暂时的怨忿伤心之后，总有一天，妈会从痛苦中解脱，这我的这次选择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二. 一双旧布鞋 　　1947年3月,我们随军服务的“宣慰团”奉调离开工作了半年的华东军区第一后方医院开赴胶东，同淮海联合中学所辖其它中学北撤师生们一道，编入建大附中继续学习。队伍从莒县九里坡出发，向海阳县的北城阳前进。路程总共200多公里，我们避开大路走小路，左拐右弯，足足走了半个来月。 　　连续行军，最恼人的是没有一双好鞋子。那时一天两天不吃饭不睡觉都比较好熬，只是路，一步也不能少走，一旦掉队，那赶队的苦头就大了，这了行军不掉队，人人都希望有一双合脚耐穿的鞋子。 　　我离开家庭随军北撤时，匆忙中，只带了一条薄被和随穿戴，脚上仅有的一双布鞋，只能适用于苏北平原，到了山东的石头路上，本来就经不起考验，况且已穿了半年，此时实在已是破烂不堪，补了又补。因此，这次行军，每天宿营前我脑子里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挤出时间补鞋，如何尽快地向老乡讨双破鞋底，用斧头砍成两段，调转方向，再借针锥麻线把它补到自己的鞋底上。我的鞋底此时已薄得收不住线了，只得把它小心地直接缝到鞋帮上，如果补得不好，磨脚起泡，不论行军多累，宿营多么晚，也非把它完成不可。 　　一天宿营时，张笑吾老师见到我的窘况，悄悄地喊我坐到他的地铺上，尔后慷慨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双换脚了旧布鞋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我，深情地说：“你的鞋子已婚不能再补了，穿我这双吧！”我说这怎么可以，你自己怎么办？张老师指着自己的脚说：“我这里不是还有双新的吗？”边说边把旧鞋亲手穿到我的脚上，一看合脚，便带着满意的神情说：“一人有困难，大家都来帮，这双鞋子送给你。”张教师送的这双鞋，是做工考究的“千层底”，鞋帮已破，黑色鞋头上刺眼地补着两块黄补钉，但鞋底好，钉了胶皮，穿着舒服，又可暂时免除我天天修补之苦。在当时，这双鞋无疑是一件特别贵重的物品。我在万难中意外地得到这一重要援助，激动得颤抖着双手接过鞋子，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却边一句普通的感谢话也没有说得出。 　　我穿上这双鞋，走路栋平地，雨天脱下赤脚走，晚上放到枕头下，我穿着这双鞋走到海阳，走到荣城，走到昆嵛，年底突围到安邱，脚上仍是穿着它。本来，1947年夏秋，上级先后发下了两双布鞋，我的“鞋子危机”已经度过，张老师送的这双鞋，底上胶皮逐渐脱落，钉子经常外露戳脚，完全可以把它早些“轻装”掉的，可是因为它来历不凡，我仍然补着穿，迟迟舍不得丢掉。近从《建大校史资料》上获悉，张笑吾教师已经作古，但这双旧鞋的故事伴随着一位革命知识分子在困难中助人为乐的高贵品德，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鼓舞我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断前进，永不掉队。 　　 　　三． 两斤炒面 　　战争时期，徒步行军，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有时发一点干粮带在路上啃啃，向老乡讨瓢凉水喝喝，坚持几天几夜，也都是正常现象。忍饿——熬过最饥饿的几十分钟饥饿就会消失，这条经验使我们对饥饿的威胁已经不以为然，然而威胁毕竟是现实的，特别是到了敌占区和群众基础差的新解放区，这种威胁就尤为严重了。在去建大途中，我刚满14周岁，是队伍中最幼的“娃娃兵”之一。经过北撤锻炼，我们感到自已已经长大，总想事事靠自已，不依赖他人。但党对我们这些“革命娃娃”的关怀照顾，比之其他同志显然周到细致得多。在困难时得到这种关怀，等于寒冬送暖，真是刻骨铭心。我们在过胶济铁路的前一天，带队干部邵亭暮老师从行军的后队赶上前来找到我，边走边对我说：“明天过封锁线，你要机灵一点哪！”我嗯了一声。他问：“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心想：困难当然有，跟领导上讲，领导又怎么办？还是自已克服，因此我爽快地说：“没有困难，我保证跟得上大家。”我当时认为：行军机灵不机灵，全看掉队不掉队，北撤半年来，经常行军，上有敌机，后有追兵，我们边走边照顾担架和伤员，始终也不曾掉过队。明天过胶济路，徒手行军，当然更不成问题。谁知邵老师听完我的话略顿一下，尔后敏捷毅然地斜背在右肩上的一个布袋取下递到我手中，亲切地说：“我弄到点炒面，你拿着，饿时吃。”我提起一看，布袋是两头开口的布套子，里边装个漂亮的血清铁盒，盒里沉甸甸地盛着约莫有2斤炒面，我的心顿时被一股暖流冲击得好一阵震颤，眼泪几乎冲出眼眶，我硬着喉咙对邵老师说：“老师，这炒面我不拿，你留下自已吃吧，大家能坚持，我也能，你们为大家操心……”话未说完，他打断话头命令似地说：“你拿着！我还有。”说着，大步向前队走去。我目送他高大潇洒微带驼背的身影，默默地把炒面背到肩上，边走边想：真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领导！邵老师这个人，我在小学就认识。当时他担任区文教股长兼我们祠堂小学的校长，那时只对他印象极好，因为他一来就同我们农村孩子们一道钻进树林上课站岗放哨，挖防空洞，还同我们一道唱歌，扭秧歌舞，师生打成一片，关系非常亲密。但直到现在才知道他还是个非常关心他人的好领导。去年过陇海路前，他自掏腰包送我50元华中币让我买点必需品；在第一后方医院工作时他发现我生活自理能力差，又布置王一文等同志教我洗衣服缝被子；我自编课本帮助战士学文化，他发现后竭力鼓励，到处宣传，把编好的几篇课文也抄去了；眼前要过胶济路，他又把炒面送我，自已准备挨饿。原来他是时刻在从各方面关怀我啊！从他的关怀照顾和模范行动中，我第一次深切地领略到党的温暖，革命集体的温暖。第二天，我们的行动与平时不同，白天休息，晚上，悄悄地以急行军冲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顺利通过封锁线，无一人掉队。炒面，直到北城阳驻地，我才拿出来同大家分吃了 　　四.石条风波 　　学校分散住在北城阳的民房里,我们是初中二年级,编为二队,队下设班,我们班10多人分住三处,我们七八个人住的是约20多平方米的三间孤房,连谁是房东也不清楚.由于房子紧,只能睡通铺.平时行军宿营,只要有一块铺板或一捆铺草往地上一摊,就能美美地睡上一宿,现在到“家”了，大家不免想舒适一下，决定搭高铺住，这高铺不仅可防潮防虫，还有多种功能：睡觉时它是床，开会时它是登，看书写字时，只要搬块石头在旁边坐下，它又变成桌子了。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能得到这么安静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简直近乎奢侈，大家都为此兴奋不已，门板借好后，又分头找材料支铺。山东石头多，但尽是圆溜溜的鹅卵石，用它支铺，睡到半夜一翻身就会“哗啦啦”塌下来，过去不少人吃过这个苦头，害得半夜起来摸黑重新搭铺，这次大家有经验，都想找点好材料支个稳当铺。我看中了屋后的一块约有5尺长2尺宽的石条，心想用它支铺再好不过。这石条半边已陷入泥中，估计群众不急用，就自作主张动了手，我请人帮忙，用“翻跟头”的办法搬运这块石条，把一头掀起来，向对面倒下去，再掀另一头……这个办法省力又安全，一会儿就把它“翻”到门前，不料在继续翻动时，石条倒在一块石头垫了一下，断成两截。我便将计就计，一头一截，借块门板往上一搁，把铺支得稳稳当当，心中十分得意。第二天一早，一位老大爷来查问石条被损坏的事，看他那生气的样子，人真紧张极了，心想：唉，如果在我们山少、石头贵、群众惜石如宝的苏北平原，我绝对不会打这石条的主意的；而这山东，石头取之不尽，难道群众也计较这东西吗？想到三大纪律八顶注意，损坏东西要赔，我一贫如洗，闯了大祸，如何了结？我硬着头皮向老大爷认错赔不是，说明不是故意弄断石条支铺，是搬运不小心弄断的；事先没打招呼是因为不知谁是物主；还大着胆子宣布：我们有纪律，损坏东西要赔，请问大爷有什么要求？想不到老大爷听了我这纰结结巴巴的一番陈述以后，态度竟然缓和下来，说话也好听多了。他叹口气说：“赔，就不用了，你们小同志也真不容易。”看来他因我年幼而原谅了我，但这句体贴、谅解的话从一位怒气方歇的农民口中说出，特别令人意外。面对老大爷这种宽厚态度，我是又羞又愧，不知如何回话，只晓得一个劲儿笨拙地道谢、道麻烦，真是谢天谢地老大爷，一场风波竟然就这样过去了。 　　 五．唉！钢笔坏了 　　当学生不能没有笔，我在附中时用的是一支自已用弹壳装配的“钢笔”。本来我是有笔的，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支没帽没挂勾的“新民”牌钢笔，东西虽破，但装在棉线编结的笔套里，系在衣襟下，随时取用倒也十分方便。北撤到山东九里坡时，第一次模仿山东老乡用棒槌拍打办法洗衣服，由于不得要领我把衣服砸得到处是洞，也把忘在衣襟下的那支破笔砸碎了。这个失误对我来说，代价实在太大。我从此没笔，我常常这解决钢笔总是而绞尽脑汁，幸好笔脖、笔尖、皮管这部件都未砸坏，我带在身边一直在思考着怎能重新装配成一支笔，只要能用就行。当时物资稀缺，要找到一种不粗不细、中间空、四壁薄可以代替笔杆的东西谈何容易！芦苇一碰就裂，竹竿极少见到。子弹壳口径虽小，但很牢固，想来想去只好用子弹壳代替笔杆。我把笔脖上的螺纹刮掉与弹壳口径配套，再把皮管剪短点，一试成功了。还剩下笔舌要解块，我用铁钉把坏笔劈成两半，沿木心开水槽；外形按笔舌模样用细瓷碎片打磨刮削，装配上去。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才摸索到用木质较细腻的枣木棒作笔舌，按需要逐步扩大水槽，使其下水。这样，笔就装成了。虽然不那么理想，表面上粗笨，使用时不是不下水就是拉稀，但不论怎样，我总算是重新拥有一支自己的笔，一支在困难条件下一个小孩子自己动脑筋装出来的“弹壳金笔”了。在附中学习、作笔记、写日记、做作业、给墙报写稿，全亏这支土钢笔，只不过使用时有点麻烦，有点垃塌，常常弄得手、脸、衣服上到处是墨水，作业本也糟塌得像一张张国画似的，墨水一摊一摊，不太整洁罢了，1948年参军后，战友送给我一支黑帽花杆的杂牌钢笔，我才结束这无笔的历史，重新的了真正的钢笔。 　　这段钢笔的故事，想不到后来又引申出一段辛酸事来，1949年6月，我与家中音讯隔绝近三年后终于接到第一封家信。妈妈在信上奇怪地问我穿衣服的尺寸。我不假思索地回信说，参加革命后一切由上级供给，家中不必这我做衣服，若有钱就请给我买一支金星钢笔寄来。谁知这封信难坏了三年来因我出走后杳无音讯而日夜想念、日夜哭泣、哭得死去活来的善良的母亲，她因无力买笔增加了新的痛苦，而我却一无所知。后来才开清楚，当时家中无劳力，生活十分艰难，既无钱买笔，也无钱为我做衣服，信上问衣服尽寸只是想了解我的身高。信是一位教师代笔，主意是村上的乡亲们出的，我却因长期无笔误将这当成买笔的机会，弄出这段辛酸笑话。 　　1950年部队增加津贴费，每月可发1万元旧币，这时我咬紧牙关积蓄了几万元买了一支特大号金星钢笔，一泄我长期无笔造成的心理积憾！后来那支笔遗失了，那种旧式笔市场上亦已淘汰，我竟跑了10多公里路到兄弟部队小卖部去补买一支形式类似的特大号博士金笔珍藏至今，以永久纪念这段当“无笔学生”的艰苦岁月。 　　六．望月昭一 　　1947年7月，我们班来了一个洋学生，他是日本青年望月昭一。抗战胜利才两年，我对日本人还充满着民族仇恨心，眼下竟遇到这么一个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异国表年，同我们来一道学习，心中不免感到新奇。当时我们学过一点新闻业务，懂得一点采访知识，因此很想采访望月，弄清他的情况和想法，但因语言障碍太大，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望月那年24岁，听说他有个姐姐在大连某医院工作。在那艰苦的环境下，望月作为异国青年，能乐意地同我们一道吃小米饭，一道经受革命锻炼，这使我对他十分有好感，在他和身上，我例外地消除了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同学们的心情大致也是如此，所以都经常围着他问这问那，如有机会帮望月办点事，大家是很高兴的。但每次交谈都很吃力，又说又写，他还要查《日华词典》。词典本是方便工具，但如每句话都要查，有时查了很久仍无结果，这实在变成一件麻烦事了。有些同学还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让他查来查去作回答，虽是善意，我却总感到太难为望月了。因此我一般不主动提出问题与他对话，多半是旁听旁观。 　　一次， 望月主动与我对话。是他的衣服破了，想补一补，向我借针线。我不懂他的话，就不懂装懂地笑了笑，点点头，以为这样可以敷衍过去，免得他又查词典，谁知他却很认真，见我不懂，当即拿出词典熟练地找到了“修理”这个词写到纸上给我看，我随口读出这个词的华语发音，他如获至宝，连忙接口说：“修理，修理，修理的！”边说边指着衣服的破损处，这下我才恍然大悟：望月同学要“修理”他的衣服！我立即向老乡借来针线，拿过衣服代他补。他却把衣服拿过去自己“修理”起来了，只好依他。他针的动作很滑稽像握钢笔差不多，叫人看了直想笑。我忍住笑伸手帮他纠正一下，他却也不习惯工这“中国式”的拿针姿势，不禁也失笑了，我见他改不过来，也就随他的便了。 　　望月总是穿一身后边开口的合身的日本制服，把白毛巾拴在后腰带上，显得很精悍。有个星期日，他提议找个地方洗澡，我们全班几乎有半数奉陪，在村头小河边一个隐蔽处洗了个痛快。那天望月特别高兴，一回宿舍就写信，一会儿就写满三大张，信好像是写给他姐姐的，内容也不保密，他摊开给我们看，只见满纸是互不相联的词和“偏旁部首”，谁也看不懂，不知是谁提出建议，请望月读给我们听听，大家一致赞成，望月欣然开读。他摇头摆脑抑扬顿挫叽哩呱拉地读信，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在我们的内心里，这与其说是听他读信，倒不如说是看他的一场“文娱节目”当听到某些日语发音按中国话去瞎套感到滑稽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望月和大家一样兴奋，他身处陌生环境而始终乐观愉快的状态，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望月何时调走的，我已记不起来，我想他一定同我一样对那段相处的日子和那次读信“表演”记忆犹新吧。 　　七.“打埋伏” 　　附中4月复课，7月停课实际学习时间仅两个来月，当时刘邓大军已南下大别山，全国各地区已大部转入反攻，惊恐万状的蒋介石为了尽快结束山东战事，抽兵支援其它战场，拼凑了“胶东兵团”，制订了“九月计划”，由范汉杰指挥猖狂进攻胶东。胶东是个半岛，西宽东窄，敌军控制着胶济路，向东压过来，这里聚集的大批由华中北撤的机关部队学校，确实吉凶难料。由于形势变化，8月份，一批同学考入军大，我们则分散到当地群众家中隐蔽，当时叫做“打埋伏”。第一次分散，人未到户就集中突围，准备从俚岛渡海去朝鲜或大连，队伍进入荣城县境，又接到通知回原地待命，原因是海上风大浪险暂不通航，这次一回驻地就分到群众家中去了。 　　我埋伏在朱兰夼乡姜家庄姜玉合老大爷家。他姓姜，我姓江，虽然音同字不同，老汉全家对我确乎视作家人，十分亲热。姜大爷一家六口，两儿两女，二儿参军上前线了，大儿在家务农当民兵，20多岁还没媳妇，大女儿是儿童团员，整天在外参加劳动，回家总是曲不离口，笑不离口，给这寂寞的山村农家增添不少朝气。他们问起我的家世，我如实以告。当得知我北撤后家中音讯隔绝情况不明时，不知是由于受了感动，不是想起了他们的二儿子，全家沉默良久，还是大女儿伶俐，带头打破沉寂。好按年龄认我为三哥，我答应下来，转脸我认姜大爷夫妇为第二个爹妈，老人也连连答应了。于是我们融为一家，此时我真的把自己的安危祸福寄托于这个新“家”了。他们安排我住最热的第一部炕，说炕热去寒气，能解乏，我坚定谢绝了这番盛情，将行李放到第三部炕上去，并要求全家今后再别客气，过几天，我发现他们上山干活总是悄悄走掉，从不让我知道。我只能在家帮妈推磨劈柴，淘米洗菜，干家务活。我想这样怎能达到上级要求，与群众打成一片呢？因此向爹提出要求，带我上山去一道干活。爹憨直地说：“山上没有什么要你做，你就在家帮助你妈做家务吧，你这孩子心眼实，往后有活儿会叫你去的。”我看他是明推暗照顾，便转而求助于大哥，悄悄对他说：“明儿上山叫我，行不行试试看嘛！”他不点头，不摇头，只是傻乎乎地瞪大眼睛朝我笑笑。第二天，他交给我一顶斗篷，一只背篓，一把铁耙，带我上山去了。为了显示决心，我索性脱掉鞋子赤脚走路，路上步步踩石子，硌得脚板生疼，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眉头也不皱一下，大哥问我：“今儿刨布代，你会不会？”我问啥叫布代，他不回答，到了山上一看，原来他们把庄稼收割后残存的根称为“布代”。我说：“刨这个，我会。”山土松软，刨起布代很省力，那天我干得蛮不错，高兴得大哥用当地粗话亲热地骂了我一声尔后夸奖说：“你还真行，在家做过？”我意识到今天考试及格，心里美滋滋地，索性自我吹了两句，别让他瞧不起读书人。我说：“农村的孩子哪能不干活？除了耕地不会，我全部农活能对付！”这一手真灵，他一下子变得亲近了，对我诉起苦衷：“现在男青年上前线了，我干活孤单，巴不得你来作伴呢。以后上山我叫你。”我说：“现在我陪你，我走了，你娶个嫂子来陪呢。”他红着脸打了我一拳，说：“穷，娶不起！”这天劳动很开心，但我注意到休息次数太多，时间也较长，一歇下来他就掏出自制的小烟袋卷个土烟装上去慢悠悠地抽烟，边抽边用粗野的当地村话同我说说笑笑，还把附近几个县的村话向我一一介绍，听得我面红耳朵热。后来我意识到他是有意拖长休息时间照顾我这个大“知识分子”的，便转入主动，每次休息一下就带头干起来。从那以后，我上山多了，脚板也磨厚磨硬，走山路不疼了，我暗自高兴：今后行军再也不怕没鞋穿了。 　　范汉杰用密集平推战术步步进逼，9月间胶东解放区只剩下南北40公里、东西70公里的狭小范围。黑云压城，形势紧张，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组织、动员起来了。隔壁炕头上夜间经常有人来开会，发言很热烈。他们谈形势，谈支前，谈地富动向动，谈发兵训练，也谈群众中的好人好事和生活困难，一切围绕战备这个中心。我觉得连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都已燃起杀敌的怒火，可见整个胶东确实已铸成了铜壁铁墙，正如当时各村墙头上的标语和漫画上说的：“蒋介石进攻胶东，好比是蛇吞象，自取灭亡！” 　　10月，我告别了第二个爹妈兄妹，奉命集中开赴昆嵛县的葛家集，准备继续实行渡海突围计划。在葛家集住了一个月，喜讯传来，我军主力在9份即突围出动打敌人的屁股，并在西边胶河打了大胜仗。范汉杰“一个月消灭共军主力”的牛皮吹破了，反被我军消灭3500人，转攻为守，退缩固守几个重点城镇，而我军则转入反攻阶段，局势好转了。11月底，领导上动员轻装，准备急行军突围。我恋恋不舍地把北撤以来的全部日记、书籍和一条心爱的毛毯送给了老乡。队伍调头西向，重过胶济路，跳出包围圈，年底到达安邱县，终于回到华中分局领导机关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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