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和5月4日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那轰鸣的飞机、呼啸的炸弹、冲天的火光、奔涌的鲜血、成山的尸骨，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许早随历史的烟尘飘向九天，顺着长江的波涛流进大海……硝烟远去了，炮声也远去了！ 　　然而硝烟和炮声真的远去了吗？ 　　 　　1998年7月8日，《华西都市报》刊发了一条《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成立》的消息，报道称：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日本侵略者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研究中心已派出3个调研组到各地收集采访重庆大轰炸的史实资料。当晚，记者接到一位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的电话。老人名叫李朝荣，是重庆印制公司三厂退休工人，祖居重庆十八梯。作为“大轰炸”的受害者和大难不死的幸存者，老人一再强调“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希望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惨烈的历史真实地讲述给后人，“以慰大轰炸惨死者的在天冤魂”！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与李朝荣老人取得了联系，聆听了老人满腔悲愤的诉说…… 　　 　　5月3日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三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钟…… 　　我叫李朝荣，1927年农历腊月初二出生，祖祖辈辈生活在重庆，大概有十多代了吧。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国民党陪都重庆时我才十二岁。说来也怪，六十年过去了，我也亲身经历了不少的事儿，可年龄一大，好多事都忘得差不多啦，只有那次大轰炸的惨状却咋都忘不了。———你说叫我咋个忘呢？轰炸中，我的父母没了，兄弟没了，家也没了，自己也是绝处逢生，从尸体堆里捡了条命出来。 　　我家当时就住在重庆十八梯双桅子巷的一大间木瓦平房里。记得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大间里隔成三间，里面两间住人，外面一间是灶房和吃饭的地方。父亲李树森，才三十多岁。当时，十八梯一带没有自来水，大户人家在小院里挖井，一般的贫民百姓都吃长江水。这样，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父亲给别人挑水换钱养家糊口。母亲李胥氏，常年在十八梯当铺里给别人缝衣服挣点钱补贴家里。那个时候生活虽然贫穷，但毕竟有一家人，活路忙完后，也还有说有笑的。我和弟弟都很巴贴父母，他们再苦再累，一天下来总要一边一个抱抱我们，不过兄弟那会儿才四岁多，抱得要多些。 　　1938年开春那阵，就听说日本人的飞机要来炸重庆，但不知咋回事，话传得凶得很，飞机却一直没来。就在日本人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就真的一天比一天慌起来了。保甲长挨家挨户筹钱准备挖防空洞。每户平摊一块钱，家境好一点的给两块、三块，实在太穷的就免了（当时一个劳动力干一个月也就两块钱左右）。随后又成立了防护团，属于民间组织。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加上缺乏物资、经费、技术和人力，所挖的防空洞和防空壕很少，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当时最大的防空洞要算十八梯旁边的观音岩洞。那时要进防空洞，每人要交10块钱办“防空证”。只有少数有钱人家才交得起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买不起“防空证”。 　　那个时候，倒是防护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防护团很简单，只要有力气，年龄在16－30岁之间就可以报名。我认识一个防护团的，是我们十八梯一个开草药铺家的儿子，叫傅二娃，16岁。我们小时候就常在一起耍。关系非常好。他比我大一些，常常在娃娃们吵嘴打架时护着我。傅二娃参加防护团后，穿上了灰制服，很神气。防护团的总部设在当时的夫子祠，整天听训话、练动员疏散和伤员救护。 　　为预防空袭，防护团和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许多制高点都搭起一个架子，上面套上几根绳，每根绳上挂个灯笼，有红色和绿色两种，直径有1米多。当日本飞机向这方飞来，预袭警报拉响时，架子上就挂出一个红灯笼。当空袭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两个红灯笼。当紧急警报拉响时，就挂出三个红灯笼，当日本飞机飞到重庆市区上空时，三个红灯笼同时被放下，日本飞机的炸弹也就几乎同时往下掉了。如遇空袭警报解除或两次轰炸的间隙，架子上就会挂出一个绿灯笼，意思是人们可从防空洞出来透透气，休息一会儿。当时市中区的较场口、枇杷山、鹅岭，南岸的黄桷丫、洋石灰厂等地都有这种架子。 　　国民党的防空部队，在山头布置了不少的机枪钢炮，就是打不下日本人的飞机。 　　5月3日那天天气很好，日本鬼子的飞机是说来就来，从预袭警报拉响到三个红灯笼挂出，大概也就十多分钟。以前的轰炸，我们一家人和邻居差不多都躲过了，可这次却再也没躲过，死的死，伤的伤，整个十八梯成了一片焦土、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尸体。你们看我这后颈项上的疤就是那次轰炸留下的。我今年七十多了，“大轰炸”离今天差不多整整一个甲子年，它留给我的不仅是伤痛，而且是对日本强盗刻骨铭心的仇恨！ 　　 　　我顺着十八梯往较场口方向爬，在石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防空洞门口，那尸体堆起了两座山！ 　　5月3号下午一点半，三长两短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较场口的架子上马上挂出了三个红灯笼，街上的人都开始四处躲藏了。但是这次日本人的飞机来得太快了，两点钟大概还不到吧，飞机就已经临了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老鸦一样，飞得很低，很快就响起了炸弹的尖啸声。 　　警报响起的时候，我父亲正挑了一担水走在十八梯的街上，母亲也还在当铺缝衣裳，我在家煮好饭，正等着父母和在外玩耍的弟弟回来吃。飞机临头时，父亲搁下水桶高喊着母亲往家里跑。我站在门口大声喊着弟弟的名字。 　　父母冲进屋里，像往常躲飞机一样，把吃饭用的大木桌抬到里屋，把家里所有的棉絮铺在桌子上。母亲急切地询问着弟弟在哪里？这时我看见善良心细的父亲，正扯着一张篾席，搭在桌上的棉絮上，他担心日本飞机轰炸会搞脏棉被。我急忙迈出门坎去找弟弟，并下意识地回了一下头，看见父亲拉着母亲往桌子下面钻……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母亲的情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就在我冲出大门两三米的一刹那，只听一声巨响，地皮一抖，两耳一聋，眼前一黑，一股巨大的热浪从后面推来，便什么都不晓得了…… 　　现在想来很幼稚，躲在桌子底下咋能躲过飞机炸弹？ 　　两天后，当我醒来时，正躺在仁爱堂医院的病床上。仁爱堂医院是当时英国人建在重庆的一所红十字救济医院，位置就在天灯街，很大一幢楼，楼顶上挂着英国的国旗。不知是那面英国国旗起了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仁爱堂医院一次都未被炸过。 　　日本人把繁华的重庆城炸成了一个烂摊子，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被炸死、烧死，根本躲不了。许多都是整家整家地死光了。 　　那时，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防护团员们。他们为了及时灭火、救护伤员，在火光中，在爆炸声中，充当了老百姓的“救世主”，而自己随时面临牺牲。当时，防护团在马路边，街道角落里也搭建了防空棚——浅浅地挖了一个洞或坑，在坑里洞边栽上几根碗口粗的圆木，上面再横放几根，搭成一个架子，架子上再密密地架上许多圆木，圆木上面盖些草，草上再铺尺把厚的土。敌机轰炸时，他们就可随时往这里边躲。然而防空棚不管用，我亲眼看到一个防护团员靠在一个防空棚的粗大立柱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枚长长的像把剑似的弹片从他的胸腹部直直地切了进去，把他死死地钉在了柱子上。 　　看到这些情景，我恨不得变成一发炮弹，冲上天去把日本强盗的飞机炸它个稀巴烂！不久，曾经救过我的傅二娃也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今年的5月3号，重庆市为悼念那次大轰炸中遇难的同胞，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我又专程来到十八梯，听着那熟悉、恐惧的声音，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禁不住老泪直流……60年过去了，我的心依然没有平静。我不晓得，那些埋在地下的成千上万的死难者的冤魂，是否和我一样，也没有平静……

原文 发表于重庆热线——重庆大轰炸  浏览：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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