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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老家在州城北门街3号,父亲聂鸿仪是玉溪中医师。光绪壬寅年(1902年),聂鸿仪和续弦妻子峨山人彭寂宽适居昆明,继续行医。1912年2月15日,聂耳诞生在昆明甬道街72号,徘行第四。
聂耳从出生后到他1930年7月离开昆明去上海的18年中,他曾多次从昆明回到故乡玉溪。但是,他究竟回来过几次?是何年何月回来的?回来做什么?至今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笔者最近在研究有关聂耳的课题,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次说:出自云南著名学者徐嘉瑞。 此说显然不准确。仅见于云南著名学者徐嘉瑞写于1943年,发表于1945年10月《中原》杂志的文章《聂耳的一生》。文中这样说:“(他)原籍虽然是玉溪,可是生在昆明,只到过玉溪一次,他的口音,也不是玉溪的口音。他有语言的天才,回家去演剧,就说玉溪话,连家乡人都分辨不出来……”(转引自1985年1月《玉溪市志资料选刊》第6辑)。徐嘉瑞虽然是聂耳同乡、同时代的文人,从文中也看得出他是读过聂耳的日记的,但限于当时的资料不多,作出这样不准确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二次说:据《聂耳日记》。 此说的根据是聂耳的日记。查遍《聂耳日记》一书,的确只有1927年(民国十六年)他初中毕业后回玉溪老家复习功课的19篇(农历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初十日)日记,和1928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回玉溪时的两篇日记。书中给这后两篇加的标题是“民国十七年二次回玉溪之日记”。可见编者认为这是聂耳的第二次回故乡。(从下文可知,其实这应该是第三次了。) 三次说:见于玉溪地方史志工作者著作。 这是长期以来比较为大家认可的说法。曾出现在许多正式的场合和出版物中。但是,在时间上却不尽相同,各有各的说法。如:李美先生在《聂耳故居的保护与修缮》(载《云南文物》1992年第32期)一文中说:“聂耳在青少年时期,曾先后三次回玉溪探亲和进行文艺宣传演出。1920年冬季,昆明师范附小毕业后,跟母亲到玉溪探亲:1927年,初中毕业后,又回玉溪探亲,住在故居,预习功课,准备考省立第一师范;1929年2月,随省师学生回玉溪进行文艺宣传演出。”在崎松与伊人合编的《聂耳与国歌》(1990年7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持“三次说”,但同一本书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在本书的《聂耳与民间文艺》一文中这样写着:“他先后多次回到玉溪,第一次是在他九岁初小毕业时随母亲及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去峨山探望外公外婆”;“1927年农历六月下旬,聂耳初中毕业后,他母亲为了想在家乡给他找一份适当的工作,就和聂耳第二次回到玉溪。”“聂耳第三次到玉溪,是在1928年他在省师读书时的暑假……聂耳同谢弼晋、马天拄等人结伴到玉溪后,办起民众夜校,开展文艺宣传活动……”这里说的与上面李美先生的说法有两点不同,一是,第一次回乡的时间前者说是“1920年的冬季”,后者说是“聂耳九岁”(1921年)时;二是,第三次回乡的时间,前者说是“1929年2月”后者说是“1928年的暑假”。 可是在本书的《聂耳简要年谱》中,编著者却又将聂耳第一次随母亲回乡探亲这件事放在了“一九二0年”的记事中。在一九二八年的大事记中,又没有关于聂耳回乡的记载。而将聂耳第三次回玉溪的时间定在:“一九三零年,十九岁,二月间,随省师学生回玉溪宣传演出。”出现上述这样前后矛盾的表述,不知是何原因,或者是当时在记叙中的不够周密所致,或者是因为崎松先生将聂耳曾经两次回玉溪进行文艺宣传演出的事弄混淆了。 今年6月由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编辑出版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大型画册,基本上采用了崎松先生在《聂耳与民间文艺》中的说法:“聂耳三次从昆明回祖籍玉溪。”时间也相同。 四次说:据崎松的研究文章。 此说正式见诸于文字,是发表在2004年第1期《玉溪艺坛》上崎松先生的《聂耳的族谱·家谱·年谱》一文中。在年谱里,我们可以看到聂耳曾经先后四次回玉溪,时间分别是:1921年的假期(探望外公),1927年的假期(复习功课),1928年(未说明做什么,只说“写下日记两篇”),1930年的2月2日(宣传演出)。 此说比“三次说”进了一步,补充了聂耳日记中有记载的1928年2月回来那一次,更接近于事实。但是,仍然没有回答聂耳回乡进行文艺宣传演出究竟是一次还是两次的问题。而弄清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确定聂耳回乡到底有几次。因为前面那三次,已有日记和亲人的回忆可以证明,不存在争议。 通过对一些可信的资料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可以确定:聂耳为文艺宣传的目的曾经“两次”而不是“一次”回到家乡玉溪。第一次就是1928年的暑假期间(这就是崎松《聂耳与民间文艺》)中说的“第三次回乡”)。第二次是在1930年的寒假期间。(这就是崎松在《聂耳简要年谱》中所表述的又一个“第三次回玉溪”)。这两次都有下面这些可靠的资料来证明。 先说1928年的这一次。除了崎松《聂耳与民间文艺》中的记叙之外,早在1980年,玉溪地方史志专家李文彦先生在《人民音乐家聂耳》(1980年首发于香港《大公报》)一文中就明确地写道:“1928年,他利用暑假,和‘玉溪青年改进会’的会员一起,专程回到家乡,举办游艺晚会,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女店主》、《少奶奶的扇子》等一批新剧。”与此相佐证的,还有与聂耳同在玉溪青年改进会的省立一中学生卢光喜(现系玉溪籍台胞)写的《我和聂耳等回玉溪演出的回忆》(载1988年《玉溪市文史资料》第四辑),文中说:“记得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暑期,我们回玉溪来宣传演出……聂耳和他的朋友赵金宝也来了,他们多半是搞乐器的……” 再说1930年聂耳第二次回玉溪宣传演出。除了崎松先生先后在《聂耳简要年谱》和《聂耳的族谱·家谱·年谱》等文中反复提到之外,还有尚健在的、当年与聂耳同台演出过的杨瑢波老人的亲身回忆作铁证。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了。而且,在杨瑢波的记忆中,还提到:“旅省学会的同学经常利用寒暑假来玉溪活动。”“聂耳每次来玉溪都会到我家里玩”。这就还可以从侧面证明:聂耳来玉溪搞文艺宣传活动决不止1930年寒假这一次。 五次说:经过长期对聂耳的深入研究,由笔者提出。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确认:聂耳青少年时期曾经五次回到家乡玉溪,而不是三次或四次。按时间顺序排列是:1921年(聂耳九岁时);1927年的7月20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至8月7日(七月初十);1928年的2月;1928年暑假;1930年寒假。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第五次回乡,绝不可能是在1929年。因为聂耳从1928年的11月30日就离家参加了十六军,辗转越南、香港、广州、湖南等地,直到1929年的5月6日才回到昆明。怎么可能在1929年的2月来玉溪搞宣传演出呢?另外,1992年7月出版的《玉溪市志》(县级市)的“聂耳传”中,也将聂耳回玉溪说成是“1929年的暑假”,在“大事记”中明确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经查证:聂耳在1929年8月3日写给他二哥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个学期的暑假绝不会延长了,大概五号开学,就要积极筹备开学……”由此可以推断,在8月3号之前和之后的一、两天中,聂耳也不可能回玉溪来搞文艺宣传活动。之所以会出现“1929年聂耳回乡搞文艺宣传”这样的错误说法,可能是将1928年暑假的那次和1930年寒假的那次,张冠李戴地安在1929年了。 这五次回乡中,有一次是探亲,一次是温习功课,两次是从事进步的文艺宣传活动。还有1928年2月的这一次,仅见于残缺的日记(只有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两天)记载中“进城后即至舅父家,进门即见黑漆棺木一口,余大惊,后见外祖父,坐在天井中,病仍是不轻不重……”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可以猜测聂耳来探视过病中的外公(聂鸿仪第一任妻子王氏的父亲),但尚没有其他的旁证,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聂耳是玉溪人民的伟大儿子。聂耳和故乡玉溪直接接触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目前存在着比较混乱的多种说法,应该认真地通过调查研究,追本溯源,予以澄清,以不负“聂耳故乡”的名声。正是本着这样的愿望,笔者作出了以上的分析和结论,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掌握不全,可能不一定正确,欢迎专家们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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