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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曦东
仲曦东(Zhong Xidong 1915.10.3~1984.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2.5~1982.4)。山东黄县人。1937年入党。长期担任军队领导职务。1945年10月,作为中共烟台驻军政委与美军谈判,迫使美军舰队离开烟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1年入外交部。曾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1.7~1969.5)和驻坦桑尼亚大使(1969.6~1972.3)。其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几内亚国庆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与卢旺达谈判建交。任副外长期间,1978年9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同越南政府代表团举行关于越南华侨问题谈判。1979年4月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中越副外长级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处理中越两国关系问题的八项原则建议。1984年6月任中非友协会长。 《先锋:倾听新中国大使夫人的讲述》收入了四位女性传奇的经历,她们是她们所属的革命年代的“先锋”和“前卫”,而在今天,对于大多数倾听者来说,她们的讲述却是意味着某种历史与传统。 她们是上世纪20年代襁褓中的女婴,是30年代的“红小鬼”,40年代的八路军。她们在枪林弹雨中成长,结婚,战天斗地,生儿育女。在50年代,她们又站在了新中国与世界对话的第一线。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英雄们现在要学习“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了,这可怎么是好?黄镇将军是中国外交史不可绕开的人物,他不仅是首任驻匈牙利大使,首任驻法大使,也是1973年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主任,他的夫人朱霖,做姑娘时的名字叫文佩卿,改名叫朱霖可大有讲究,朱是我们总司令的姓,霖是及时雨,朱霖就是希望普降红色甘霖雨的意思。她战争年代出生入死,1949年回到老家时,她二爷爷拉着她的手辨认了半天,终于背出一句戏文:“我孩儿——真是木兰从军一十二载啊!”翟晓光因此在编定她的口述时给拟定的题目就叫《木兰辞》。 朱霖回忆1951年成为大使夫人之后,不得不跑到旧货市场去置了两件旧旗袍,“穿上一照镜子,哎呀,简直就是旧社会的太太了,当时竟难受得哭了一场”,但还是不得不穿,高跟鞋她也受不了,所以把这玩艺儿叫“外交鞋”,意思是只有必须参加外事活动,才穿上它。到了匈牙利之后,大使夫妇经常被邀请参加音乐会,朱霖要不停地用两手交替揪手背,怕自己睡着了,周总理说,“外交无小事”,她们都牢记在心,虽然文化趣味不同,对于自己职责的理解和坚守,却是哪行哪业,何时何地都需要的。 新中国的第一拨大使,10个大使10个将军,姬鹏飞、黄镇、耿飚、王幼平等等都是带兵打过仗的。最初中央的决定是准备让张闻天做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耿飚为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但后来由于美国作梗,联合国就去不了了,耿飚于是被派到了瑞典,算是我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任大使。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有一次一个瑞典的军官问耿飚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说大概十几万,那军官马上立正敬礼,说:“您统率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啊。”然而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是瑞典人家喻户晓的“自己开车的大使”。可见在中国外交战线上的民主生活,很大程度上来自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这是向有传统的。 也许在最近的语境中,书中的一个故事值得我们再次复述: 1960年9月2日,在古巴哈瓦那的西维卡广场,也就是后来的革命广场,面对几百万古巴人民,卡斯特罗忽然走到中国驻古巴新华社分社社长曾涛身边,将他拉到自己讲话的地方,高高举起他们握紧的手,大声地宣布:“中国的代表就在这里!从现在起,断绝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 多年以后,年逾八旬的曾涛夫人,也是当时的驻古巴外交代表处秘书,朱黎清女士回忆起当年那梦幻般的一刻时,仍然激动不已。“他就这样宣布和我们建交了!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建交,世界上哪有呀?这样的场面哪有呀?”的确没有,过去没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也不会有。在霸权的文明话语与乏味的外交辞令遍布全球的时代,只有那些共同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勇士们,以及继承了他们的民主理想与光荣战功的后人们,才会真正理解他们的光荣,他们的“泪与笑”。 合上书本,我眼前又浮现出仲曦东将军夫人刘锦琳老人回忆中的一幅图景。1939年的冬天,13岁的刘锦琳跟着姐姐(即刘金寿同志)寻找党组织的根据地。走过蓬莱,她看到一片的石头,她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石头,“山连着山,石头压着石头,房子也是石头盖的,高高低低的村庄,没有平地,村子里的河水在石间流淌”,我相信当老太太说到这里时,眼神中一定充满了无限的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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