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刚刚崭露头角的张君秋第一次走进了上海这个繁华的东方大都市。并且，很快就以其天赋佳喉及俊美的扮相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从而迅速走红大江南北。从此，他的命运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引发了他的半世姻缘。 　　 　　青岛邂逅 　　 　　年轻的张君秋，在舞台上是观众追捧的对象，在生活中，更成了许多女性观众的宠儿。在弄清了张君秋本是男儿之后，更有许多人为之颠狂。据张派艺术研究专家安志强说，那时，有时候前排的座位占满了，就在舞台的两侧加座，一般都是太太、小姐订座。有些倾慕他的，还去后台给他递条子，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吃吃饭、喝喝茶什么的。那个时候，张的母亲每次都相随赴沪，生活方面管得很严。而众多追捧的女性，也并没有真正留住张君秋的目光。或许他还在等待，等待那不可逃脱的姻缘。终于，一个俏丽动人的身影进入了张君秋的视线，并且一发而不可收的引发了张君秋的半世情缘。她就是后来成为张君秋夫人，并为之生育、抚养了七个儿女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吴励箴。 　　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吴励箴，是名号为“螺江颐”的，上海知名银行家的大女儿。吴家是福建人，这位“螺江颐”堂主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投身金融界，据吴家后人回忆，四十年代曾任国华银行（一说“金城”银行）的董事长。吴励箴是他的大女儿。她现在美国的妹妹，一提起这位大姐，就说她是“绝顶的漂亮、绝顶的聪明”，不仅学业出色，而且还会游泳，会打篮球，会骑自行车，这在二三十代的女性说来，是十分前卫的。也许正因为此，他的父亲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她能够门当户对，嫁给金融界或商界的青年才俊。但是，吴大小姐好像对周围的倾慕者都没有感觉，而是看中了当时身为红伶的张君秋。而这段姻缘的起源，仅仅是在青岛的一次邂逅。据她的妹妹回忆，1941年的夏天，她们姐妹在假期中去青岛度假，正巧张君秋也在那里演出，同住一家饭店。张先生白天在房间里吊嗓、说戏，引起了吴大小姐的注意，也许那时就有了来往。据张学浩说，当时跟我父亲在一起的人，也觉得有这么一位漂亮小姐，但是这个时间不长的。而这一邂逅，使得张君秋的影子在吴励箴的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也使她爱屋及乌，爱上了京剧，甚至从学校上完课以后，就到当时的上海戏曲学校找关鸿宾老师学戏，并且与“正字辈”的演员顾正秋、张正芳成了好朋友。张正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吴励箴来学校时的情景，说她很漂亮，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老是这么往上一推一推，每次穿着高跟鞋，都是下午四点钟以前到达我们学校，我们关鸿宾老师就专程等她来给她上课。据张学浩回忆，小时候在家里还看见过母亲，有两张剧照《凤还巢》的剧照，可惜“文革”时跟许多照片一起被抄家的红卫兵烧掉了。 　　 　　情无反顾 　　 　　吴励箴和张君秋再一次见面是在张君秋1943年到上海演出期间，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据说，他们常在淮海路的上海西餐社约会。 　　吴励箴和张君秋的感情，很快召来了巨大的阻力，首先反对的，是吴励箴的家庭，她的父亲。吴老先生是福建人，对京剧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作为生意人，对我父亲这样“唱戏的”，就是当时所谓的戏子，根本就不屑一顾的。张君秋之子张学浩曾说：“名伶到上海这个码头来，为了我自己的面子，为你们接风，给你们做做排场，我可以送你们料子做服装，可以请你们吃饭，但是要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你张君秋，这是谈也不要谈的事情”。 　　上世纪四十年代，演员尤其是名演员，虽然可以成为许多人追逐的偶像、明星。然而，在社会的主流意识中，仍然不能摆脱戏子的地位。尤其是上流社会，对于戏子是绝对不能接纳的。同样出身名门、有着教会学校教育背景的言派名票宋湛清先生在回忆起跟随言菊朋先生学习的经历时，同样有着无限感慨。虽然言菊朋本身并非梨园世家，也是票友下海，但是也他与表兄言派名家李家载都不能拜他为师，一句话，玩票可以，不能有实质关系，不能以此为业。 　　而吴励箴和张君秋的感情很快成了新闻，吴励箴的父亲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坚决阻止。然而，吴励箴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张君秋的家。据张学浩说：我母亲的年轻时性格是有点叛逆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爱得死去活来，爱得没天没地了那种。什么也不顾了，就是我爱上了，我就一定要跟定他了，打点行囊，自己就单独北上了。连我父亲那会儿，在北京都感到非常突然。 　　 　　吴励箴的行为，不仅遭到吴家的反对，而在张君秋的家中，也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虽然，当时的法律允许一夫多妻，但是，张家也认为这样太委屈这位大小姐了。张学浩说：“我父亲是个大孝子，什么是事情都是奶奶说了算。我奶奶就劝说我母亲，说你是大学生，你还有很好的前途，家里头也不适合你。当就派一位先生，陪我母亲回上海。但是吴励箴嘴上答应，却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到了上海，她就跟送的人说了，我已经到上海了，你可以回去了。送的人好容易来趟上海，那么在上海再买点东西，再逛一逛，他还没有回到北京，吴励箴已经买了飞机票返回北京了。这样，吴励箴进入张家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 　　 　　相夫教子 　　 　　1944年，对于张君秋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这一年，吴励箴最终走进了张家的大门，成了张君秋的生活伴侣。第二年，张君秋重整旗鼓，创立“秋社”，自任社长，挂头牌。从而开始了完全自主的艺术生涯。与此同时，吴励箴也默默地把自己融进了张君秋的生活，开始了她一生中一个崭新的历程。她走进张家，是抱定了决心的，在进入张家大门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交给了张君秋的母亲。张学浩说，“她也知道北方封建家庭，对老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进门首先就把自己的私房钱，还有黄金首饰之类东西，全部交给老太太了。实际上，吴励箴交出的不仅是首饰和私房钱，也是她全部的人生。从此她就成了这个北方旧式家庭中尽心尽职的儿媳妇了。正像她的子女们后来回忆的那样，完全摆脱了她当初的大小姐派头，全身心地就投入到为我父亲的奉献当中去了。张学浩说，我们原来的家庭是个老派家庭，早上要给奶奶请安，那会儿奶奶还抽点大烟，她得给奶奶点烟，完了要料理我父亲的一切生活起居。 　　从张君秋的家庭角度来讲，吴励箴的到来，并不仅仅是添了一个儿媳妇。这个大上海银行家的女儿，也各这个旧式家庭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张君秋的女儿张学采回忆说，我觉得我父亲按说应该是戏剧界的，应该有一套老的生活习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受我妈妈的影响，就是生活比较不是那样的老派，而是比较的西化。我家用的家私都是欧式的、西班牙式的，我妈妈喜欢水晶的摆设、装潢；我爸爸的艺术观点上都受妈妈的影响，他就很早接触西方的音乐。，我就记得我爸爸说过，以前在香港我妈妈都会带他去逛书市，去买一些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跟妈妈去新华书店，一买就是几摞书拎回家来。 　　张学采回忆说：有一个朋友帮我父亲画了一幅油画，是《望江亭》。我爸爸端详说，画得真不错！你看这嘴形了吗，就是照你妈的那个嘴画的，多好看那！ 　　 　　吴励箴在张君秋的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家私和摆设，她的一言一行，对张君秋有着巨大的近乎启蒙的影响。同时，作为家庭主妇，吴励箴相夫教子，默默承担了家庭中的大量杂务。张学浩说，我是我母亲生的头一个男孩子，当时我母亲就拿出一本书，是红纸，从封面到里面全是红色的纸，就是《爱的教育》，一面是中文的，一面是英文的，那会儿给我讲这种故事，不管是对待动物啊，对待老人啊，对待生活一切啊，它都教育你充满爱心，从这一点去出发，其实从我母亲来讲，真是处处与人为善，处处为人想到的特别多。 　　张君秋的大弟子薛亚萍的回忆特别感人，她说，师娘她跟我老师的那个恩爱啊，虽然我小，十几岁，但是看在眼里，心里特明白，她对老师那个疼，真是无微不至。 　　吴励箴不仅维系着张君秋的家庭和孩子，同时还无微不至地为张君秋维系着同事、朋友以及一切相关的人际关系。薛亚萍说，有时候啊，我老师特逗，他请了谁来吃饭，有时候他就忘了。第二天呼呼来好些人，师娘赶快给我钱，让我坐门口的黄包车，赶快去上晋阳饭庄端菜去，就这样，就各方面替我老师安排的，就是哪怕有一点漏洞，她都赶快要弥补上。 　　1948年张君秋与马连良、俞振飞赴在香港演出，期间，吴励箴带着年幼的儿子随侍张君秋左右，并且在香港生下了女儿学华。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们在香港的演出按照当时税务的条例，是可以免除的。也许是戏班的人不懂英文，产生了什么误会，于是乎有税局的就来函要追讨，吴励箴就出面去跟他们交涉，很容易就解释了误会。后来，张先生对女儿学华说，幸亏你妈会说英文，要不然跟他们搞不清楚！ 　　吴励箴以她的学识和教养，帮助张君秋摆脱了难关，同时也让张君秋对她增加了新的了解。两人的感情进一步融洽了。香港并不是张君秋的久留之地，1951年，张君秋回到了北京。吴励箴也随之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张君秋一家人的生活仍旧保持着以往的热闹、温馨。吴励箴依然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默默地为丈夫打理着一切。 　　在家庭中的吴励箴，从不直接参与张君秋的业务，然而，她对于子女以及张君秋的学生在学习、以及艺术上自有一套严格的要求。薛亚萍说，张学聪是张先生的小女儿，外号叫“猴皮筋”，那时候她就特别聪明。我那会儿学《诗文会》，这出戏的腔特别复杂，学不上来，她都会唱，我就找她去：小猴丫头，再给我唱一遍。她那会就跟我闹，就不唱。后来师娘出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我说我想让她给我唱唱《诗文会》，她不唱，后来学聪说，她不跟我玩！我还记得特清楚呢，师娘就说：玩重要，学戏重要啊？像这样小事很多。 　　吴励箴的帮助和影响，使张君秋免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君秋和他的秋社一起，走过了一段辉煌的道路。年轻的张君秋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薛亚萍说，我的师娘是一位“好儿媳妇、好太太、好母亲、好师娘，如果没有她的奉献，也没有我老师，在六十年代那样的辉煌”。 　　 　　艰辛晚年 　　 　　然而这种温馨并没有延续很久。很快，六十年代后期的文革开始了，张君秋被关进了黑屋，家也被炒了。而吴励箴则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段艰辛的历程。1966年张先生一家被扫地出门，全家人住进一间半房。每个人的生活费是9元钱，子女们全部住校，或是插队落户，家里只剩下最小的女儿学聪和儿子学沄。有一天在院子里接水洗脸，吴励箴不慎摔倒，头也摔破了，孩子求街坊蹬一个平板三轮车，把她送到友谊医院，医院一看是剃阴阳头的，说是阶级敌人，就不收，就把病人搁在楼道里了。张学聪回忆说，后来人家知道是张君秋的爱人，就要张君秋自己来。可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关黑屋，是被人管制的。等我们跑到二团去跟他讲，妈妈摔倒了，现在在医院，我爸爸两个眼睛瞪得吓死了。就说不行，要带我去，可是门口还有人看着，就说不能走，我爸爸当时根本就不顾了，也跟神经了似的，也不管我们跟不上，跟得上就往外跑。到了友谊医院，我爸爸见到是穿白衣服的就说我是张君秋，你们要整的是我，你们要把她先推进房间治病去。后来那些人就把负责的人给找来了，就把当时负责的值班医生给找来了，我爸爸就说什么事情都好讲的，说你们怎么处分我也行，但是你们要先把她推进去看病，就这样人家就去碰头去了，回来就说我们把她先给弄到急诊室去，这样我爸爸，人家就让他走，说你不许看，他说我为什么不能看，这是我太太，一定就站在那儿看他们整个过程做完了。 　　吴励箴把一生都献给了张君秋和张君秋的事业，1969年，当宣布被管制的张君秋获得解放的时候，吴励箴悲喜交集。在极度的高兴之余，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张学采回忆说，文革时她始终担心我爸爸，怕他想不开，怕我爸爸也走绝路，等到爸爸一“解放”，我妈妈的担心没有了。1969年，我们刚去了内蒙不久，就宣布我爸爸解放了。是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来宣布，他说，“江青同志的指示，他可以解放了，希望他可以为人民立新功”。第二天，我母亲就去世了，因为她太高兴了，所以她去世了！ 　　 　　据说是早晨张君秋上班走了，她洗脸的时候够倒在了那个洗脸池子的地上，等两个孩子上学回来，就看见妈妈倒在地上，送到家附近的医院已经是太迟了！ 　　 　　吴励箴为她的爱情，走完了一生。而张君秋对于这位夫人，也一直在心里留有一个美好的印记。张学华说，只要我和我爸爸单独出去，去走一走，或者在车上，我爸爸都会说，真想你妈，她多好啊，她最疼我了，都不止一次两次的这样说。我爸爸始终还是觉得，跟妈妈在一起他是最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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