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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度广东省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纪念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事业的奠基人吴江霖教授/博士逝世十周年,是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即为此而作。吴老晚年执教于原广州师范学院(现广州大学),因而广州师范学院便成了学界公认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发祥地”。作为吴老的众多弟子的一员,本文作者一直感念于他老人家的教诲。
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吴江霖教授/博士的学术生平,然后从三个方面对吴老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观点做一概要述评,藉此帮助读者了解这位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以此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 关键词:吴江霖;社会心理学;学术思想 吴江霖教授生平 吴江霖(1914年2月3日-1995年4月7日),福建省晋江县人。1932年考入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1936年夏毕业;同年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心理学家萧孝嵘先生,1937年夏结业。接着又被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育心理部录取,继续攻读研究生,并于1939年8月获硕士学位。1945年12月,赴美国Syracuse大学留学,师从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F. H. Allport),并于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心理学科,社会心理学专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风俗情境中的J-曲线分布》,奥尔波特在其自传中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正如他所说的“我的中国学生吴江霖,以最严谨的技术完成了一篇在风俗情境中J-曲线分布的博士论文”,并称之为“具有策略性和优美的小型‘杰作’”。同年回国后,历任厦门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师范学院教授、广州师范学院教授兼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吴江霖教授作为主要倡导者之一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前身),并成为该学会负责学术事务的常务副会长,后任学会顾问直至逝世;同年,他应邀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系统地讲授社会心理学课程,许多当年的学员后来都成了各地社会心理学教学与研究队伍的中坚。1984年,吴江霖教授又应邀在南开大学主讲社会心理学课程,继续为全国各地高校培养社会心理学师资;同年,在广州师范学院招收了中国第一批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之后每年招生不辍直至逝世,为我国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社会心理学专门人才。1985年,吴江霖教授发起成立了广东省社会心理学会,并首任会长。 吴江霖教授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涉足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大领域,而以影响而言,则后者远胜于前者。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1982年以后,在如何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这一重大问题上,吴江霖教授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曾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们就对他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观点作一简要回顾,藉此我们可以从几个侧面了解这位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以此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之情。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 社会心理学在整个心理科学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学科地位,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亟待重建的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吴江霖教授在1982年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一个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学术报告,郑重地对此问题作出了回答:“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是心理科学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吴江霖,1991)。这里涉及吴江霖对人的心理活动何以产生的根本看法。他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乃是人脑对客观现实(包括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人脑对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内部化(internalization)。他还认为,就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这两个心理活动的来源来说,后者居于主导地位,这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那里得到有力的证实。在这重意义上,吴江霖把人的复杂心理活动的产生,归结为人的生理运动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接触各种社会因素并受其影响和塑造的结果,“人的心理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化了的生理运动’(socialized physiological movements)。因之,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基础便构成心理学的另一重大任务,把普通心理理学中研究心理活动的社会基础这一侧面独立出来,给予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便构成心理学的另一重要分门,称社会心理学”(吴江霖,1991)。 应当指出的是,吴江霖关于社会心理学是心理科学的一大支柱的观点,一方面可以说是融汇他一生思考的灼见,他主编的《心理学概论》这一普通心理学教本(1996,2003),无论是体系构架还是具体内容,社会心理学都是一个有机的构成;另一方面,他的这一观点在1982年明确提出,显然不乏时代意义,从某种意义看,它对经历了三十多年断层而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社会心理学来说,不仅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力量动员的意义。 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多重视野 西方社会心理学从1908年正式诞生始就一直同时存在着两种社会心理学:一种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另一种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这一事实众人皆知。吴江霖教授认为,西方社会心理学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还发展起另一种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即比较文化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他指出,三种社会心理学同时存在,一方面说明西方社会心理学还没有定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三种社会心理学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 通过互相吸取和融合彼此的技术和成果而得到发展。他还明确指出,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需要吸取西方三种社会心理学已有的成果,并吸引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等的共同参与。 按照吴江霖的看法,社会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心理活动(内潜的和外显的)的变化发展的科学,而个体的心理活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的心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下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调节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它需要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才能对社会心理现象作出全面、完备的理解。吴江霖这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一门跨界学科,因此需要多学科来共同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从其提出开始就为众人接受并付诸实践。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吸收了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参加,各地相继成立的分会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值得指出的是,吴江霖在其学术生涯后期曾一度非常关注文化因素对社会心理活动的调节和影响作用,在多种场合推介西方比较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才成果与技术,并指导多名研究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这些成果最后体现在由他主编的专著《民族社会心理学——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 (吴江霖等,1993)上。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奥尔波特是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大师,作为他的弟子,吴江霖教授无疑也接受了他的思想真缔。吴江霖曾强调: 在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实验研究,研究的开展必须在对大量数据作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作定性分析,取得可靠而有用的成果(吴江霖,1991)。一方面,这是社会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刚刚起步,距离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还非常遥远,因此必须依赖以第一手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才能发展起来。吴江霖并非不重视定性分析,但他反对玄想的、满足于单纯思辩式的研究,更反对用文学描述来代替心理学的实证分析。为此,吴江霖提倡社会心理学的多样化研究技术。在他的构想里,“实验”一词是广义的,它不限于实验室实验或现场实验,而是指包括实验方法在内的所有客观研究方法(吴江霖,1991)。这些方法具体来说包括:(1)实验室实验,(2)现场实验,(3)系统观察,(4)比较文化研究,(5)档案研究,(6)测量法,(7)统计法,(8)模拟法,(9)访问法,(10)问卷法。吴江霖指出,我们从事每一项社会心理学科学研究,都可以采用上述的其中一种方沃,也可以同时采用几种方法,虽然这样做要付出巨大劳动,但收到的乃是最宝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应当说,吴江霖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已为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广泛接受。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是与众多研究者从事艰苦的实证研究所积累的成果分不开的。 除了上述这几个带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外,吴江霖教授还在其他多个方面提出自己富有独创性的观点和理论。应当说,他关于社会必理学的整个思想体系,他的一些独到而深刻的理论观点,都已经归结性地反映在《社会心理学》(2000,2004)一书上了。这本在他死后多年出版的著作,既是弟子们对恩师在天之灵的供奉,也是他和他的弟子们共同智慧的结晶。 主要参考文献 吴江霖:《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展望——庆贺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成立》。见吴江霖《心理学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吴江霖: 《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根本问题》。见吴江霖《心理学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吴江霖主编,戴健林、陈卫旗、王宁著:《民族社会心理学——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F.H.Allpot对吴江霖教授早年博士论文的评价》,吴重光译,广州:《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冯文侣、戴健林:《不倦的探索,卓越的贡献——深切缅怀吴江霖先生》。北京:《社会心理研究》1995年8月。 戴健林、冯文侣:《社会心理学是心理科学的一大支柱——吴江霖心理学思想述评》。广州:《广州师院学报》1995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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