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纪念母亲兼谈何应钦昆明遇刺事件 　　及大表舅被当成陈独秀误抓趣事 　　 　　郑天赐 　　 　　 　　我的母亲周馥，幼名青芳，表字文郁。出生于贵州龙里的名门世家。她的生父周步瑶（字绍颿），贵州辛亥首义时任军政府参谋长（军政府都督杨荩诚（字伯舟），见《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我的外婆才貌双全，可惜体弱多病，在母亲幼年时早逝，因此外公周步瑶将我的母亲过继给他的弟弟周步瑛（字润初）。 　　 　　母亲有两个宠爱她的姑姑，分别嫁给两位政治理念相异的政治家。其中一位是倾向于孙中山的贵州革新派领袖之一的黄济舟（字德铣），另一位是倾向于梁启超的贵州宪政派领袖之一的陈廷策（字幼苏）。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年），经贵州巡抚林绍年选派，姑外公陈廷策与外公周步瑛一起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参加了“贵州留日学生时敏同学会”，与秋瑾、梁启超等过往甚密，种下了他们反对帝制，力主共和的种子。（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二十八页） 　　 　　归国后，外公周步瑛首创贵州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这样早的年代，在贵州这个闭塞边远的省份，大力提倡女权，启迪女子教育，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姑外公陈廷策在贵州辛亥首义后出任政务厅长。护国反袁时期，也担任过云南巡按使署政务厅长，致力于共和政权。 　　 　　我的姑外婆陈廷策夫人，怜惜外甥女孤苦伶仃，一直把我的母亲带在身边怃育。所以，母亲自小在我的姑外公陈廷策家中长大。“周馥”这个名字，就是母亲发蒙读书之初，姑外公陈廷策给她起的学名。母亲从小聪慧顽皮，独立性很强。在贵阳达德中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贵州的女子最高学府——外公周润初创办的贵州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我的母亲在贵州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在她的一个姓唐的同学（也是亲戚）家里认识我的父亲郑仲坚。在父亲长期的苦苦追求下，母亲终于接受父亲的真情。但母亲的长辈们基于名门世家的传统，极力反对母亲嫁给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母亲不顾家庭反对，经过若干周折，终于与我父亲共结连理。当他们别开生面的新式婚礼在贵阳中山公园举行时，母亲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气与胆量，传为一时佳话。 　　 　　姑外公陈廷策的长子名叫陈仲甫，也就是我的大表舅。尽管他出生在这样政治世家，兼之天资聪明，熟读经史，知识渊博，但对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大学之道”，则是一事无成。因为这位大家公子，兴趣都在诗词歌赋金石字画等“小学末技”上，尤其在篆刻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可称一绝。 　　 　　但是他的这个“陈仲甫”大名，却让他一辈子都必须跟政治打交道，而且造成他蒙冤一生，也是游戏一生。因为“陈仲甫”这三个字，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表字“陈仲甫” 三个字，字字相同，丝丝入扣。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仲甫”是中共匪首，头号通缉对象。所以，大表舅为此多次坐牢，尽管每次都是官方赔礼道歉下台，但他每次短则几天，长则几年，吃过不少苦头。家人朋友屡次劝他改名字，他都哈哈一笑，不但不改，反而觉得有趣，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大表舅告诉我，他第一次坐牢是在临川，时间应当是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那年，老蒋正在开展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在江西成立了“南昌行营”，委任何应钦（字敬之）为“南昌行营”主任。我父亲郑仲坚，因为是何应钦在“五旅之变”时期被迫离开贵州时带走的唯一最亲信的学生，所以跟随何应钦到了南昌。 　　 　　所谓“五旅之变”，是指发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一次贵州政变。孙中山先生甚为欣赏的贵州革新派领袖、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字电轮）在上海遇刺身亡后，群龙无首，属于革新派的黔军五个旅因为继承王文华逝世后的权力，内部发生了纷争。 　　 　　王文华在世时，黔军第二旅旅长谷正伦（字纪常）曾任入据四川的黔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靖川任务达成后，本以为可以回贵州担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但因何应钦是王文华的妹夫，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王文华肯定不会交给外人，自然落到何应钦手中。 　　 　　此时，何应钦身任黔军第五旅旅长、省警务处长、省会警察厅长、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四个要职，又是少年贵州会主任理事、警察协会会长、八十一县同乡会会长，再加上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可谓军警大权集于一身。而在四川征战辛劳的谷正伦，却没有得到心中的位置，这是王文华逝世后谷正伦谋算何应钦的主因。 　　 　　王文华逝世后，黔军第一旅旅长窦居仁（字以庄）驻防黔东南重镇铜仁、黔军第三旅旅长胡瑛（字蕴山）驻防黔西南重镇兴义，远离省会贵阳。又因胡瑛是云南人，不愿介入贵州人内争，而窦居仁为人敦厚也不愿加剧何、谷矛盾。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同属革新派的谷正伦联合黔军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宇馥涛）与驻防省会的黔军警卫团长孙剑峰（字勤梁），压迫何应钦交出权力。当时，反对革新派的另一势力——袁祖铭（字鼎卿）“定黔军”己迫近贵州。为了抵御保守势力，为了防止兄弟阋墙，何应钦内外交困，也是大势已去，只得仓皇离开贵阳。 　　 　　何应钦离开贵阳前，孙剑峰派出一个配备精良的加强连“护送”何应钦，暗中下令在贵州云南两省交界处谋害何应钦。其实，何应钦早就得到孙剑峰的幕僚符经甫（字诗镕）通风报信，为了不打草惊蛇，表面感谢孙剑峰的“好意”，同时命令他的副官长兼第五旅旅部警卫连长率全连官兵，枪上膛，刀出鞘，与孙剑峰派出的加强连一道上路。 　　 　　到达贵阳近郊的头桥时，只见队伍后边尘土滚滚，几匹快马从贵阳方向飞驰追来。近前一看，来者是孙剑峰的副官带领几位马弁。这位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副官顾不得下马，就在马上对着那位加强连的连长附耳讲了几句后，向何应钦报告说，孙团长因前方吃紧，加上何旅长已有第五旅警卫连护送，所以要立即调这个加强连上前线作战。何应钦不但表示同意，还命令第五旅警卫连的副连长刘文安率警卫连与加强连一同回贵阳归防，仅留下他的副官长兼警卫连连长一人随行。 　　 　　为何孙剑峰突然改了途中枪杀何应钦的密令？这是因为何应钦一离开贵阳，符经甫就立即劝说孙剑峰，外有袁祖铭大军压境，内有死命效忠何应钦的第五旅警卫连高度戒备，如果发生冲突，那就让虎视眈眈的袁祖铭坐收渔人之利。孙剑峰见阴谋曝露，也畏惧第五旅警卫连冒死相拼，为一个何应钦丢掉贵州政权实在不值，所以下令快骑追回准备半途行凶的加强连，一场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得以幸免。 　　 　　何应钦留下的这位第五旅中校副官长兼警卫连连长，即是他最信任的贵州讲武堂第一期得意门生，我的父亲郑仲坚。 　　 　　在头桥辞行时，前来送行的“少年贵州会”骨干、贵州法政学校的青年学生刘健群、冷少农等请求随何应钦而去，但何应钦希望他们以学业为重。何应钦当时对苦苦哀求随行的刘健群说：“你必须完成学业，否则以后诸多不便。”（见《艰困少年行》，刘健群着） 　　 　　在初冬的凄凄寒风中，一阵阵毛毛雨飘来。何应钦带着家父与前来送行的亲友故旧，同事袍泽，一一握手告别，策马而去。 　　 　　他们离开贵阳后，目的地是云南省会昆明。但他们没有走惯常所走的经兴义一线的近路，而是绕道威宁。因为何应钦在兴义泥凼出生，按常情何应钦应当顺路回故乡探望亲人故旧。但何应钦担心政敌在他的老家设伏，所以出人意外地走远路威宁一线。 　　 　　何应钦带着家父到达威宁后，稍事停留，整顿行装。因为何应钦极爱狩猎，枪法很准，所以在危险中，也要到威宁著名的草海潇潇洒洒打几天的野鸭子，也舒舒服服吃了几天糟辣椒爆炒野鸭，才边走边玩，实际是边走边观察形势，躲开追杀。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才辗转到达昆明。 　　 　　家父随何应钦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农历冬月）平安抵达昆明。他们到达昆明后的当天，先去看望了黔军第三旅旅长云南人胡瑛的亲属。时值中午，胡瑛夫人请他们吃了一餐美味的云南过桥米线。他们旅途劳累，既疲倦又饥饿，所以何应钦对这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米线赞不绝口。以后他经常与家父谈到这抵达昆明的第一餐，也经常带着家父四处找云南餐馆吃过桥米线。从胡家出来，何应钦带着家父拜访了何应钦的日本士官学校学长王柏龄。王伯龄热情款待的同时，聘请何应钦为云南讲武堂的教官。随后王柏龄陪同何应钦一起拜访了他們的另一個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滇军总司令顾品珍。顾品珍也聘请何应钦为滇军总司令部高级顾问。当天晚上，顾品珍设盛宴招待他们后，安排何应钦及家父住在云南省政府招待贵宾的愉园。 　　 　　住下不久的一天，何应钦带着家父到昆明三牌坊的华丰楼打台球。刚进入茶楼，见一名穿军装，提着驳壳枪的青年，起身立正向何应钦敬礼，操着一口遵义腔恭敬地问：“长官好面熟，像是我们何旅长？” 　　 　　何应钦与家父因是惊弓之鸟，见状深感怀疑与惊讶，同时手按佩枪。何应钦在掏佩枪时，仍然安详地问来者：“你认识我？听你说话的口腔应当是遵义人。你在昆明干甚么？是不是有困难来找我？” 　　 　　此人看见何应钦虽然很警惕，但是也很关心自己，就面有难色地回答：“我在模范营当过学兵，是旅长带出来的部下，现在滇军中当班长。因为妻子有病，急用二三十块钱，在这里熟人不多，只好来找旅长帮忙。” 　　 　　何应钦问：“你怎样知道我在这里？” 　　 　　此人一时语塞，喃喃无法回答。何应钦见状，用眼色示意已经掏枪在手的我父亲绕到此人后面警戒，同时叫我父亲拿出五十块大洋帮助这个陌生同乡。 　　 　　何应钦此时一面将手上的布朗宁手枪放到桌面上，一面将五十块大洋推到此人面前，和颜悦色地告诉他：“小老乡，大家在外相逢就是缘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快拿钱回去给太太治病，我明天会给你们团长写信，要他关心你，提拔你。如果在滇军中不顺心，可以回黔军，只要为人正派，不但可以做排长，还可以做连长。” 　　 　　这个杀手看见何应钦已经有了警觉，况且如此仁慈宽厚，既不敢下手也不忍心下手，收下那五十块大洋后，眼含泪花敬礼而退。何应钦与我父亲也逃过此劫。 　　 　　常言道“是祸躲不脱”。大约半个月后，家父陪同何应钦到昆明安宁温泉洗浴。二十世纪初年的安宁温泉尚未装上电灯，使用的是悬挂在屋顶的打气灯。 　　 　　他们二人洗浴结束进入更衣室准备更衣时，更衣室右侧门口忽然有人用贵阳话大喊一声：“报告旅长！”何应钦闻声抬头一望，也是一个身着黔军服装的人，正举手向何应钦敬礼。 　　 　　这时，一串枪声啪啪啪响起。在此人后面的另一人举着一把冲锋枪向何应钦射击，何应钦应声而倒。家父看情况不好，连忙伏在何应钦身上用身体掩护已受伤的何应钦，同时将手中的肥皂盒对准打气灯用力飞掷过去，“噹！”的一声将打气灯打掉，使刺客失去射击目标，趁机起身从衣架上取出自己的佩枪及何应钦的佩枪双枪还击，匪徒不支逃去。 　　 　　家父从更衣室的左侧门将何应钦背出浴池，上到楼面，将何应钦放置在一张红木长沙发上。此时，何应钦身中两枪，一枪击中腿部，但弹头窜入腹腔。另一枪更加危险，击中左肺，动手术时，弹头离心脏仅有一公分多一点，险些毙命。家父也身中一枪，从肩胛骨旁穿过进入胸腔，所幸未伤及骨头和内脏。 　　 　　何应钦与家父都血流如注。家父顾不得自己的伤势，一面用几块干净浴巾替何应钦包扎止血，一面请浴室老板叫车把何应钦送到昆明大法医院，同时打电话通知在昆明的军需处长李绍阳等。据李绍阳说，他赶到华丰楼时，看见刘显世的侄子刘宇佳等几人在华丰楼附近的街上鬼鬼祟祟，匆忙逃去。若干年后，查明这次刺杀何应钦事件，的确是袁祖铭勾结刘显世共同策划，由刘宇佳等指挥施行。只不过何应钦认为真相查明也就罢了，事情已经过去，不再追究刘宇佳一伙的责任。 　　 　　何应钦与家父被送到大法医院后，由法籍院长柏黎及越南大夫斐文贵分别为何应钦与家父做手术，取出他们身上的弹头。何应钦手术后对外宣称子弹击中左肺，因弹头离心脏太近，无法取出，只能活两年，以防止政敌继续行刺。 　　 　　手术后为策安全与治疗，家父与何应钦搬入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一期，精于医道，素有“神医”之称的滇军旅长范石生家中养伤。经过范石生近两年的悉心医治疗养，才得以全面恢复健康。 　　 　　何应钦伤愈后到广州参与创建黄埔。家父与他的结拜兄弟刘健群（“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曾任立法院长）等也追随何应钦参加东征北伐，一直在何应钦身边，家父任侍从参谋，刘健群任机要秘书。 　　 　　这次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对原鲁涤平主持的南昌行营进行改组整顿，在参谋处下增设了调查情报科，简称调查科。这也是国民政府军事系统的第一个情报主管机构，何应钦任命家父为该科上校科长，刘健群仍任主任办公室同上校机要秘书。 　　 　　当时大表舅正好在庐山游玩，听说何应钦、刘健群与我父亲等到了南昌，就下山去南昌看望何应钦、刘健群与我父亲。此时，我父亲和刘健群正跟随何应钦在临川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大表舅也就从南昌赶到临川。 　　 　　可怜他风尘仆仆，刚到旅店住下，喘息未定，几个便衣便敲开他的房间门，问清他的大名确实是“陈仲甫”三字，并查对证件确实无误后，不由分说，立即将他五花大绑送到我父亲主管的南昌行营调查科。 　　 　　但这伙便衣并不是南昌行营调查科的人。他们全是戴笠的手下。当时国民政府刚在南京建都不久，一切政务均刚起步，情治系统尚未成型。戴笠建立的现代中国的情报组织，也是以一年后的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作为创建纪念日。当时的戴笠是总司令蒋中正看重的一位秘密调查员，正式的身份是少校联络参谋，带着手下的十来个密探，经常在家父主管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行走。 　　 　　“第二次围剿”结束后，蒋中正亲临南昌行营主持剿匪战事。家父调任南昌行营作战科长。蒋中正的侍从参谋邓文仪接替家父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主持南昌行营的情报工作。此后不久，邓文仪因空军署长徐培根之南昌机场军机及有关档案烧毁案下台，戴笠又才接替邓文仪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长，南昌行营调查科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军统前身”。从此，一直到抗战开始，戴笠一直被老蒋叫做“戴科长”，即邓文仪丢掉的那个头衔。（见[美]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此时的临川，地处前沿，国共两军溶血苦战，枪林弹雨，炮火连天，战况空前激烈。双方互派间谍，搜集情报，破坏捣乱，可以说是“草木皆兵”，局势极为紧张。 　　 　　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地点，这个特殊的名字“陈仲甫”，实在太敏感，太重要。加上两位“陈仲甫”都喜欢一身长袍大褂，特别是长相与个子高矮差异不大，真是“在劫难逃”了。 　　 　　当时陈独秀虽然被周恩来、王明一伙开除出党，但是国民党方面不管陈独秀在中共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仍然把陈独秀当成头号通缉对象。所以戴笠参谋一听到手下抓获了“陈仲甫”，真是大喜过望，以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已经落到他手中。 　　 　　是日，这位狼狈不堪的“陈仲甫”一押到，本来一向是把疑犯交给军法官审讯的戴参谋，一反常态，立即放下手中一切工作，风风火火，辟室独审。 　　 　　漏夜审问后，戴参谋才知道抓错了人，而且错抓的是行营主任何应钦的故旧乡友、行营调查科长郑仲坚的亲戚。因此，一面再三再四向陈大公子道歉，一面连忙打电话向我父亲报告。在电话中，这位以精明见称的戴笠参谋，没有将他错抓大表舅的实情告知家父，只是忙不迭地催促我父亲快到审讯室来。 　　 　　戴参谋出手不凡，立了大功，抓获了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消息早已传开，我父亲因主管调查情报工作，当然第一个得到戴笠的报告。此时接到戴参谋的电话，以为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或是从这位“陈独秀”口中挖出有关红军的重大情报，立即赶到戴笠的审讯室。谁知到了一看，才知道戴参谋抓到的“匪首”，竟然是这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大表舅，真是哭笑不得，也只好替戴参谋给陈大公子赔不是，搞得这位在不久后创建了现代中国情报系统的少校参谋尴尬不已。 　　 　　大表舅说，以后几次被捕，就没有这样轻松了。因为每次被捕后，他都要抬出戴笠错抓他后赔礼道歉的故事为自己解脱。谁知大表舅不提这个故事还好，一提这个故事，马上引起特别的注意，任他怎样口若悬河，百般解说，不仅无济于事，相反会遭受皮肉之苦。 　　 　　因为那时的少将军统局长戴笠已非当年的少校联络参谋戴笠。这些情治人员，没有一个不把戴笠当成偶像，怎么相信自己的精神支柱会犯错误？只是把大表舅当成顽固不化污蔑长官的匪酋，多给他尝点厉害而已。 　　 　　也因为那些抓他的情治人员层级较低，不可能直接找到戴笠求证，况且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想立大功的，所以最后还得一层一层，转报到戴笠那里。层级越低，大表舅的待遇也越差，转报的时间就越长。这样一来，大表舅就有苦头吃了。大表舅每次给我谈到这里，都是露出一幅童真面孔，相当得意，哈哈大笑。 　　 　　大表舅讲，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地方上又多是一群文化不高，自以是的中共官员。他们对自己的党史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一些人只知道“陈仲甫”就是“陈独秀”，但往往不知道表字“陈仲甫”的陈独秀，早于一九四二年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所以，碰到这种浅薄无知，似懂非懂的中共情治人员，大表舅就要倒大霉。因为他们不知道“陈仲甫”就是“陈独秀”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知道“陈仲甫”就是“陈独秀”，但不知道陈独秀已死亡的兄弟伙（大表舅一直这样称呼他们）。 　　 　　这些“兄弟伙”一听到“陈仲甫”三个字，就以为升官发财，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以为自己抓到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叛徒”、“大特务”、“大托派”，就如同当年南昌行营的戴笠参谋一样，马上会把大表舅关进牢房，审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最后都会丑表功上报到中央去。结果都是这边厢大表舅在牢房里关得天昏地暗，头重脚轻。那边厢这些丑表功的“兄弟伙”，轻则被上司臭骂一顿，重则丢官卸职，出过不少洋相。 　　 　　自然，大表舅每次从共产党监狱“平反”回来，也如同从国民党监狱回来一样，虽然人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也是乐呵呵调侃一番。 　　 　　母亲、父亲、大表舅都已先后作古。但母亲与大表舅那种乐天达观爽朗诙谐的哈哈笑声，一直萦绕在耳边。 　　 　　母亲、父亲、大表舅和彪炳历史的先人们安息吧！ 　　 　　 　　（二零零六年清明节，节选于《周恩来文革遇剌事件释疑》第一章，上网时文字稍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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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4/9 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