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中的无名英雄——郭鸿志 　　 　　不畏虎的年轻人 　　 　　1974年11月7日，在广州北京路上帖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署名“李一哲”。这份大字报是爆响在严冬里的一声春雷，它震撼了广州，惊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在整个十年文革中，与权势者作对的“反调”大字报、上告材料等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基本上都是在“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框架内争吵，都是要证明自己“忠于毛主席”而对立者不忠。“李一哲”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带有抽象肯定“文革”的词句，但它的内容不但明白无误地具体否定“文革”，并进而否定了整个极左体系，乃至中国几千年来的奴隶制、封建制和“人治”体系。 　　时至今日，绝大部分有关“文革”的著作提到“李一哲”为何许人时，都说是当时广州市的三个青年：当时的广州美术学院未分配的毕业生李正天，下乡插队后回城待分配工作的知识青年陈一阳，广东水产制品厂的锅炉工王希哲。实际上“李一哲”还有一位成员，他就是当时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 　　“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一些段落令人至今难忘：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这样精彩的文字就是出自郭鸿志的手笔。 　　 　　从教员到革命功臣 　　 　　郭鸿志是山东招远县焦各庄人，1929年生。他小学未毕业就当上了小学教员，时年15岁。可他执教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因为日本投降后，他的家乡建立了共 产 党政权。“解放区”基层政权有相当部分是由流氓无产者执掌大印。他们常常假公济私，胡作非为。焦各庄的这类新贵们与郭鸿志的父亲有点小纠纷，就把这飞在抗战中为共 产 党出过不少力，并且不富裕的劳动人民硬是划成了富农。从此郭鸿志一家就成了专政对象。1955年，他的自幼一目失明的哥哥因为送公粮时随口说了句“多好的麦子，可惜给虫子吃了”，就被那几个食公粮者逮捕，判了两年劳改。 　　当时村干部的专政铁爪也伸向了郭鸿志。但区委书记很喜欢这个热诚聪颖的大孩子，介绍他离开家乡去参军。于是他16岁就参加了解放军，经过专业训练，他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名报务员，参加了东北战场的“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屡建战功。他不满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 产 党。1950年10月，他又作为志愿军干部入朝作战，1951年元旦，被清川江的冰水冻掉了十个脚指头。 　　1955年夏，肃反运动时，这位革命功臣突然被抄家。也是这一年，他转业到了地方。 　　 　　会合 　　 　　1966年文革之初，郭鸿志和李正天一样当了“保皇派”。许多“保皇派”人物是想讨好领导，但郭鸿志和李正天则不是，他们和亲人们多年的经历已经郁积成了一个沉重的“法制情绪”压在心头。他们认为对任何人有意见都可以提，但对随便把人打成“反革命”、“黑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现象，他们二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要保的绝对不是某一两个领导人，而是法制，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公民权。 　　到1967年之后，郭鸿志和李正天都成了广州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红联”的骨干人物。“红联”反的是当时广州地区头号高官，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他们痛恨黄永胜之流践踏法制，动用军队镇压群众，甚至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 　　郭鸿志和李正天是在67年秋天里长谈一场后成为莫逆之交的。李正天发现这位郭大哥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有思想的人，因为他说出这样一番话：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列宁是众望所归。后来他把队伍从第二国际中拉出来，另立山头，建立第三国际，把马克思的朋友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骂作修正主义分子，把孟什维克当成死敌，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要反派性，派性的根子就是列宁。斯大林、王明之流都是沿着列宁的路歪下来的。 　　在当时，这是反革命言论，而且人们根本就想不到对列宁的伟大产生怀疑，李正天对郭鸿志由衷敬佩 　　1968年7月21日夜，郭鸿志被广播电台“新领导”押送广州警备区司令部监护，住西村监狱。7月底转移到梅花园监护。在此期间，广播电台新领导开办了一个支一派打一派的“学习班”。新领导中被指定代替郭鸿志职务的那个人多次到梅花园监护地“提审”他的前任郭鸿志，每次提审都是口出狂言，但每次都被郭鸿志顶了回去。不是被郭鸿志顶得哑口无言，就是恼羞成怒地对郭鸿志辱骂恐吓一番，悻悻而去。 　　监禁，能摧残郭鸿志的肉体，却永远不能摧残他那不屈的灵魂。 　　 　　爆发前的沉默 　　 　　71年林彪死后，政策一度放宽了一些。于是郭鸿志于72年10月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家。后来听说当局对李正天改为监外审查，郭鸿志就设法邀请李到儿童公园见面。两个人长时间地转圈子，谈各自的被非法专政的遭遇。他们认定，文革中的“公安六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是“非法的法”。他们对整个文革和反右斗争等历次政治运动都产生道路怀疑。郭提出，中国的情况要好转，首先要翻彭德怀、彭真的案。这在当时也是没几个人敢想的。 　　从72年到74年，李正天精读了一大批法学著作和法律条文，郭鸿志则花很大力气寻找、研究国际共产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的正反面材料。 　　与郭鸿志越熟，李正天越觉得他有趣。这位老荣誉军人常年骑着辆旧自行车奔波，总是一身旧衣服，不修边幅，胃口特好，精力充沛，联想极为灵活，丰富，常有奇特而令人信服的见解。他的女儿称他为“老郭”，这当然是在他女儿年幼时。此人正是“大智若愚”一语的印证。 　　他们二人同几位青年朋友花了大量时间，对文革中各地的暴行进行了广泛调查，写成了一篇篇调查报告，油印散发。73年初，两个人商定，李正天执笔，写出了《九个问题》，公开明确提出了要健全法制。 　　73年秋，一群年轻人向李正天和郭鸿志谈到了他们调查到的海南岛东方县、谵县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情况。他们赶写了三份调查材料，要上送党中央、国务院。李正天、郭鸿志认为光是汇报还不够。他们决定再赶写一份东西一起上送，就是他们对文革的分析和对国策的建议。李正天说，这是“开药方”。 　　那些年轻人要向叶剑英告状，郭鸿志、李正天认为要“告大状”，告到毛泽东那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郭鸿志说，他查阅能找到的所有的毛泽东的论著，没有发现一句话讲要法制，导师有大量材料证明毛从来就得意于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就是祸乱的根源，他们决定向毛集中“谈谈法制”。 　　 　　爆发 　　 　　11月的一天，李正天在马路上偶然碰上了思想敏锐的热血青年王希哲。晚上，李对郭鸿志说，郭表示欢迎王来一道写作。于是王希哲来到了李、郭经常聚会的地点。当时有传说，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他们就将给毛泽东的信同时作为给四届人大的提案。重点写什么？在郭面前，李、王仿照当年的周瑜诸葛亮，各自在手心写字，伸手一看，王希哲的手心是“民主”，李正天是“法制”。三人相视而笑，于是，王写“民主”部分，李根据《九个问题》等写了“法制”部分，后来郭又稍加修改，这份提案就命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2月12日，他们将提案寄给了毛和全国人大。 　　提案的作者署名为“李——哲”，中间的一横是个破折号。郭鸿志的名字没有出现。原因是李正天和王希哲说，郭是老干部，在当时特别容易挨揪挨整，而对年轻人追究得就不那么重。74年春，刚回到广州市的原插队青年陈一阳，也由王希哲引荐参加了这个协作小组，“李——哲”中间的破折号也成了“一”字。随后的一年多，广州街头出现了一系列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 　　提案寄出快一年了，无回音。他们倒是得知，自己已经上了“敌情通报”。显然，提案没出广州就被扣住了。他们决定：直接诉诸人民群众。1974年11月7日，经过修改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加上新写的长序共两万六千多字，以六十七大张纸组成的超长大字报在广州市北京路张贴了出来。轰动了广州，并迅速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 　　一开始省委不知道“李一哲”中还有一个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陈一阳遭到了名为“辩论大会”的反复批斗。很快地，火力就全集中到李正天一个人身上来了。郭鸿志是所剩无几的敢来探望李正天的人之一，他说，现在是走上钢丝了，没有退路，沉住气，无论如何要走过去。 　　“四人帮”被捕后，一向极左的韦国清按照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意旨，反将“李一哲”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当局经过严密侦察，发现“李一哲”作者中有郭鸿志。77年3月，李正天、郭鸿志、王希哲、陈一阳先后被捕入狱。 　　郭鸿志是残疾人，而且年近五十，被监禁了两年，体重由75公斤下降到40公斤，只剩下皮包骨，连李正天都不认得是他了。但他依然视死如归，岿然不动。当局要他坦白交待，他写的却全是抗辩书。以至于审讯者常常问：“难道你一点错误都没有么？”他的回答总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人是不存在的，你这样问是违反唯物辨证法的。你们把我铐起来用警车送进监狱，难道仅仅是因为我犯了错误吗？你们把我，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在根本上就是错的。只有你们承认这一条，你我之间才能正常对话。 　　 　　自由 　　 　　78年末，广东省委政法委员王书记，公安厅厅长来监狱分别同“李一哲”们谈话，李正天说：“你们关多一天就罪大一分！” 　　王书记对郭鸿志说：“你写份检讨给我，我就放你出去。” 　　答曰：“时至今日还要我写检讨？一根鸡巴毛都不给你！” 　　这就是郭鸿志。 　　78年12月30日，“李一哲”全体成员终于获释。 　　0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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