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凌晨约3时，父亲躺在省立医院病房，10多瓶药液，24小时不间断地轮番静脉滴注，却仍处于肝昏迷中，偶尔发出下意识的哎语与燥动。护士按时来测血压，发现高压降至80。我问这是否因为消化道仍在内出血，护士说可能是冬眠灵的药物作用; 　　凌晨4时，体温高达39度，找医生开了退烧药片，研成粉末，调入温水，点点滴入父亲的嘴唇，1个小时后，再测体温，仍有38.7度。值班医生说只能采用冰块降温了; 　　清早6时半，到农贸市场购买碎冰，店家说碎冰机太响，街道办规定只准7时开机，我只好坐等。 　　7时20分，与护工小王一起，将碎冰填入橡胶冰帽，给父亲戴上；一个小护士再测血压，发现血压太低了，已无法测出，我毫无警觉，以为仍是药物作用； 　　7时30分，惊觉父亲的呼吸停止，急呼医生赶入病房，发现脉膊也停了，又让护士取来心电仪等电子仪器复测； 　　7时35分，医生正式通知我父亲去世； 　　7时40分，我与2位护工一起将父亲抱起，脱下病号服，推到太平间，换上寿衣，置入冰棺。 　　晨雨沥沥, 几位亲朋好友，父亲的老同事陆续赶到医院, 在泪水与雨水冲刷下，我们穿行于灰蒙蒙的各座大楼间，交纳滞欠的医药费，开具死亡证明，商议后事安排。 　　 　　父亲是平凡的人物。他几乎从来没有对我细谈他的工作经历，昨天下午，当设计院的吴处长及时赶出一篇生平简介，让我过目一下，我才终于对父亲一生的工作轮廓有一个清楚准确的了解：1960年永安水电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10年担任人事干事，其间于62年入党，65年至66年任宁化社教工作队组长，副队长，70年调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历任人保科副科长，科长，设计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96年12月评为高级政工师，1998年8月退休。 　　 　　父亲的学历虽是工科，其一生大多是从事人事与党务工作。而作为他的独生子，我从不掩饰自已鲜明的政治异议立场。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我们父子俩极少交流政治问题。与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一样，我父亲从不在家里提起任何政治话题。 　　既使我已身在异国，他也象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希望我不要卷入任何政治事件，希望我能安心于目前的网络技术与管理工作。 　　他自已的日常工作，似乎永远是理顺单位间的人事关系，处理繁多的工作小事务，他在单位中有很好的人缘关系。在讣告发出后的短短2－3个小时，水电厅与设计院的新老领导，同事好友就纷纷表达巨大的精神支持与财力帮助，让我们一家深受感动。 　　 　　父亲出生于闽江下游的一个江中小岛，500公里的闽江，长度不及黄河十分之一，径流量却是黄河的3倍，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人，都面对这样的自然考验：所有的家产与生命，有可能在一夜间被洪水吞噬，然后一切从零再开始。 　　单位的生平简介，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我的爷爷早在三十年代即因病去世，我父亲从婴儿时就过着没有父爱的日子，他从一个农村家庭，一步一个脚印，考上水电专科学校，走进城市生活。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甚至不记得自已的准确生日，填写身份证时，只能象延安时期的中共一样，随手填1号为生日。 　　 　　父亲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与我谈论最多的话题，是福州的各种风俗，掌故，他童年在家乡的种种生活记忆，家族的历史等等。作为一个跨进21世纪生活的退休老人，他既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剧，他对文化艺术的唯一爱好，就是福州闽剧。每当电视台有了闽剧节目，他就会搬一张凳子，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离屏幕不到一米的极近处，潜心欣赏。 　　 　　与许多福州男人一样，父亲既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也是一位家庭主男，每日6，7时，他会提起菜篮子到农贸市物买菜购物，回家煮作一日三餐。繁重的生活压力，使他显得远比实际年纪苍老。 　　在退休后，他最大的乐趣是带小孙子，给不安分的小家伙理发，洗澡，喂食，陪小孙子掰手腕，步行数公里去逛公园，他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当小孙子6岁半，被我带到异国读小学后，他一下子闲了下来，乐趣又转移到与中小学家乡校友的联络，一群老头子经常聚会聊天，小酌几杯。 　　 　　当小孙子在国外与他通话时，他总是要求孙子先用英文叫他grandpa，再用福州话叫他依公。他反复交待我，要让孙子多学几句福州话，记住福州人的身份。与许多福州人一样，父亲有一种矛盾的心态，他希望儿孙都远离变化莫测的当代中国，在异国他乡追求幸福平静的生活;但他内心深入，又深深地眷恋着本土的千年文化，这种乡土文化，已然是他的一块精神血肉，无法割舍。 　　 　　虽然他的中共党龄长达32年之久，但是他的道德与价值观，完全是传统闽剧所带给他的忠孝节义，家族观念，这些古旧观念，在当代中国，甚至显得有些滑稽。作为一个平凡人，他永远不可能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他那深藏的文化情怀，所以就只能深深沉醉于闽剧欣赏，老友叙旧，独自品味浓浓的乡土文化。 　　 　　平凡的父亲，只有我这一位不孝之子。也许是因为他自已从来没有体验过父爱，所以在我身上倾注了他的所有感情，予求予取，不求丝毫回报，以至让我从小就习以为常，从未细想过要如何回馈。 　　 　　我为生活的驱使，常年漂泊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每日为稻梁谋，无法奉侍父亲，既使当他已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我还是拘于俗务，没有及时回国，只是在网上查找一些治疗方案，零星地邮购一些所谓的“抗癌特效药品”寄回。一周前，父亲病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我终于在三天前购得机票赶回国内，父亲已经处于深度昏迷中。在病房中最后的几十个小时里，我伏在他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轻唤，爸爸，爸爸，东儿回来了，你看看我吧。回答我的，永远只是微睁的双眼，轻颤的双唇； 　　亲吻着他高烧的额头，我一次次涕泪交加，却始终无法证实，完全无法证实，在父亲伤痛的意识深处，是否知道他的不孝之子，终于回来了这唯一一趟。 　　 　　愿父亲的在天之灵，宽恕我的不孝，早日安息。 　　 　　 　　东儿 于2004年5月1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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