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引子：今日乃中游之子——光明左使比翼水货先生（卒年：公元2004年3月26日）驾鹤西游一周年，谨作此文，补去岁中游之子——比翼水货先生传奇（上部）一文，并悼中论元老光明右使范遥（范夫子卒年：公元2004年10月14日），以托哀思。 　　 　　 　　一，风雨棋山唱死生 　　 　　 　　2004年3月26日，以“巴师勇锐”为底色，狂放不羁的性格和霹雳般的处事作风著称中论的激进派之翘楚，人称光明左使的重庆水二哥驾鹤西游，曾亲炙“左使”文棋风采的东邪商羊舞闻讯，迥异平日“红旗拍手”之态，竟绕室而行，经久无语！ 　　约一年之后的2005年春，与水二哥一起名闻中论的殿堂五绝之一——光明右使五星物语*范遥也遽归道山，在五年中论历程中，这两位杰出人物可称特立独行的时代人物。所谓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而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我们承认光明左右使为中论时代的特立人物，不外乎是中论学人的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表白得较常人清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立独行，非之而不顾”的品格，在他们身上有更多属于中论学人对自身人格的体认。 　　中国象棋论坛历来乃中论战略要地，以棋武闻名原本不奇怪，比如很早几年的龙族组织中能征善战的猛将“杀血满江红”，就是从藏龙卧虎，草船借箭服务器起家，再称孤道寡的。然而，中象棋武并不妨碍产生象水二哥这样的文人，水二身为棋中翘楚，当然有独战神仙无花与杨过之勇，但也不缺醉书“点绛唇”和高唱“失空斩”之和柔，使得中国象棋论坛少了些许棋武的悍然杀气，平添几许人文的妩媚。各位有心的中象看官，记得水二归道之时，我曾写下中游之子——比翼水货先生传奇（上部），“哲人其萎，增我悲思。” 　　而右使范遥，众多中论学人肯定记得，范与一位版主因某事进入辩论，两位在中论平台上穿花绕树数小时，竟还没进入主题。中论学人回顾范右使之博学多才之时，也对其老夫子式的酸趣感到会心莞尔。为了是否该封杀玩家“用脚投票”在中象坛的发帖权限一事，和中论名版主海[香港]挑灯夜战，双方充分以独立的思路激辩至三更鸡鸣时分。以上这些“青铜石器”的中论旧事，应该是引发了中论广大学人的关注和思考的导引。 　　虽然两人性格有些许不同，但我总感觉两人心底有相通之处：左右二使最推崇的是思想和精神的独立和自由。这两位特立人物，颇似谭嗣同笔下的“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但这一光荣传统的接力并未被中论学人完满完成！ 　　回观近期陷入砖战的中论学人，特别是多事之秋的2004年，在多次“学术式”的争端之刻，除了极少数学人如商羊舞、空中飞豆、战克攻胜、天下龙七等能够保持较好的独立性外，所谓的中论“写手或拍手”普遍趋于稳重的退守，和光明两使激浊扬清的书生意气比较而言，不啻宵壤之别。 　　两使前后的别走，虽然未必代表着一个中论时代的终结，但此时此刻，环顾碎裂中论，老辈星落，自不免有风雨飘零之感，而对拍砖之学在中论的隐显浮沉，思谋重现当年“河汾”门下般的兴旺，亦不能不再三徘徊并属意耶。 　　 　　 　　 　　二，谈根源：光明别后失独立 　　 　　 　　历史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一直缺乏永恒的支持力，溯本追源，自“尼山重道，维师自尊”伊始，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士大夫阶级开始演化，而产生士阶级所依附的母体——大一统的农业社会在近五千年期间并未产生革命性的改变，在以农业为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里，不可能实现思想的多元化，更难以产生一种源自精神本身的独立性。因而，现代顾准认为，只有经过了不同思想的交锋，思想本身才能愈来愈深化。所以，中国学人作为一个精神性团体，不可能象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形成一个独立性较强的的传统。 　　提及俄国的知识分子，近百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学人的老师。虽然，在俄国知识分子内部，经历过彼此之间有过无数次激烈思想交锋，甚至分崩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然而，正因俄国的知识分子紧连着本国大地上的广大苦难人们的命运，从而被赋予一种永恒深沉的道德力量，无论是在黑暗的沙皇时代还是压抑的斯大林时代，无论是遭到冰天雪地的千里流放还是孤岛古拉格的役刑，无论是宽松写作环境还是言论禁锢的境地，百年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一直是高傲的精神漫游者！ 　　在森严的大一统制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大环境下的中论学人，当然无法拥有俄国人一般的坚韧持久的独立性。但并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由和独立的传统。只是他们内心怯弱，缺乏足够的精神后援，多数是无奈之下的沉默不语，在思想独立被践踏，言论自由被剥夺的逆流中，更凶险的是以“革命的名义”裹着不明真相的群众肆意妄为的时候，他们每每被逼成守势甚至是当了自由和独立的“帮凶”！ 　　南朝刘勰携《文心雕龙》一书离别定林寺直奔京城。为了“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不惜在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必经之道摆下路边摊等候。一部《文心雕龙》被当成货物一样送到沈约手中，还幸得这位沈约大人识货，评之：“深得文理”，“大重之”，将《文心雕龙》一书“寄诸于案”。并推荐刘勰当了一个“俸朝请”——约相当于中论版副的职位。但那本《文心雕龙》，陈列于沈约案几之后，似乎再听不到谁说起这本书了。人一旦进入了官场，做官是做官，学术是学术，因权力和自由是天然的对立者，事实上，权力天生就要捕食自由的，这时的刘勰心底肯定生出一丝遗憾和失落。接下来刘勰受梁武帝之命撰写佛经，也许是日久天长，看破了红尘；也许受不了那种权力的无形束缚，“毋自由，宁愿死”！刘勰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定林寺。 　　陶渊明可能心性更比刘勰冲淡悠远，江盈科在评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时，就说其人是“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在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纷争时代，能超然独立于东晋乱世之中，追寻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非大智者不能也。与陶渊明并称为“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却被逼成了守势，最终假托讲授士人礼仪之名，追寻心中的庙堂去了。 　　对于历代文人在乱世和盛世中当上自由和独立的“帮凶”的，更不在少数：有一朝权在手成为既得利益者，翻脸不认人的；有类《法门寺》里的贾桂奴颜婢膝，卖友求荣的；自命圣贤的假道学们更是凸现于思想被禁锢的五千年中的历朝各代，因各位看官对此均通晓，在此我就不一一枚举了。 　　一九三五年，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就意识到国民人格独立的重要性。他以《再论国民人格》，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该文论述道，“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个人依附团体的现象不仅极为严重，而且比欧美晚了三四百年，这就使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不敢抵抗，甘心屈服的“第二天性”。因而，张奚若他认为：个人勇敢的批评精神在国难当头之时，是急需培养的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在任何体制下都有无上的价值。就是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因而就是在“江山易手”后的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风中，他的意见也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针对当时党内的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他更是尖锐批评道：“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浸淫数十年的中外政治学术界的张奚若，对所谓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区别，显然是洞若观火的：一般地说，思想家追寻的是普遍真理，而政治家的话语规范标准是统治，尤如望远镜与显微镜之别，望远者高瞻远瞩，显微者对当下利害得失洞察秋毫，为了眼下利益，显微镜理所当然要粉碎望远镜了。 　　但张老却不怕粉身碎骨，我们认为，这除了和张老的爽直个性有关以外，更重要的恐怕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深刻认识有关！ 　　 　　 　　三，后话 　　 　　 　　前些日子，历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为压制网络言论空间，貌似追求大局的稳定，将“一塌糊涂网”关闭，虽然将不同过激言论扼杀了，但百年北大的自由与独立的传统也随之渐行渐远。这一网络事件也算是历经五千年农业社会结构背景下，并未形成思想的多元化这个大环境下的一个现代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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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9/23 9:3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