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悲欢离合鉴真情 　　 　　 　　吴志菲 　　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中，名将如林。被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称为“白袍小将”的杨成武上将以忠诚、勇敢、智慧闻名三军，他与杨勇上将、杨得志上将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成武能征惯战，功绩显赫，长征途中他一路打先锋，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智取天险腊子口；太行山上击毙日军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中将团长阿部规秀…… 　　 作为职业军人、革命家，杨成武的赫赫功勋青史可鉴。但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他有赤子之心、有儿女情长，与平凡人一样拥有淳朴炽热的情怀。让我们从不同的角色切换中，体味这位战场骁将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 　　一个鸡蛋留下永远的遗恨 　　杨成武，1914年10月8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宣城区畲乡张屋铺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杨家家境贫寒，杨成武6岁时，父亲为了让这个唯一的儿子上学，整天泡在造纸坊造纸。冬天没有衣服防寒，父亲就用纸缠裹在身上取暖。家里什么都卖了，学费钱却还是没凑够。父亲不得已去找同样穷得叮当响的兄弟想办法，才使杨成武圆了上学的梦。他6岁开始在村里念私塾，9岁从私塾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来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省立第七中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在学校里，杨成武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张赤男老师的熏陶，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不久，他秘密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才15岁的杨成武参加了闽西农民暴动，很快就被编入朱毛红军即红四军。走进革命队伍，习文的学生做了持枪的战士，杨成武将自己原名“能俊”改为“成武”，可见他爱武、尚武、习武的意志了。也因为他是中学生，在红军队伍里人们都管他叫“秀才”。 　　由于情况紧急，同时也为了家里人的安全，跟队伍走的时候杨成武没有和家里人告别。可是后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把杨成武的父母都抓走了，全村人签名摁手印作保，他的父母才免于一死，但房子被烧，锅被砸——出于安全考虑，老人逃进闽西的原始森林过了几年“原始人”的生活。白色恐怖下，杨家人只能东躲西藏，直到当地解放才彻底翻身。 　　杨成武这时随部队转战在江西、湖南和福建等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和家里音信不通，更没有机会回家看望爸爸和妈妈。1934年10月，部队接到战略转移命令要撤离苏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屋铺村的乡亲们听说杨成武他们这支队伍就在闽西连城附近，便推选杨成武的父亲和其他十几位乡亲当代表，带着猪肉、鸡蛋和当地土特产，赶到部队驻地——钟屋村慰劳子弟兵，杨成武这才和日夜思念的父亲见上了一面。 　　1950年初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把杨成武的父亲从老家接到天津，他的一家才得以团聚。杨成武深知，在他参加革命的几十年里，爸爸和妈妈为他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吃了不少苦！世界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呢，双亲日夜思念儿子，使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孩子的安危担惊受怕。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即使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之余，杨成武也何尝不在为两位老人而牵肠挂肚呢。 　　的确，他多么希望能在父母身边孝敬两位老人啊。为使两位老人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在晚年享受到天伦之乐，他不仅教育孩子要孝敬爷爷和奶奶，而且自己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爸爸妈妈叙家常，聊聊天，有时还陪他们看电影、看戏，尽力使他们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但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杨成武奉命率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赴朝作战。就在这时，他的父母提出愿意回老家过山村生活。尊重老人的意见，他又派人把父母送回老家，直到1956年才又把父母接到北京。 　　杨成武不仅对父母孝敬，对伯母和婶娘也十分关心，不仅经常惦记她们，而且每年都要分别给他们寄些钱，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晚年更幸福。 　　1968年，他父亲突然去世，杨成武因为劳累，患了植物神经失调症，没能亲自将父亲的遗体送到火葬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那时老母亲也已77岁，风烛残年，疾病缠身。 　　同年，“杨、余、傅”事件后，杨成武被打倒，职务被罢免，全家人都跟着被扫地出门。开始半年他被单独关在湖北一个不知名的偏僻之处，后来转押到河南洛阳的香山寺与家人在一起。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此时已是骨瘦如柴，咳嗽不止。有一次，老人胃疼得在地上打滚，经过家人苦苦哀求，造反派才给了几片胃舒平。到了1970年的冬天，奄奄一息的杨母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一天，她躺在床上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一个鸡蛋啊！”母亲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却使身陷囹圄的将军紧锁愁眉。 　　孩子们掏出被押时兜里的几分钱，凑到一起，好不容易凑够几毛钱，央求看守人员满足一次老人的愿望。可是，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头头声色俱厉：“洛阳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 　　就在这天夜里，儿孙们含着泪听老人说：“旧社会杀人还有人喊刀下留人呢，怎么现在没有人喊了呢？看来人世间是没理可讲了，我要到阴间去讲理。我要到阴间去告状，用棍子敲也要把那些吃人的魔鬼敲死。”造反派害怕老人死在楼上不好交代，便把杨母用汽车拉出了香山寺，但不允许将军和他的孩子随同。 　　七八天过去了，汽车回来了，车上的人搬回一个木盒，冷冷地对将军说：“这是她的骨灰。”一听到这，将军似感五雷轰顶。一生戎马，不能侍奉老人，临终也不能见上一面，尤其是死前因受自己连累失去自由，连个鸡蛋也没能吃上。 　　“文革”后，将军来到洛阳，通过多方调查寻访，才找到母亲去世之地。他眼含泪水，愤怒地说：“那个时候，若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有点人性的话，我母亲是不会这样快地离开人世的！” 　　如今已年届九旬的将军仍深深怀念自己的父亲、母亲，而且，他把对父辈的绵绵爱心投向生养自己的桑梓故里，多次为闽西山区修路、架桥、办水电站及开发多种经营联系解决资金问题，他发挥余热关心家乡建设而不求任何回报的高风亮节，深受家乡人民的爱戴。 　　 　　一封求爱信换一段 　　生死相许的爱情 　　杨成武将军是一员足智多谋、胆识过人的名将，他的爱情经历也可说得上浪漫。与那个年代普遍通行的“组织介绍”式的婚姻不同，他靠一纸情真意切的求爱信“初战告捷”，经过自由恋爱最终与赵志珍结为百年伉俪，同舟共济，共赴风雨，数十个春秋的夫妻深情如石刻斧凿，堪称人间佳话。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们当初是谁追的谁，将军朗声而答：“当然是她追的我！”赵志珍也毫不讳言：“当时他23岁，年轻有为，长得又潇洒，看中他的姑娘不少。可我心里明白，和他在一起必须是党员。她们都不是党员，不够条件，只是瞎追；可我是党员，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他被‘拐’走。”说完，她又反戈一击，“第一封情书可是你先给我写的！”说起那封有名的“情书”，将军夫妇二人的思绪不禁又被拉到1938年的河北易水河畔。 　　当时，杨成武任红军独立一师师长，驻河北易县。一次，在易县妇救会工作的赵志珍随易县工作队队长来向兼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汇报工作，这是赵志珍和杨成武的初次见面。杨成武想了解易县社情，提出下列数字：多少村子，多少人口，多少民兵，多少枪支，多少抗日救国会已经建立，多少项支前生产，多少公粮，多少捐款，多少次宣传活动，多少人报名参军，多少人对八路军怀有敌意……队长只报出了几个数字就翻开了记录本。同来的赵志珍见队长忙乱不堪，就赶快解围，四五十个数字，她对答如流，准确无误，甚至连每一项小活动的日期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杨成武不禁暗自赞赏，没想到八路军女同志中，还有这么了不起的“活算盘”。没想到，这“活算盘”盘算出地老天荒的旅程。 　　后来杨成武多次检查工作，又遇到这位“活算盘”，看她演话剧，唱救亡歌曲，感到赵志珍多才多艺。而赵志珍呢，也大方地向杨成武借书看，她先后向杨成武借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水浒》、《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书籍。杨成武听人喊她“赵子珍”，于是这个名字和人物就鲜明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当忙于战事的杨成武架不住战友们的催促，开始郑重地考虑婚姻大事时，“赵子珍”这个名字与她多才多艺干练的印象一同浮现在自己的脑海。几经思索，杨成武决定给赵志珍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子珍同志：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和你谈一段私话，因为环境及其他种种原因，总未找着一个好机会，结果直到今天仍然未达到我的欲望，把这件重要事情拖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惜的事。现在为达到我那长久的欲望，我写这个简单的信来与你作第一次的谈话吧！……11月20日晚。” 　　赵志珍原名赵秀琴，在家排行第八，祖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31年，赵秀琴考上了北平女二中，还没毕业，她就跟着共产党员张苏老师去找八路军，也正是在此时，张老师给她改名为“赵志珍”。 　　收到信后，她颇感意外，疑问之中拆开信，读着读着脸就红了……那一天，她把这篇文字读了几十遍。一天后，她以平静的心态找到杨师长，当面表明了自己与对方相印的心迹。 　　爱情的闸门一经打开，潮水般汹涌的感情使他们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当中。在工作之余经过几次约会和畅谈之后，两人商定要步入爱情的成熟阶段——结婚。三天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了他们的结婚申请。1938年11月28日，杨成武给赵志珍写求爱信的第八天，他们在涞源县北城子村举行了婚礼，战士们和好心的房东一起赶缝了一套被褥枕头等用品作为礼品相送。婚假只有一天，随后他们又投入紧张的战斗当中去了。 许多年以后，赵志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杨成武是岩上青松一般的人，值得我尊敬。在我们二者必舍其一的时刻，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1992年金秋，杨成武和赵志珍迎来了他们婚姻常青树的第54圈年轮。此时，杨成武主动辞去一切职务已四个春秋。在全国妇联主办的大型评选活动中，杨成武和赵志珍夫妇被评选为“金婚佳侣”。 　　　　当妇联向他们夫妇颁奖并祝贺时，均年逾古稀的老将军和老夫人仍然激动不已。毕竟这是属于他们两个共同拥有的荣耀！杨成武上将搓着手，脸庞红通通的，兴奋得像个青年人……赵志珍看他手舞足蹈的样子，不禁笑着问他：“想起什么了？这么高兴！”“唔……我在想当年大家都说‘白袍小将杨成武马上取花’……”赵志珍听了，仿佛也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当年：“还好意思说呢，唱起歌来怕不把人吓跑。” 　　说杨成武唱歌能把人吓跑，当然言过了，不过这里面也有个典故。那是在194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部刚刚开过检阅部队军、政、文、体全面训练成绩的运动大会，大家余兴未尽，非要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夫妇出个节目不可。杨成武被逼无奈，只好清清嗓子，唱了一曲他最喜欢、最拿手、当时最流行的抗日歌曲。由于是在赵志珍面前第一次唱歌，本来很拿手的歌，被他唱出了跑调最厉害、唱速最快的纪录，以致战士们都打趣说“司令员这是在喊口令呢！”事后，他抹了一把汗，不好意思地给自己圆场：“歌词不熟，这是我才学的新歌！”这也是杨成武生平惟一一次对赵志珍说“假话”。 　　这年农历九月九日，是杨成武的生日，夫妻两人商定这一天作为两人的共同生日。当着满堂儿孙的面，杨成武深情地读起他特意为赵志珍写下的一首诗：“风风雨雨几十年，海枯石烂意志坚。居家操劳人人赞，辅佐大事吾内贤。”儿女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幸福的泪水模糊了赵志珍的眼眶。 　　　　1994年重阳节，杨成武将军迎来了他风雨兼程的第八十个春秋。赵志珍精心地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回报前岁丈夫的深情。“成武，祝你生日快乐，我送你一件生日礼物。”杨成武郑重地接过来，他小心地打开信封，摸出里面的礼物一看，不禁惊呆了：那是五十六年前自己的笔迹，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求爱信！ 　　　　杨成武的手颤抖了，他心潮难平，五十六年啊！辗转流离，几死几生，风雨苍黄，巨变沧桑，即使斧凿刀刻的石碑，也该在岁月的洗刷中斑驳不堪了！可是，赵志珍却把这两页薄纸珍藏至今，这一份刻骨铭心的真情真可谓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教育好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杨成武、赵志珍共生育了十个孩子，大的六个孩子--易生、冀生、燕生、俊生、珍生、东胜都是生在战争年代，生下来只能托附给地方的老百姓代养。尽管乡亲们把家中最好的食物拿出来喂养孩子，可是恶劣的环境和病魔还是夺去了珍生、冀生和燕生三个幼小的生命。 　　1945年的一天，帮助代养珍生的大嫂突然风风火火地找到赵志珍，说珍生发高烧，上吐下泻，像是得了痢疾。赵志珍赶快叫上医生，一路小跑赶到大嫂家进行抢救，但未能控制住病情，第二天凌晨珍生便离开了人世，冀中军区留守处主任将消息发电报给正在战场转移作战的杨成武。就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自己极为疼爱的儿子，却因缺医少药离自己而去，杨成武强忍着痛楚的心，把电文纸掖进军衣口袋，带领部队又出发了。 　　1949年7月，杨成武、赵志珍带着先接回的二女儿俊生来到天津，迎接崭新的生活，并计划着把寄养在老乡家的其他孩子都接回来。几天后，接回了易生、东胜，却没有找到两个女儿冀生和燕生。原来，战乱中，代养孩子的老乡东奔西跑，千方百计地躲避国民党的残害。没想到，奔波中，两个孩子得了重病，他们躲藏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洞里，因无医无药两个孩子在病魔的折磨下，在饥寒交迫之中夭折了。 　　得知噩耗后，赵志珍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杨成武白天上班，夜里守护在妻子的床边，偷偷地擦干眼泪，安慰妻子说：“志珍，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呢！他们都需要你来照顾呀！” 　　赵志珍终于挺过了这次沉重的打击。三个孩子都被送进北京的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前身是荣臻子弟小学）。为了战争，为了革命工作，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悲欢离合和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以后，他们又养育了东明、东荣、东成和杨扬。 　　将军在战场是一员视死如归的勇士，但怜子如何不英雄。1946年秋，杨成武率部赴易县开辟平汉线战场，当时临产的赵志珍也随乘缴获的日军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行，国民党的飞机还时不时地轰炸扫射。那时的杨成武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爱自己的孩子，却总觉得自己尽父亲的责任太少。这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早产在汽车上，或者遭到什么厄运。他紧紧地抱着妻子，减轻些颠簸，两天后，他们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杨成武这才松了口气。紧接着，儿子东胜出世了。 　　 杨成武曾说：“我和志珍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好的道德品质；二是必须学有专长，达到大专毕业以上；三是努力工作，多为人民作贡献。”平时不管多忙，他总要抽出时间对子女进行教育，检查和督促他们的学习。经常给孩子们讲长征和战斗故事，使他们懂得人民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到寒暑假，学校寄来通知书，他都要亲自过目，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好的进行表扬、鼓励，不足之处进行批评、教育，并帮助他们制定假期学习计划。长期以来，杨成武把对孩子们的爱完全倾注到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他一直教育孩子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大女儿杨易生（后改名杨毅），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是解放军《空军报》的编辑，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1972年被折磨致死。“杨、余、傅事件”平反后，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杨毅被恢复名誉，定为“革命烈士”。 　　二女儿杨俊生，毕业于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第二炮兵司令部，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干部处，司令部装备处（部）、技术开发部工作，历任参谋、副处长、处长、部长等职，1996年7月被晋升武警少将军衔，成为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将军。 　　长子杨东胜，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第二炮兵部队某研究所所长。 　　次子杨东明，毕业于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和国防大学，曾先后任山西省军区太原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副部长，1994年7月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 　　三女儿杨东荣、三子杨东成、四女儿杨扬，也都分别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或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担任医生或研究所、部队机关的领导工作。后来，杨东成转业，到商业部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后下海办公司。 　　不但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杨成武对祖国年轻的下一代也倾注了满怀的希望。据悉，他是北京109中学青年党校的名誉校长，经常应邀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自己的老年生活概括为六个字：有养、有乐、有为。即养好身体、精神愉快、暮年献余热，为社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今，身体硬朗、步履稳健、声音洪亮的老将军豁达、开朗、乐观，精力充沛，每天坚持挥毫泼墨，打“自如拳”，户外散散步，且读书不倦，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的革命教育书籍，将余热与爱奉献给了更多的年轻人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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