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于1951年农历三月廿一，逝于2001年闰四月初一，寿年50。在我们这说是51岁，因为农村的孩子生下来就算1岁。我们也愿意说是他51岁，因为逝者的岁数大点总是好的。 　　 　　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没做过什么惊天业绩，也没做过龌龊的事。平凡的父亲，在子女的眼中却总是不平凡的。父亲在他五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就是他跟病魔作斗争的历程，也是他默默爱着他的儿女，想尽办法为子女创造财富的过程。正因为他的顽强，他对儿女自私的爱，我们觉得他不平凡，甚至伟大。 　　 　　父亲好像注定是命苦的。生下来没多久他母亲（我奶奶）就得了重病，三岁时我奶奶就离世了。父亲一直没喝上正常的奶水，而那时是根本买不起奶粉的。这也就为他以后的病埋下了祸根。没了母亲的孩子，就像一棵野草一样自生自灭，他和叔伯兄弟们玩，而家人是不可能给他很多关怀的。奶奶去世后，家里就剩下我爷，我伯父和他，还有一个瞎眼的太婆。父亲的病痛饥寒少人过问，这样不到十岁就得了哮喘病，从此一直没治好。 　　 　　父亲是一个聪明的人，爷爷挺宠爱他。父亲哮喘病发作的时候，爷爷就背起他，没命的找医生。也拿钱让父亲到学校里念书。而当时的学校，是根本不能读到书的。父亲八九岁时正好碰上全国闹饥荒，太婆也是在那年里去世了。再大点到中学念书，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先是学兵学农开荒种田，再就是批斗。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父亲被说成是特务，受到校内乡里村里的批斗，不久就歇学在家，就再也没去上学了。 　　 　　虽然书读得不多，但当时也算是比较高的文化了，这个从父亲当年的同学中有许多当了官可以看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不肯认错。父亲的村里人际关系不怎么好，只跟几个同村的同学常有来往。他们一起干着青年人最想做的事。他们也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做的事最后都没有成功。农村的青年不能老是在家里瞎折腾呀，当时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出来闯的事。所以在他26岁那年，我爷爷就张罗着给他娶了我母亲。 　　 　　娶了我母亲，第二年就生下了我。当时的父亲，还是年轻气盛。虽然哮喘有时发作，但由于年轻人血气旺盛，发作的次数也不多，何况，他那时学会了自己打针。我出生以后，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和男人本身的使命感，使父亲显得踌躇满志，他决心要打下一片天地来，为了我和几个后出生的弟妹，为了这个逐渐衰落的家。但是，他的努力，他的奋斗收效甚微。他开始显得有些丧气了。有时候他想做一件事，哮喘病和体力不足就成为他的障碍。 　　 　　当我最小的弟弟生下来时，我一共四姊妹了。家里同样是四个大人，我爷，我伯父，父亲和母亲。我伯父是个大好人，比我爸大13岁，娶过媳妇，但没多久被我爷爷赶走了。由于爷爷的偏见，母亲也好几次被赶出家门，都是伯父和父亲将她接回来。在这件事上，我有点怨恨父亲，因为他立场不坚定，不敢反对爷爷。家里是经常吵闹的，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伯父与爷爷，父亲与母亲经常是吵架的主角。唯独伯父从没与他的弟弟，也没和我母亲吵过架。由于父亲当时抚养我们四兄妹显得力不从心，经常管得了这个管不了那个，便把我这个长子过继给了他哥，也就是伯父。此时伯父也四十多岁了，就再没那份闲心娶媳妇了。 　　 　　家里虽然有四个大人，爷爷只在农忙时下田，父亲是干不了重活的，所以家里常年的劳力就是伯父和母亲。父亲那时也尝试过做其他事，从自己做了一辆牛车到开手扶拖拉机，跑柴禾到墟上买，养猪，种果，最终都没赚到钱。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更失意了，而哮喘病也更常发作了。疾病和颓废是孪生兄弟，父亲愈是丧失意志，疾病就愈是严重，父亲就愈是发火，然后又丧气。那些年，我大概是7岁到10岁之间吧，会经营的家庭都解决温饱问题了，而我家却经常吃着少米的蕃薯饭，更不要说什么什么好鱼好菜，有时米都要从别家借来。实在没米开锅了，父亲或母亲就会打发我到相熟的几户人家里去借米。造成这样的局面，我也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只知道家里很穷，也少人看得起。那几年，大概就是父亲人生的最低潮时期了。 　　 　　后来日子好过了一点，我们虽然小，但也能帮上一点忙了，放牛，挑水，拾柴草，农忙时也干着大人的活。生活的真正好转应该从90年代开始，89年，由于母亲当时还年轻，便跟着她的妹妹，我的二姨妈到深圳打工。不久，父亲也下去了。两个人在一个厂里面，虽然钱不多，最起码我们的学费不用愁了，那时我读五年级，老四还没念书。后来四个人读书，一直读到初中都没欠过学费，总是按时交齐，这一点我们四姊妹到现在还是引以为傲的事。 　　 　　有了一点钱，父亲觉得舒心多了，加上外面的医疗条件比较好，哮喘病就少发作了，人也精神了许多。只是要求我们好好念书，好好做人，长大了不要被人瞧不起。所以虽然父母不在家，我们都很自觉，村里人从没说过我们的二话，还经常对我们四姊妹能出落得如此聪明伶俐、懂事而赞叹不已。 　　 　　前面讲过，父亲是聪明而稍有傲气的，在厂里跟同事的关系很好，他的幽默风趣与乐观使很多接触过他的人难忘。他也因为这个傲气吃了点亏。有一次，他因为一件小事和厂里的领导顶嘴，父亲得理不让人，不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出外求财不求气的道理，把领导搞了个面上无光，当晚，父亲就给厂里炒出来了。跟着母亲也辞工出来了，两人一起回到家里，是在92年吧！不过，不久后父母亲又出来了，地点也从深圳换到了现在的惠阳淡水，父亲也不进厂，找了一份小生意来做。 　　 　　父亲真正意义上的赚钱是从93年开始的。他用他的真诚和灵活的经商头脑，得到了批发老板的信任，将货一车车的运进我母亲工作的厂里。不久，家里便盖了整个山村里的第一座楼房，过两年，又装了除书记外的第一部家用电话。父亲和母亲也就成了村里面的有名人物，许多捐款、出外找工作的人找到我父亲母亲的头上。父亲回到家里，很多人说起奉承的话来，这些话父亲只是淡淡一笑，不可置否。我的父亲就是靠做生意时灵活的和思考时的冷静赚得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那几年，也是我们四姊妹的欢乐时光，我从师范读到大学毕业，弟妹们则分别上了中专和高中。当然，这与家里经济松裕和父亲的精打细算离不开。不幸的是，爸爸的噩运开始到来了。 　　 　　98年，大弟和妹出来做事了，99年我大学毕业安排了工作。就在我毕业的那一年，父亲提出想到医院全面检查一下几年来都没检查的身体，想看看自己的病情怎样。检查的结果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这几乎是每个哮喘病犯者的宿命，并且已是相当严重了。可以想到这是几年来延误治疗的结果。当时父亲只是淡淡的说他早料到了。看着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我还天真的以为真的不碍事，所以也就只说了一些要他注意身体，多多活动的话。 　　 　　不知道是父亲放松了几年来紧绷的神经，还是逐渐衰老的原因，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两条腿久肿不退，行动艰难。更悲哀的是，我们由于工作的关系，对父亲的关心也少了，偶尔打个电话，也只是简单的问候。对此，父亲也有不满，有时Call我我也忘了复机，父亲便会骂我，我就在电话里默默的倾听着，听完了我再问一下他那边的情况，他又说“不要紧”“老样子”“这个病没办法”等话。由于我在老家工作，到淡水还有100多公里，有时到淡水看他，他还要拖着病体给我做早餐，做饭。他不能到市场上买菜了，就由我买回来，他做。父亲病重后就整天呆在家里没出门，也很少有人与他交谈，又怕吵。我去了他就很开心，跟我谈社会上的事，外面发生的新闻，也讲他的生意经。父亲跟我是比较有谈得来的，有些事情各有见解，但很少争持。我又谈到他的病，虽然我不是学医的，我的看法他口里不怎么说，但过后就往往按照我说的做了。家里有什么重大事件需要讨论时也是这样。可以看得出，他是比较相信他这个读过大学的儿子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父亲有我在时总是很开心，可我总是心不在焉。当时，我也的确认为他的病不要紧，因为他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度过。就好像我们生活的这片天一样，晴晴雨雨没个准。他不愿意住院打针，我也没坚持，说了几句就算了。今年入春以后，父亲的病显得比以前严重多了，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被母亲的电话两次急召至淡水。第一次是带他回老家，住了十多天，由于生活上的不方便，他又强烈要求下来。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病就有几次危急，最后都挺了过来，他对病就是这样顽强。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里，他要回淡水的念头也是这样顽强，我知道不能阻止了，只能又送他下来。 　　 　　没过十多天，母亲说父亲需要住院，我再次来到淡水。到淡水后，看到他非常虚弱，只是躺在长椅上喘气，大家都站在旁边服侍他。我默默地放好东西，走到他身边问候他，他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应我。当晚，我们决定送他到惠州住院治疗，可是那天晚上父亲一夜没睡，精神更衰弱了，第二天妈妈吩咐我先送爸爸到本地医院看，好了点再送惠州。可是到了早上，父亲的精神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他穿好衣服，拿了钱给我，便由我堂弟扶下楼梯，我叫来一辆出租车把父亲送到了本地的人民医院。或许就是这个假像又迷惑了我，使我觉得父亲的病是会好转的。 　　 　　这样，到了人民医院，由于极度虚弱，就在那里住下院来。在医院里，父亲的病没有一点好转，有时竟神志不清，我敢说有几次是濒死的，都依赖父亲对疾病顽强的适应力挺了过来。然而我竟然还不重视，我在医院也累了三天了，也就没想到别的。看到这种病况，母亲、父亲本人都提出了出院，但他们都提出要回家，回到农村乡下，而不提转院。我当时的意思是能到惠州最好，其次是就地再多住几天。但我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在那里住院平均一天要花600多元，三天就花了差不多二千元，别的地方费用可能更高。父亲母亲都认为回家了，病就会好，我也有这种想法，因为父亲每次病发回家，总能等到病好再回淡水。所以我当时就由了父亲和母亲的意见，回家治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吧！如果我坚持到惠州，按照平时父亲对我的信任，他一定会同意。当然，我同意父亲回家并不是纯粹是经济问题，因为要住院一月二十天，家里还是有钱的，就是因为我这种天真的比较，而且后者还存在当时我认为更多的病好机率。 　　 　　就这样，父亲被我们请来的一辆车子颠簸着送回老家，一路上也不顺利，发生了几件事。父亲回到家里来，用了一些药之后，好转了一些，第二天还会跟来看望他的人谈笑。这使我又放松了警惕。第三天，父亲又开始神智不清了，老是拿眼睛瞪人，喝了很多的水，但没吃食物。当天他打了好几针，也没见效，又一直停电，几个人拿着扇子不停的给父亲扇凉。晚上十时左右来电，妈妈给爸爸洗了澡，我把爸爸抱到床了。给他穿了内衣之后我就拿了盛父亲小便的塑料瓶，搬了张凳子坐在床边。母亲由于劳累了一天，先睡到里边了。父亲静静的睡在外边，从天黑开始，他就没说一句话了，我默默地坐在他身边看着他。三点钟，伯父起来了，换走了我。 　　 　　父亲咽气的时间是凌晨四点二十分，我刚在楼上睡了一个多小时，伯父叫醒我，我跳起来冲了下去。我看到父亲安详地睡了一般，我先摸摸他的胸部，再闻闻他的鼻息，确认他已死去时，我跪在床前，不禁嗥啕大哭起来。母亲摸着父亲的身体哭喊着，伯父也流着眼泪。 　　 　　一会儿，本家的叔伯们过来了，他们都是跟我父亲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也不禁悲戚。天亮了，到了六七点钟，妹妹与大弟从淡水回到家里，小弟也从学校回来，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丧事是在全族人的帮助下办完的。 　　 　　父亲就这样走了，在他身上缠了他几十年、父亲也与之作了几十年斗争的病毒也随之消亡了。父亲的生命很短，可他的生命是完整的，该做的他都做了，完成了。父亲的一生是付出的一生，他把一切都给了他的子女，从没停下来享受过生活。父亲的一生也是痛苦的，但他从没说过。 　　 　　父亲有他自己的苦难与荣耀。父亲是不平凡的，是伟大的。 　　 　　 　　木泉写于2001年7月18日7月2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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