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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开始我与赵老师合作,第一出戏是《祥林嫂,我演祥林嫂,她演鲁四奶奶。我当时30出头,要从祥林嫂的年年轻时代演到老,感觉很困难,而且有点胆怯。第一次和赵老师合作我就感到她特别和蔼,排戏十分认真。她常鼓励我说:别害怕,要有自信心,你越害怕就越演不好。让你演样林嫂你就要把自己当做祥林嫂,演谁是谁:赵老师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深刻道理,也不是成章的话语,但让人听了后感到很在理。于是我排除杂念,全身心投入到排练中。
1979年排《花为媒》,当时的阵容绝大多数都是与我师傅新凤霞合作的老师;我的压力自然很大。戏排出来后在中山公园订出了28场,结果演到26场时,我由于心里压力大过分紧张,加上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我躺在病床上十分愧疚,认为自己没有完成工作,对不起团里。就在这时,赵老师笑盈盈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羹对我说:闺女,快,趁热吃了。你呀,就是因为太累了,又加上营养跟不上才病倒的。这不碍事,你别着急,病好后,我还跟你一块演。没有豪言壮语,却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赵老师排戏从没烦过,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往往要排几十遍,每次都那么认真而投入。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所以后来大家评价我的工作态度刻苦而认真,是和赵老师及其他老艺术家的影响分不开的。 我跟赵老师合作最默契的是《杨三姐告状》。排练时我们就进人人物的思想感情中,排“哭灵”排一次哭一次,这完全是赵老师投入的表演把我们带到了那种悲痛的情境中。还有“探亲”那场.赵老师对闺女、姑爷的疼爱,强烈地触及我的情感.使我对母亲既尊重又因其愚昧而焦急怨恨。我和赵老师的默契往往仅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许多观众都认为我们台上演娘儿俩,台下也是亲母女。我们俩可不就像娘儿俩吗?我们有13年都住在王府仓胡同的一个大院内,经常是一块儿进剧场,一块儿回家;赵老师私下里常叫我“闺女”,我们的这种关系来自于我们时艺术的执著与钻研。我们演出后坐公共汽车回家时.都要总结今晚的演出。《杨三姐告状》共演出了一千多场.我们一直在不断磨合和改进。 赵老师十分注意观察生活,比如到农村演出,我们经常住在老乡家.她总爱东看看西看看,观察每个农民的生活习性、言行举止。赵老师的行为启发了我,我也逐渐养成了细心观察生活的习惯。再有,赵老师有创新意识,不保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凡是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她都尽可能地拿来一用,如排《吹鼓手告状》,她演大表姐,其中提鞋趟水一段,就运用了其它行当的程式动作,如花帮子、蹉步、跳步等,而且将它们生活化。 与赵老师合作十多年,她对艺术严谨认真、富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她提携青年、善良本色的艺品人品,都使我受益非浅。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老师就没有我谷文月。赵老师离我们而去了,但她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会很好地继承她的精神并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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