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 　　 　　中国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发展及其特点 　　 　　 　　 　　文/沈殿成　　 　　 　　　　在近百年的中国学生赴日学习期间，留日学生掀起过一个又一个影响广泛的运动，特别是30年代留日学生所组织的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不仅促进了广大留日学生走上抗日救亡道路，而且把数十年里持续发展的留日救国运动推至一个新的阶段。 　　 　　　　1916年6月，在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的郭沫若与八个留日学生组织了夏社，搜集日本报纸的侵华言论，出版刊物，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写道：1923年10月，我在明治专门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九州帝国大学的一个读书会，后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被指定为第一读本。1929年，旅居日本的蒋光慈与留日学生冯宪章等人于9月组织了太阳社东京分社。参加的人员有伍劲峰、古公尧、胡晓春、任钧、楼适夷等人。太阳社是主张革命文学的进步团体。东京分社成立后，组织了许多进步的文化活动。他们研究国内文坛情况，也涉足日本文艺界的现状，与日本进步文艺家藏源惟人、藤枝丈夫接触，共同探讨革命文学的问题。 　　 　　　　“9·18”事变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组成了三十多个文化团体。较活跃的有： 　　 　　　　东京“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成立后，很快在日本组织了东京“左联”。“9·18”事变后，参加“左联”的留学生绝大部分返回中国，活动即告停止。1933年林焕平到东京后，于1934年春恢复了东京“左联”的活动。参加的成员有林为梁、林基路、陈一言及后来归国成为烈士的邱东平等人。 　　 　　　　社会科学研究会　该会是在“读书会”基础上由东京的留学生于1935年上半年成立的。成员有解树椿、程明升、雷任民、杨章武等四十余人。“社研会”是学术研究团体，它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 　　 　　　　留日世界语者协会　由黄乃、丁克、李佩呈等人于1935年在东京成立。 　　 　　　　东京文化座谈会　1935年由“左联”成员林为梁联络宫亦民、梁为林、魏猛克、侯甸、陈一言等留日学生组织成立，参加者共有一百多人。 　　 　　　　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由裘进、周平、潘宗周、薛涛(潘莫奇)四人1935年创立于东京。他们先后把“读书会”改为“反帝反法西斯同盟”和“现代问题座谈会”，参加者达百人。 　　 　　　　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　1935年由早稻田大学的程明升、王阑西(原名王之坎)、赵冬日三人发起于东京。 　　 　　　　社会科学座谈会　1935年7月由张谦光、熊唯知、冯基民(冯肇源)、姚耐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 　　 　　　　世界编译社　1936年1月由社会科学座谈会的熊唯知、解树椿、王孔昭等人发起成立，社员有五六十人，郭沫若是该社名誉社员。 　　 　　　　留东妇女会　1936年成立于东京华学会。它是中国留日女学生公开的进步组织“留东妇女社会科学座谈会”与“留东妇女问题座谈会”合并成的，会员有四五十人。主要成员有李玉如、丁晓林、董启翔、毛掬、裴曼娜等人。 　　 　　　　中国留日戏剧协会　1936年春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中华戏剧座谈会、中华国际戏剧协进会合并而成。干事会成员先后有林林、杜宣、吴天、任白戈、李月轩、陈北欧和叶文津、颜一烟、张水华、蒋新民等人。 　　 　　　　此外，还有拉丁化座谈会、日本问题座谈会等。 　　 　　　 　　 　　　　30年代留日学生左翼文化团体的主要活动有： 　　 　　　　创办刊物，出版书籍　东京“左联”先后办有《东流》、《杂文》、《诗歌》三个刊物。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积极支持《东流》的发行工作，茅盾还为《东流》在上海发表评论，进行介绍。《杂文》主要是发表战斗性较强的文章，郭沫若曾在《杂文》上发表《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之死》等文。《杂文》还发表过鲁迅从国内寄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论第三种人》等文。文化座谈会先后办有《未名庄》、《文艺科学》等杂志，团结了众多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留学生。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还开辟了国内的文化战场，在河南开封《民国日报》上主办《自然科学》副刊，曾译载过《数学论》、《马克思主义与微分学》、《唯物辩证法》等。东京的世界编译社成立后，又成立了北平世界统计社作为分社，出版了张友渔的《日本新闻发展史》、阮均石译的《科学的自然观》等著作。留东妇女会还在《留东新闻》周刊上办了《留东妇女》副刊。留学生通过这些公开出版发行的杂志与书籍，扩大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 　　 　　　　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与读书活动　有的左翼文化团体是在原来的各种读书会基础上成立的，这些团体成立后，又结合各自的特点，举办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与读书活动，讨论文化与政治问题，提高对社会与自我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座谈会，团结留日学生参加革命斗争。留日世界语者协会通过世界语学习，启发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语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请日本的世界语学者讲授，有的按地区划分小组进行，由世界语水平较高些的人辅导低些的人。采用的教材是中垣虎儿郎编写的《普罗世界语讨论》，该书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如介绍“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介绍马克思、列宁、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介绍中国的广州暴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宣言》片断。通过学习这些教材，可以了解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参加世界语者协会的人具有革命觉悟。文化座谈会是根据东京“左联”更多地组织和团结留日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意愿建立的，其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理论骨干，团结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和内战。先后组织座谈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战斗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国文学界“革命文学”与“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组织学习过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的报告《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主张全民族统一抗战。新兴自然科学者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与组织左翼自然科学者，进行马列主义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从事革命的和自然科学的实践，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奋斗。“同盟”成立之初，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讨论座谈会，主要学习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苏联的新兴自然科学论文集。世界编译社更多的是座谈和研究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以及国内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戏剧演出活动　左翼文化团体组织爱好戏剧的留学生搞过多次戏剧公演活动，尤以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的活动最为突出。他们演出情况见左页表。 　　 　　　　公开集会活动　30年代留日学生的左翼文化活动以小型团体活动为主，公开集会较少，有两次集会活动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郭沫若的演讲活动。1935年10月5日，几个左翼留学生文化团体，邀请避难于日本的郭沫若作了《中日文化的交流》的演讲，地点在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郭沫若回顾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出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人，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的号召。活动是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右翼学生向台上扔苹果进行捣乱。郭沫若冒着被捕的危险为留学生作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二是悼念鲁迅的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留学生无限悲痛。他们以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等团体的名义，于11月3日在日华学堂举行追悼鲁迅的大会。郭沫若应邀再次赶来进行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说：“呜呼鲁迅，鲁迅鲁迅，鲁迅之前，既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呜呼鲁迅，鲁迅鲁迅。”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这次集会有七百多中日文艺界人士参加，再一次给左翼文化运动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组织进步活动　1935年日本进犯华北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群众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励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留东妇女会在进行文化活动的同时，组织会员学习救护知识，准备战争时期做战地救护工作。引起轰动的绿川英子秘密访华事件，是由世界语者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丁克精密策划的。他们对绿川英子进行了乔装打扮，混过了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踏入了中国领土。 　　 　　　　30年代日留学生左翼文化运动，明显地具有抗日救亡的性质和从自发到自觉的组织过程和特点。留学生的文化团体，开始多是自发地建起来的。成立后，又多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东京“左联”直接受上海“左联”领导，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来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 　　 　　　　从公开到秘密的活动方式。为了活动的方便，各种文化团体有公开、半公开与秘密之分。社会科学座谈会是个半公开的文化团体，即对中国学生公开，对日本人保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举行活动时，常常以“××同学结婚”、“为××同学庆寿”等名义举行，以躲过日本警方的监视。社会科学研究会向日本政府作了登记，但活动则采取秘密方式。活动时往往采取聚餐、游玩等方式，或者是分散活动。文化座谈会则分组进行活动，每两周活动一次。他们多采取自由组合方式，成立了文艺之家、戏剧之家、音乐之家、美术之家、社会科学之家等临时性团体。 　　 　　　　从分散到统一的发展过程。留日中国学生各文化团体成立之初，基本是各自组织活动。为了协调领导，更好地组织活动，1936年，解树椿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文化团体秘密核心领导组织　　“社会主义青年同盟”。1936年秋，东京各大学的左翼学生在学生会的基础上，推举代表成立了“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使留学生的左翼文化运动逐渐走上了团结一致、共同进步的道路。 　　 　　　　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各种活动极为敏感，尽管学生们的活动方式多以其它事情作掩护和秘密进行，但仍有很多进步留学生被日本当局拘捕、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境。受国民党支持的右翼留学生势力也对左翼学生的活动进行破坏。“中华留日学生联会会”成立后，为争夺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左右翼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左翼留学生曾到当时的中国驻日使馆进行过请愿斗争。 　　 　　　　总之，30年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为留日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记录，也为旅日华侨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沈殿成　《侨园》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留日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李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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