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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8日6时45分,无情的肺癌最终夺走了我们敬爱的父亲阎达开的生命,全家人沉浸在泪水洗面,无比悲痛之中。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缅怀父亲,历历往事伴随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件件涌到我们面前。这些往事,经历时感觉平平凡凡,今天想来却无处不闪现着父亲高尚品德的光辉……
家事国事,国事永远重千钧 在这方面父亲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我们印象极深的是父亲在唐山大地震中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山摇地动,房倒屋塌,世界地震史上留下了最最惨烈的一页。唐山是父亲长期战斗过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叔叔、大哥、姐姐和许多亲属都居住生活在那里。在这次地震中我们的姐姐,父亲最疼爱的唯一女儿和外孙女当地震亡,大嫂也当场亡故,大哥受重伤,后来也去世,我们家在唐山的亲属有20余人伤亡。父亲是怎样对待唐山地震的呢? 地震发生的当天,阎志和阎征侥幸从倒塌的房屋废墟中爬了出来,我俩先救助了周围的难友,因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震中就在唐山,出于对父母的关切之情,我们又立即拔腿奔向天津家中。200里的路程啊,我们一路奔跑,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当我们带着满脸疲惫一身伤痕终于来到父亲面前时,他劈头的第一句竟是:“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唐山,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唐山人民吗?要立即回去参加抗震救灾、马上就走。” 看到父亲发那么大的火,我们十分委屈,泪水夺眶而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父亲又说:“就休息一天吧,明天一定要回去。”接着父亲就仔细询问开了唐山的灾情:开滦煤矿怎样了?启新水泥厂怎样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直到最后,父亲才低声问起我们家人的情况。我们含泪把情况有选择地相告,父亲听后双目低垂,久久没有说话…… 面对大灾.,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唐山人民,是国家财产,直到最后才问到他也深爱着的亲人。一个人 的本能反应无疑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父亲把国事看得远远重于家事!国事永远重千钧!这样的事在我们记忆中何止三件五件。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在得知唐山发生地震后,马上向组织提出,坚决要求赶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那时父亲的心脏病已十分严重,并时时有心绞痛发作,身体也很虚弱。但他早把个人的病情乃至生命置之度外,心已飞向灾区…… 我俩在父亲的教诲和感召下,很快返回唐山。那时,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由于我们赶回单位时间早,工作积极,还被评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而有的人由于没有积极参加抗震救灾受到了批评甚至处分。这时,我们才从内心深处体会到父亲对我们的真正关心。 关心他人永远胜子关心自己 这是父亲为人处世的一大特点。自打记事起,我们就都知道这样一个家规:父亲每月的工资,第一是交党费,第二是寄给战争时期掩护过他的堡垒户,第三是资助烈士遗孤,第四是寄给老家的五爷和五奶奶,然后才是全家的生活费。给我们印象极深的是这样两件事—— 多年来父亲一直按时给老家的五爷和五奶奶寄去生活费,即使在“文革”中父亲停发工资、身陷牛棚的困难条件下,他也牢记在心。记得那是1969年,一 位好心人悄悄给我家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父亲被关押的新地址。那时只有阎九洲和阎征在家,我俩急忙出发,几经周折才见到父亲。一年多没见面了,看到父亲倍受折磨的憔悴面容,我们心里十分难过。父亲小声询问了家人的现状后,沉思片刻,便问:给你五爷寄钱了吗?我们回答:最近没有。他立即着起急来,我们忙解释道:“寄了几个月,现在我们手中也早就没钱了。”他叹了口气,没有再批评我们。要知道,他的工资早就 停发了,每月只给几十元的生活费。他翻遍全身,掏出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塞到我俩手里,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想办法 去借一借吧,先把欠下的如数寄走,以后一定要按月寄,哪怕咱们饿饭,也要寄。”那真挚、深厚的亲情、乡情又一次深深地震撼了我们的心。 还有一件事:丁振军是父亲的老战友,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父亲把他的三个孩子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抚养,送他(她)们上大学,直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还不断关心和资助他(她)们。父亲病危时,丁振军的女儿来看他,父亲已没有力气讲话了。她走后,父亲对陪床的阎存增伸手示意,久久不肯放下,阎存增含泪猜测了几次,才明白他惦记丁振军的女儿,让我们要继续帮助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父亲想得最多的仍然是他人。 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 这是父亲最高贵的品质之一。 男儿有泪不轻弹,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极其坚强,就是在“文革”他遭受残酷批斗时,在人前人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过他掉过一滴眼泪,但是每当人民受灾受难时,我们却几次看见父亲流泪。1963年邢台发生了大地震,父亲陪同周总理视察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回到家后在饭桌上有几次议论到灾情,父亲总是泪水横流,吃不下饭。1963年,天津发大水,毛泽东主席亲临视察,他紧握着父亲的手对父亲说:一定要替我把灾救出来。父亲每当向家人回忆到这件往事,心情总是无比激动,眼里含满泪水 “文革”期间,父亲多次受批斗,本来强健的身体被折磨得十 分虚弱,有几次被送到医院抢救,几度和死神擦肩而过。1970年,父亲分配到天津碱厂工作。记得正是寒冷的冬天,他乘公共汽车从尖山到市图书馆换乘去塘沽的51路车,为了防备路上没有座位,还要带一个马扎凸当时,由于“文革”的影响,碱厂的生产很不正常。为了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他不顾年高体差,吃住在办公室和车 间现场,晚上就把电话放在床头,经常在半夜赶到车间现场处理问题。在一天的深夜他昏倒在办公室电话旁,是夜班工人找他解决问题时才发现的,也是工人们含着热泪把他送到医院。当时,有些事我们不理解,可父亲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相信党,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给我们印象极深的是他诚心诚意交党费的事:由于父亲把工资大都给了堡垒户和老冢的长辈,我们家里除了公家的东西几乎一无所有。我们记得,“文革”一开始,我们家就被迁往尖山。搬家时,一辆卡车只装了半个车厢,除了借给我们的桌子和床,属于我们家自己的东西只有几卷被褥和四只箱子。可是,就在父亲重病期间,当天津碱厂的军代表去看望他,并代表组织将刚刚补发给他的几千元工资交给他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用颤抖的双手把那一包厚厚的钞票送回到军代表的手中,用虚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全部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后来,组织上再一次正式给他补发7900元工资,并通知说:“文革”期间以交党费的形式上缴工资的,不管出于自愿或被迫,一律退回。当时,我们家确实很困难,不用说生活用具就连孩子们穿的补丁衣服、生活费、医药费都曾得到亲朋的接济。父亲为这事专门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会,他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些年我基本上没有做工作,怎么能要党的工资呢?这笔钱我是坚决不收的。你们也不要指望这笔钱,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嘛,我相信你们靠自己劳动是不会饿死的。就这样,父亲再一次坚决地毫不犹豫地退回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家教突出体现在一个“严”字上 爱子莫如父母!可父亲对我们的爱却处处体现在一个“严”字上:对我们的 严格教育,对我们不搞特殊化的严格要求,和为人处事各方面的严格要求。 1979年阎征参加高考,因为底子差,跟单位请了几个月的假复习功课,当阎征终于考上北京大学,准备去上学的时候,父亲把阎征叫去谈话。阎征还以为父亲要嘱咐他学习的事,没想到,父亲问:“复习功课时请了多少天假?阎征说:“大约五个月吧。”父亲要阎征把这五个月的工资退给原单位。阎征觉得挺委屈,父亲告诫阎征说:“没有干工作怎么能拿工资呢,上学的钱我可以帮助你,做人嘛,就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品质。” 父亲身居领导地位,国家给他配有专车,可父亲规定:家人家事一律不准用配给他的专车。1981年,大哥在唐山去世,我们陪母亲坐父亲的车去办丧事。过后,父亲执意拿出100元交车费。父亲这样严格要求家人不搞特殊化的事,在我们的记忆中数也数不清…… 这,就是我们无私、坦诚而又严厉的父亲。 敬爱的父亲,在您去世以后,我们又从您的许多老同事、老战友那里,听到许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您的忘我的工作态度,您的无私的奉献精神,您的艰苦朴素和廉洁奉公,您在身处逆境时对党的高度信仰,对工作的无比渴望……这一切,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您、更加深切地怀念您。 敬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的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
原文1997/3/28 发表于天津日报第五版 浏览:44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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