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身抗日斗争 　　　　　　赵尚志（1908-1942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喇嘛沟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中过秀才，后来以教私塾为生。赵幼时随其父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11岁时全家迁往哈尔滨。由于生活困难，大哥去苏联作工，赵尚志也辍学打工谋生。后来在大哥资助下，在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入学不久，五卅爱国运动爆发。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东北地区也积极响应，虽遭奉系军阀压制，依然有众多的学生、工人参与反帝斗争，赵尚志就是其中十分积极的一员。也在此期间，他经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成员彭守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访问彭守朴纪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卷）。不久，赵尚志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同时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不准跨党，赵尚志在党组织安排下退出军校，返回哈尔滨。 　　　　　　回哈尔滨不久后赵尚志被派往长春开展工作，并与一些国民党员合作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1927年3月间，日本情报机关发现了他的活动并告知奉方。长春宪兵队逮捕了赵尚志和另一位同志。在审讯中机警的赵尚志只承认自己参与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工作，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1928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释放了大批关押在东北监狱里的国民党人。并把某些有“赤色分子”嫌疑的人员押送南京，赵尚志也在其中。经过几个月审理，1929年5月国民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最后认定赵尚志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得以无罪开释。获释后他返回东北，被派往北满特委负责学生运动。1930年4月，赵尚志再次被捕，由于同时被捕的杜兰亭变节，其身份暴露，一直被关押在奉天（沈阳）第一监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取不抵抗主义，撤出奉天，形势混乱。赵尚志在中共满洲省委营救下，于同年底出狱，随即投入了抗日斗争。 　　　　　　二、第一次被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临时中央在九月二十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人民起来参加工农苏维埃运动，“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年，399页）。二十二日又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该决议受共产国际“日本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观点的影响。认为日本侵占满洲，其主要目的在于为进攻苏联准备基地，是“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斗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 （同上，419页），因而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开展反帝运动，发展反帝组织，并 “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 （同上，422页），加强兵运工作，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对于满洲地区，则“更应该加紧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同上，423页）。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11月召开会议决定积极创建抗日游击队并开展游击战争。认为“发动游击战争……是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80页）。 　　　　　　刚刚出狱的赵尚志奉命来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着手发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1932年夏，他被派往在巴彦活动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工作，该师由受中共影响的东北籍大学生张甲州、张文藻等创建，但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名为“绿林好”的土匪武装，成员复杂。赵尚志到达后，帮助独立师整顿队伍，严明纪律，得到了张甲州的信任，被任命为独立师参谋长。8月底，在赵尚志精心谋划下，独立师一举攻占巴彦县城，声名大振。在随后部队转移时，独立师遭到“绿林好”勾结的地主武装袭击，赵尚志左眼受重伤，不得不离队疗伤，11月伤愈归队。 　　　　　　此前，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在北方会议上，满洲省委代表提出了东北地区与关内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在党的政策上也应有所调整，结果被斥之为“满洲特殊论”和“满洲落后论”加以批判。要求东北和南方一样，必须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红军。8月，满洲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精神发出指示整个国民党“统统都是汉奸”，其他各色武装的目的也是“为的消灭抗日”，“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这种“唯我独革”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东北义勇军各路武装与中共的关系，给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根据北方会议的指示，东北抗日义勇军江北独立师于32年1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州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 　　　　　　改编完成后，部队先后转战呼兰、绥化、兰西等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执行“左”的政策，所到之处对地主的财产一律没收，激化了与当地地主的矛盾，部队屡屡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腹背受敌，处境困难。在独立师内部也发生混乱，张甲州因对这些新的做法不满，开始排斥共产党人。1933年初，部队进至铁力时，先后受到地主武装和鄂伦春族武装索力营的袭击，大部溃散。张甲州前往富锦，赵尚志则带着十几个同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情况。 　　　　　　在总结江北独立师失败的原因时，他与满洲省委发生了尖锐分歧。省委从北方会议精神出发，认为失败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赵尚志执行右倾路线的结果。责令其“深刻检查”。赵尚志不服，提出申辩，结果被省委认定拒不检查错误，将其开除出党。意外的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也感觉心情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卷）。不过赵尚志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依然坚定的投身于抗日战场。 　　　　　　三、驰骋于抗日战场的名将 　　　　　　1933年4月，赵尚志离开哈尔滨来到宾县参加了孙朝阳领导的义勇军，当了一名不起眼的马夫。不久，孙部在宾县东山被困，处境危急，孙朝阳一筹莫展。赵尚志挺身而出建议以攻为守，趁敌军倾巢出动袭取宾县县城，迫使敌军回援解围。孙朝阳采纳了赵的建议，并委任他率队攻城。在赵尚志巧妙指挥下，一举占领了敌军防守空虚的宾县县城，也解了东山之围。这次战斗结束后，赵尚志被提升为参谋长，不久又与中共珠河县委派到孙部的李启东等取得了联系。同年7月，由于孙朝阳动摇，赵尚志和李启东等十余人脱离了孙部，决心在珠河县委领导下组建党自己的抗日武装。这时，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籛（李兆麟化名）作为省委巡视员来到珠河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着手纠正以往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十二次全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4辑，185页），根据这一决议精神，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并在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一指示信在分析东北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方针，改变了以往对中间派的敌视，认为一部分有产阶级也对侵略者报敌视态度，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对于东北地区存在的各路抗日武装，更多的强调团结而非分化打击。纠正了“北方会议”强调要普遍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的做法，指出目前的任务是没收帝国主义和民族叛徒的财产，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组织。一.二六指示信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中共过去在东北抗日活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对于东北抗联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提出要积极主动的团结和争取各种抗日力量，上述信件和决议的贯彻传达使抗联武装获得了很大发展。 　　　　　　依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珠河县委在1933年10月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由赵尚志担任队长。最初仅有队员13人，在赵的领导下，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部队也发展到70多人。1934年初，他又联合了“爱民”、“青林”、“北来”等二十多支义勇军和山林队，联合组建了东北反日联合军，赵尚志被推为总司令，全军约五百人，在侯林乡，黑龙宫等地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同年6月，改编为哈东支队，赵尚志、李兆麟分任司令、政委。抗联武装的壮大为赵尚志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1934年9月他指挥哈东支队一举攻克五常堡。震动了日寇，日军认为赵尚志部是“北满治安的最大祸患”，要全力讨伐。在同年10月日寇的冬季讨伐中，赵尚志在率领哈东支队一部200余人返回鬼排山宿营地时，遭到500多日伪军的包围。他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沉着应战。等到夜幕降临，赵尚志派出少数骑兵伪装主力突围，在敌军注意力被吸引过去后从敌人背后发起猛烈进攻，打乱了敌军阵脚，并顺利突围而出。是役赵尚志部仅伤亡3人，而日伪军损失100多人，日军指挥官望月中佐目睹哈东支队转败为胜，秩序井然的撤退情景，不禁惊呼：“此战必有名将指挥”。 　　　　　　1935年1月，不断发展壮大的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三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三军暂编一个师），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做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议”，认为开除赵尚志党籍，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 　　　　　　同年3月，赵尚志率部到达方正县大罗勒密，在此他与东北民众军司令谢文东和自卫军支队长李华堂见面，通过会谈达成协议，三支武装联合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赵尚志担任总指挥。在反日联合军打击下，日寇的春季讨伐草草收场。 　　　　　　1935年夏，日军又发动夏季讨伐，此次除武力讨伐外，还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并对抗日游击区大肆烧杀，叫嚷要“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在日寇破坏下，整个反日区“几乎2/3以上地区成为一片焦土”（《珠河县委关于珠河游击区情况及县执委会议讨论事项》，1935年9月14日），在此情况下，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向方正、汤原、勃利一带转移。在松花江下游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5年10月，赵尚志率部到达方正县大罗勒密，同李延禄指挥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汇合。11月，他渡过松花江，在汤原县境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在赵尚志帮助下，汤原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他还成功策反了汤原金矿警备连。巩固扩大了汤旺河后方根据地。同年冬，第三军还成功开辟了巴彦、木兰、通河新游击区。赵尚志的部队经受住了日军的大讨伐，并进一步发展壮大。全军到36年8月已发展到10个师，6000余人。在此期间，还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1936年起东北各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军0，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统一了北满的抗联武装力量。 　　　　　　1936年秋，日军发动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抗联部队则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对付之。三军主力西征铁力、海伦、龙门，在黑嫩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域。赵尚志于同年11月率领500余人踏上西征之途。同年12月，在到达海伦冰趟子后，面对一直尾追不舍的日军讨伐队，赵尚志决心利用有利地形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部队花了两天时间筑起一道雪砌水浇的交通壕，并在几座木屋内准备好足够的烧火木材。第三天，800余日军进入了包围圈，遭到了抗联部队的伏击，抗联武装此战不仅占有地势之利，而且还得到了天时之助。当时天气寒冷。在战斗中抗联战士轮流到木屋中取暖然后再投入战斗，而日军在冰趟子上战斗，不仅手足冻伤，手中的武器也出了问题，枪油凝固，枪栓拉不开，机枪打一阵就哑了。整个战斗日军损失300多人（不少是冻死的），抗联部队仅伤亡40多人。取得了抗联三军建立以来的最大胜利。对于赵尚志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讨伐的日军中将岩越也惊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四、反倾向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巩固东北基地，加强了对抗日联军的围剿。关东军制定了“三江省（黑龙江合江地区）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数万日伪军进剿抗联根据地。面对敌军的进攻，长期孤悬敌后的抗联力量急切盼望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以确定下一步方针。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工机关完全破坏后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断绝了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接手东北党的指导工作。同年6月3日，王明，康生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给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发出 “六三指示信”，就在东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做出一系列指示，在此前代表团还派吴平（杨松）到东北指导工作，以贯彻代表团的指示精神。“六三指示信”强调打破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实行全民统一战线。这封信进一步突破了原来的一些左倾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如“反满抗日不并提”、“不公开反对归大屯”的不切实际的错误提法。由于与原来的指导方针有不小的差别，以至于在传达过程中，吉东和北满的党组织和抗联武装为该信发生争论，赵尚志所在的北满方面认为信的主要精神是右倾的，吉东方面则支持六三指示信。 　　　　　　而当时领导整个东北抗联的满洲省委在1935年春已基本停止工作。当时王明对上海中央局任命的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子才）不信任，在这一年春以学习为名将杨和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全部调去苏联审查，并命令将满洲省委文件一律销毁，杨光华走前发出令各地党组织独立工作的通知，并令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作为满洲省委代表留守，满洲省委已名存实亡。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宣布撤销满洲省委，改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成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不久成立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三个省委，松江省委未成立，而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赵尚志任省执委主席，冯仲云任书记。另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通过吉东特委（该特委是吴平亲自整顿过，最得王明信任）转告其他满洲党组织，“满洲省委有奸细”，不得再与之发生联系。36年夏满洲省委发表正式取消声明。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面指导整个党组织和抗联的工作，但37年下半年王明、康生回国。抗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也中断了。 　　　　　　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北满临时省委多次派人越境去苏联以恢复与中央的联系，但始终未获结果。37年底，原抗联二军六师代师长陈绍滨从苏联带回消息，称苏军要求北满省委派主要负责同志赴苏联商讨重大问题。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杨家沟召开会议后决定派赵尚志作为省委代表赴苏。 　　　　　　1938年1月，满怀希望的赵尚志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但出乎意料的是，苏方矢口否认邀请北满省委代表一事，并将其关押起来进行审查，尽管赵尚志多次向苏方申辩、解释乃至抗议，苏方依然将其扣押了一年多。而在东北，一场主要矛头指向赵尚志的党内反倾向斗争开始了。 　　　　　　在反倾向斗争发生前，北满和吉东党组织围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的“六三指示信”和三个补充文件“吉特补充信”（《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代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新政策路线信”展开了激烈争论。双方分别给对方扣上反党反中央，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北满认为吉东是右倾投降主义，吉东认为北满是左倾关门主义。实际上双方所争论的主要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些具体策略问题（如对待山林队、伪军的态度），但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这些分歧被上纲为路线之争。而北满方面由于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持批评态度，在共产国际七大文件传达后处于不利地位，其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北满省执委委员，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不同意北满临时省委对“六三指示信”和补充文件的批评。1937年3月初，他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认为“珠汤联席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总的国际路线是毫无错误的，”要求省委应“发出文件来纠正这一错误”（《东北抗联路发展史略》，362页）。同年7月，他和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一起过江出席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会上就“中代信”问题再度发生争论，赵尚志坚持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中央文件，李兆麟在周保中支持下认为应该承认，会议未取得结果，但原省委书记冯仲云被指责犯“调和错误”被撤职，支持李兆麟的张兰生接任书记。 　　　　　　赵尚志走后不久，李兆麟向北满临时省委提交了“二月意见书”，作为与赵相处多年的战友，李对赵的优缺点了解颇深。意见书中指出了赵在工作作风上的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工作方式简单，缺乏民主作风等。但其核心在于清算赵的路线错误。意见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指责赵尚志犯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甚至认为“赵尚志已经是反共产党的阴谋家了。” （同上，363页），接着，张兰生和李兆麟又联名给北满各军、师党委和军政负责同志写信，批评珠汤联席会议决议不承认“中代信”是完全错误的，号召同“左”倾关门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北满临时省委内部的反倾向斗争开始了。 　　　　　　4月下旬，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七次常委会，李兆麟列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认为“六三指示信”是“伟大，正确的”，承认珠汤联席会议执行了“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认为其实质是“反列宁主义、反党、反组织、反中央”，“尚志同志是“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同上，364页）。6月，在通河召开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对所谓“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人员作了组织处理，赵尚志被撤销抗联三军军长等一系列职务，九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被认定为“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积极拥护者，也被免职。其他一些同志，也受到处分。 　　　　　　对于开展这么猛烈的主要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当时北满不少干部难以理解。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也提出意见书，认为“联席会议多数同志并没有故意有计划的反国际中央路线”，李兆麟也同样犯有“左”倾错误。后来担任北满省委书记的金策，在38年6月亦提出意见书，不赞成这种乘赵尚志不在“背靠背”的批判方式。并认为赵的错误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一直同赵尚志有争论的周保中，也在给李兆麟的信中指出“纠正错误不能陷于个别同志对待个别同志，要追究省委本身的责任”。39年初召开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肯定“二月意见书”转变北满党的路线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批评李兆麟在赵尚志走后才提出意见书是“机会主义斗争方式，”同年5月举行省委执委二次全会，选出金策为书记的新北满省委，通过《“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政治责任与严整党内铁的纪律》，这场延续一年多的反倾向斗争才告一段落。反倾向斗争波及北满党、政、军的许多干部，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伤害了不少同志，削弱了抗联部队的领导力量和战斗力，如此自毁长城，令人扼腕。 　　　　　　五 两次伯力会议 　　　　　　在被苏方不明不白关押一年多以后，1939年5月赵尚志获得了释放。苏方解释这纯属误会。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国际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联总司令，即日返回东北。 　　　　　　赵尚志随即把在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100多人组织起来，编成一支精干的队伍，于同年7月返回东北，回到东北后，赵尚志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他指挥部队攻占了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不少物质，但在随后的转移过程中，由于发生矛盾，赵尚志错杀了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同年9月，在到达汤原县马把头“碓营”后，赵尚志决定分兵，自己带领剩下的十几名战士留在司令部，准备召集北满党和军队的会议，他写信给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要求召集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来他处开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收到赵尚志信后 ，金策本打算去参加会议，但不久北满省委就得知了祁致中被杀的消息，加上此前的反倾向斗争，省委对于赵尚志不能不产生疑虑，加上内奸尚连生（他当时是赵尚志的政治秘书，随赵回东北后离开了赵，后查明是内奸）造谣，诬陷赵尚志设下圈套，要捕杀省委负责同志。李兆麟等相信了这一切，不仅拒绝与会，还通过决议，“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在“碓营”等了三个多月后，赵尚志不见北满省委人员到来，派出去的部队也没有下落，遂在1939年底再次入苏。 　　　　　　这时抗联二、三路军的领导人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来到了伯力，召开了第一次伯力会议。三人在会上就东北抗联的今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澄清了许多误会，并共同确定了今后的活动计划。正在这时，传来了北满省委“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这给了刚燃起希望的赵尚志以当头一棒，周保中和冯仲云也十分愕然。两人分别写信给北满省委，希望减轻处分，但北满省委只同意取消“永远”二字，1941年2月，北满省委修正原决议，改为“ 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已无法再回北满工作，周保中请他到二路军任副总指挥，两人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赵在二路军召开的整训会议上再次遭到过火的批判，结果“被取消正在参加的第二次伯力会议资格，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职务也被撤销。”（《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60页），这位抗日名将，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六最后的悲歌 　　　　　　在被撤销第二路军副指挥职务后，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不得与闻，《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在41年后再无只言片语提及赵尚志。从41年初到10月，他在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孤独的度过了10个月。尽管饱受打击，他依然渴望着投身抗日疆场。 　　　　　　1941年10月，赵尚志终于得到苏联远东军同意，带领4名抗联战士返回东北。这次回东北，他下了决心，“宁肯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也不回苏联”（同上，266页），日寇也没有忘记这个令他们无比头痛的“大大赵尚志”，日伪特务机关开始计划捕杀赵尚志。 　　　　　　1942年2月12日凌晨，在一次战斗中赵尚志被混入队伍的日伪特务打成重伤被俘，随后壮烈殉国。日伪的报告记录了英雄的最后一刻：“赵尚志受伤后，仅活八小时。当警察对他审讯时，他对中国人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我就要死，还有什么可问？’他痛骂审讯官，狠狠地瞪着警察，而对他受重伤所造成的痛苦，却未发一声呻吟。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匪首的尊严”（《三江省警务厅关于枪杀赵尚志向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长谷口明三的报告》）。 　　　　　　１９８２年６月８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提议，给予赵尚志完全平反并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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