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丕林制造大连空难 　　 　　 　　 　　 　　南方周末　　2002-12-12 08:46:33 　　 　　 　　 　　 　　112条生命，在两分多钟的时间里突然从高空坠落，永远消逝在大连附近那片美丽而冰凉的海水里。向春　制图　侯滨江　摄 　　 　　 　　 　　　　□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本报记者七个月内三赴大连采访张丕林家属，试图全面揭示关于张丕林的一些基本资讯 　　　　■独家专访北航总经理姜连英，披露空难原因的查找过程与黑匣子的部分内容 　　　　■钟群鹏院士等多名航空专家向本报分析空难调查过程，讲述确定张丕林纵火的可能途径 　　 　　　　■本文关注： 　　　　“人为原因”是怎样确定的？张丕林是何许人？张丕林在最后时刻做了什么？ 　　　　■2版关注： 　　　　空难结论公布为何如此简单？ 　　 　　 　　 　　 　　　　2002年12月6日下午5时多，张丕林的母亲突然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把家里人都找来，通知的人说，“今天领导要给一个彻底的答复。” 　　　　此时距大连“5·7”空难发生已经整整7个月，时光的流逝使大连人几乎已经开始淡忘了这个话题，遇难者家属也渐渐平静，惟有在空难中购买了7份保险的张丕林一家还笼罩在一片疑云中。 　　　　7个月来，只有张丕林的遗体没有让家属认领并料理后事，也只有张丕林的家属被一直安排在宾馆里等待有关部门的最后答复，而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正常情况下应给张丕林的约160万元的赔付，按上面要求也一直暂缓。 　　　　张丕林的母亲赶紧叫上家里人按要求赶往大连市中山公安分局。已经有一些相关负责人在那里等待他们了。张丕林的弟弟张丕明认出其中有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和中山公安分局的局长。 　　　　“我们代表政府正式向你们宣布‘5·7’空难的调查结果。”一位负责人拿起一张复印件严肃地说道。张丕林的家人紧张地一字一句听完了这个100多字的结论，中心内容是：调查认定本次空难系张丕林纵火造成。 　　　　接着，来自北方航空公司的人士宣布，由于张丕林的死亡系自己纵火造成，公司对张丕林的遇难不予赔付。 　　　　张丕林的弟弟张丕明告诉记者，张家人当即提出，需要了解结论得出的调查过程，有关负责人回答说：一、此事特殊；二、你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解答不了，我们转达上去，有答复我们再转告给你们。 　　　　当天晚上，张丕林的家属搬离了他们长住的宾馆。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了同样的调查结论。 　　　　张丕林正在上学的孩子没有去听关于他父亲的这个结论，张家人说，这个结果对孩子能瞒20年就瞒20年。 　　　　他们显然难以面对这样一个传闻已久、如今终于得到证实的结果。而对于空难中的遇难者家属、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人们同样不敢相信，作为南京大学物理系的硕士，作为一名7岁男孩的父亲，这个不到40岁的大连人居然会做出如此残忍、如此疯狂的事情。 　　　　虽然，这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传闻终成事实 　　 　　　　2002年5月7日晚9时24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执行6136次航班的麦道头条纵深82型客机从北京飞往大连时，在大连机场东侧约20公里海面失事。112条生命，在两分多钟的时间里突然从高空坠落，永远消逝在大连那片美丽而冰凉的海水里。 　　　　几个月来，本次空难的遇难者之一、登机前购买了7份保险的神秘人物张丕林，在空难发生后不久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人为破坏的猜测一直盛行。 　　　　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种种迹象显示，调查组早已经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张丕林身上。 　　　　几个月前，本报记者奔赴大连时，就有一位遇难者家属告诉记者，空难发生后不久，就有负责善后和接待家属的内部人士私下很严肃地告诉遇难者家属，此事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人为的，北航也是受害者。只是弄不清引起飞机起火的燃料是什么。和失事飞机同样材料的飞机物件在进行燃烧实验后的结果，也不像打捞上来的失事飞机残骸那样严重。 　　　　7月31日，急于摆脱空难阴影的北航利用召开公司半年工作总结会的时机，向外界高调宣布，国务院“5·7”空难事故处理小组负责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表示，空难原因已基本查明，排除了由于北航原因造成空难的可能。 　　　　而空难发生当时天气晴好，所以，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在出现空难事故的通常三种原因中，已经排除机械原因和天气因素，只剩下人为破坏这一种。 　　　　8月5日，新任民航总局局长杨元元在检查新华航空公司的工作时，曾经旁敲侧击地指出，几起空难都是“小事酿大祸”，但是什么样的“小事”，直到现在也没有明指。 　　　　而对张丕林后事的“特殊处理”则是在无意中泄漏了“天机”：记者在大连了解到，在空难发生后，所有能找到的死难者遗体在进行了DN头条纵深鉴定后都被安排火化，惟独张丕林的遗体一直保存在冰柜中，应有关部门的要求不许火化。此外，从5月17日开始，张丕林的家人亲友多次接受有关方面的调查。 　　　　正常的保险赔付在张丕林这里也被要求暂缓，7月8日，负责理赔事务的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给张丕林家发来传真，对一直没有赔付作出说明：根据国务院“5·7”空难处理领导小组的要求和“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有关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的约定，鉴于有关部门通知，目前对空难事故原因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尚未结束，“需在查清事实和认定责任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4个月后，人为纵火的结论终于得出。 　　 　　　　“人为原因”是这样确定的 　　 　　　　本报记者一直试图了解整个空难的调查过程。8月上旬，就在北航高调宣布大连空难非北航原因后不久，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北航总经理姜连英。 　　　　“客舱后部起火，发生在飞机落地前的5分钟，”面对记者，姜连英语气凝重，表情痛楚，“飞机失火后，还没掉下来，我就接到了报告———‘客舱失火’。” 　　　　当时姜连英还穿着睡衣，就拿起手机冲出家门，驱车往公司里赶。在半路上，姜得到最坏的消息，他的属下打来电话——“飞机不行了，是一等（事故）（指机毁人亡）。”姜连英于是马上组织人安排飞机去大连。 　　　　至于空难的原因，姜连英当时非常严谨而又坦率地表示：“我们得出空难非北航责任的结论是由几方面因素构成的。飞机本身处于适航状态，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查才放飞的；机组人员的技术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是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的；经过对黑匣子的分析，机组在飞机失火后的紧急处置程序也没有问题；调查表明，飞机失火不是自身4种火源（电路起火、油路起火、发动机失火、烤箱失火）造成的。所以空难不是北航责任造成的。” 　　　　其实，就在“5·7”空难发生后没几天，就有消息传出，飞机坠毁是由机舱后部起火所致。而按照姜连英的分析，这不是一般性的起火，因为“如果是一般性失火，不会这么快（发生飞机坠毁）。按破译的黑匣子显示，机组想奋力扑救，机组尽力了，但无法消除火灾”。 　　　　姜连英还用排除法排除了飞机自身起火的可能性。据姜连英介绍，飞机上自身火源有4种，一是电路起火。但电路起火不会这么迅速燃烧，从飞机残骸分析也不可能；二是油路起火。MD－82飞机的油路在地板以下，但飞机地板是没有损伤的；三是发动机失火。但发动机在机身外，而火是在客舱里烧的；四是烤箱。烤箱是为机上乘客准备食物的。也没有发现烤箱着火。飞机自身4种火源都不是，显然应该是外来火源。 　　　　姜连英认为，出现失火后，机组处理紧急情况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整个处理过程其实只有2分多钟时间，是及时规范的。 　　　　12月10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北航总飞行师蒋怀宇。蒋怀宇称，“据我所知，关于此次空难的调查、化验、核实都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结论是科学权威的。” 　　　　记者询问北航是否参与了调查认定目前这个结论的过程以及是否提供了相关证据，蒋怀宇说：“航空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我们讲得太多，反而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当然，配合调查是我们的义务。在政府需要人员、飞机档案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提供。在调查中，我们也要提供一些样品、飞机材料、座椅材料等东西。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调查是由很多部门和中外专家一起参与的，结论也要由他们来作出和宣布。” 　　 　　　　张丕林是何许人 　　 　　　　那么，张丕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这样的疯狂举动？本报记者虽三次奔赴大连，却依然无法能够深入地获知和还原真相，只能通过对张丕林的父母、妻子和兄弟的采访，勾勒出关于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张丕林，1983年从大连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1987年本科毕业后又考取本校物理系的研究生。 　　　　张丕林的妻子李云（化名）是江苏连云港人。1985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两人在学校确定恋爱关系。 　　　　1989年，李云分到大连工作。1990年，张丕林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大连市公安局户籍处搞计算机工作，后来因为分不到住房，张丕林离开了公安局，又在大连市一家电脑公司工作。1993年，张丕林和李云结婚，1995年两人生了一个儿子。而从1994年起，张丕林又在辽宁省外贸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在这家公司，他既做过外贸业务也做过行政管理，还分到了一套房子。直到2001年8月辞职下海自己开公司。 　　　　张丕林的公司是一家装饰公司。据李云称，去年5月，他们在环海公寓买了新房，张丕林在给房子搞装修的过程中，发现干装修挺赚钱，就开了一家装饰公司。公司注册资金30万，主要是家庭装修，员工有十多人。 　　　　张丕林的哥哥介绍，公司的业务虽然不是很多，但局面已经打开。“五一”期间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有10处，他认为张丕林绝对不可能因为开这么一家小公司而负债累累。 　　　　据他们称，张丕林的对外欠款有3笔：一是公司里3.3万元的装修材料款，这属于正常欠款；二是去年贷款买了一辆东南富丽卡豪华商旅车，每月要还贷5000元，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就还清了；三是环海公寓的房子，也是贷款买的，总价50万，亲戚支持一部分，剩下也不多，张丕林夫妇收入都不低，还清房屋贷款应该没有问题。 　　　　而李云则称，她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已经上市，她还持有一些原始股，很值钱。她后来又在大连平安保险公司工作，现在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属于管理层，在当地属于高收入者，家中的经济条件应当是中等偏上。 　　　　关于张丕林购买7份保险的原因，空难发生后就引起广泛议论。最初的解释是张丕林出过车祸，保险意识较强。张的家人也始终对外界表述着同样的看法。李云说，她在保险公司工作过，所以一家人对保险比较了解，保险费用的支出是家庭正常开支的一部分。从1997年开始，家里就购买了一些医疗、疾病、养老的商业险种。张的哥哥说，去年7月张丕林买车的时候，保单上的所有险种他全买了，每年的保险金都要近8000元。与此同时，今年4月前后，张丕林开车先后出了3次车祸，每次都吓得够呛。 　　　　张丕林有没有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家庭原因制造空难？张的家人极力否认张丕林身体不好或者患有绝症的传言。 　　 　　　　张丕林的最后时刻 　　 　　　　但是，就是连张丕林的家人也承认，出事前，张丕林的确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比如连妻子李云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于5月7日那天去了北京。 　　　　据李云透露，当天早上，张丕林上班时并无异样，下午5时多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在北京了，李云还问到北京干嘛，张丕林回答说，回来再说，没什么事。 　　　　李云称，晚上，她又收到张丕林发的短信，告诉她航班号，她还以为是第二天的航班，没回电话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到单位后才知道丈夫乘的飞机已经坠毁在大海了。 　　　　了解张丕林出事前在大连和北京的活动，或许对人们理解其动机有所帮助。但是，记者联系到的采访对象均表示，公安部门已经对他们作过调查，并且严肃说明调查内容不能向外透露。因此，类似的采访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 　　　　记者还是从侧面了解到，“五一”期间，由于张丕林的装修公司接了差不多10单活，所以比较繁忙。本来张家四世同堂，每逢“五一”、“十一”都要在父母家团聚，但这次“五一”，张丕林没有去和家人团聚，因为工程太忙了。 　　　　据透露，这期间他一般9时多起床，然后就去公司加班处理工程上的事，一直要忙到晚上9时多。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张丕林在5月3日，还抽空带一家人去大连滨海路玩了一天，还照了相。 　　　　而在5月7日这天，张丕林也是同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离开时并没有和妻子提及要去北京的事。先到了单位，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才前往北京。据说，张丕林在前往北京时曾和公司的人交代，他去北京是要一笔欠款，因为快到给装修工人发工资的时候了，大约要三四万左右，但张丕林一时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到北京去看能否要回。 　　　　5月7日的这个下午，张丕林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就买机票返回了。他去北京究竟目的何在，他在北京究竟做了什么，公安部门对此调查过，但详情并没有公布。 　　　　记者还了解到，张丕林在首都机场准备回大连的时候，至少曾经打过3个电话。一个电话是打给妻子李云，告诉她自己在北京。还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与其一起做工程的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据说他们谈的也是生意上的事情。第三个电话是打给装修的工头，询问正在装修的工程进展情况。 　　 　　　　空难的后果 　　 　　　　大连空难这一惨剧，留给人们太多值得总结的教训。而对于直接与空难相关的各方而言，也是冷暖自知。 　　　　对于张丕林一家来说，张丕林投保7份保险获得100多万巨额赔偿的企图已成泡影。12月7日，北京保险行业协会正式向张丕林的家属发出了《拒赔通知书》，通知书写道，“根据国务院‘5·7’空难领导小组的调查结论，‘5·7’空难是由张丕林纵火造成的，经审核认定，对张丕林投保的航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不予赔偿。” 　　　　当天，在有关方面的同意下，张丕林的家人在空难发生后第一次见到了张丕林的遗体。张丕明说：“遗体已经被解剖过了。基本上还是全尸，但手脚都断了。”随后，张的家人到有关部门领取了死亡证明。记者注意到在死亡原因一栏中清楚地写着：一氧化碳中毒。据说，这也是此次空难很多遇难者死亡的直接原因。这同机舱内着火燃烧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有直接关系。 　　　　12月8日早上，张丕林的几个亲属悄悄地领出张丕林的遗体，在大连殡仪馆火化。 　　　　对于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北航而言，损失也是明显的。空难发生后，北航的销售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旅客集体退票的尴尬事情。5－6月份，衡量公司生产经营状况的主要指标同比均出现了负增长，运输周转量、飞机日利用率、生产率、客座率、载运率等指标均产生了非正常性连续下降。5月、6月分别比4月份减少了近8000万元和近1亿元的收入，亏损额明显上升。上半年公司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8.9亿元，亏损了4.6亿元。 　　　　而除了张丕林之外的111名死难者家属，则将永远承受突然间无辜失去亲人的哀伤。与此同时，在北航申明空难非北航责任，国务院调查结论作出后，部分遇难者家属追究事故责任的对象已经发生了转向，他们几乎放弃了对制造空难者个人的追究。 　　　　记者在大连找到了几位遇难者的家属。李彤宇是大连恒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母亲，著名的内分泌专家、大连医科大学附二院教授宋光华不幸也在“5·7”空难中遇难，连遗体也没有找到。吴邦国副总理到大连时，曾经专门去慰问了宋教授的家属。 　　　　母亲的遇难给李彤宇和他父亲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李彤宇说：“这种精神上的伤害是终身的。我父母亲是大学同学，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相依为命。拿父亲的话说就是从两人认识开始就一起上学、上班、下班。出事后，父亲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任何节目不看，掉了十多斤肉。” 　　　　在有关的赔偿书暨责任解除书上，李家坚持写上了自己的附加条款才肯签字，要求书面告知空难的最终调查结果，如果最终调查结果证实空难“是由于承运人及其所有相关利益方的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的……我保留继续追究法律责任和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记者问李彤宇，现在的调查结果表明与北航无关，你们准备向张丕林的家属索赔吗？李彤宇的回答出人意料：“仇恨犯罪人的心理人人都有，但中国的老百姓很善良。古语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命都没有了，我们也不可能去追究他个人的责任了，追究他的家属也没有用，他们能赔偿得了吗？作为这么严肃的安检，出现这么大的纰漏，应负失职责任。” 　　　　其他一些死难者家属也同意李彤宇的看法。 　　　　不过，北航负责安全的总飞行师蒋怀宇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很多因素会造成飞行事故，理论上是各种因素形成一个错误链，错误链形成闭环时就可能造成事故。其实，国外很多机场安检是很松的，中国国内目前的安检已经是相当严格的，但就像公安这么强有力，还有罪犯一样。 　　　　按记者了解，根据有关规定，每个旅客是准许携带两瓶白酒登机的。安检的重点是是否携带金属凶器登机。旅客携带饮料登机也属家常便饭。不过，在“5·7”空难发生后，加强安检的措施中除了脱鞋以外，记者还曾亲自遇到过被要求检查携带饮料的事情。在大连机场，记者在安检区外买了一支矿泉水，经过安检时被检查人员要求当场打开并喝一口后才放行。 　　　　尽可能地减少疏漏的概率仍然是必要的。令人庆幸的是，这一行动已经开始。中国民航总局在今年8月8日即已透露，国家将安排8亿元，支持航空公司从事安全保障系统建设。这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航空安全的部署作出的。此项资金主要用于飞机机舱改造、加装机载防撞系统、添置货运安检设备等，各约2亿元，其他安全设施建设2亿元。 　　　　另外，今年上半年，民航总局已安排机场安全设施建设投资2亿元，用于购置安检设备、安全监控系统建设和安检流程改造等。 　　　　这些改善航空安全措施紧锣密鼓地实施，相对于仅仅得出“5·7”空难事故原因和追究责任而言，或许其意义要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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