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泽圆爱因斯坦传记--10.普林斯顿（三）
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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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罪
１９４５年夏天，爱因斯坦像往年一样，正在纽约州萨兰那克湖畔的一座别墅里度暑 假。８月６日下午，爱因斯坦下楼吃茶点。秘书杜卡斯在客厅里等他，脸上很沉郁。爱因斯 坦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手里拿着长烟斗，朝自己坐的沙发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２９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无线电里刚刚广播 的。”杜卡斯低声地对爱因斯坦说。 “O Weh！”爱因斯坦喊了一声。那是德语——一声痛苦和绝望的呼叫。 爱因斯坦的双脚，像是钉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过来，扶他在沙发上坐下。爱因斯坦坐 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几秒钟过去了，他一动也没动。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风暴来临 了。 ２天之后，长崎又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 “广岛已成焦土！” “长崎将成死城！” 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出现在报纸上。有人开始把爱因斯坦叫做“原子弹之父”，因为他 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 弹研究和制造的进程。 “原子弹之父”这个称号有多少光荣，又有多少耻辱！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第一 次活生生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这个伟大的公式，沾着鲜血，蒙受着巨大 的恐怖。轰隆一声巨响，天空中出现一个大火球，它比１千个太阳还热，比１千个太阳还 亮。这１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１千个阴影。 真是莫大的错误啊！西拉德过分担忧了，说什么希特勒会造出原子弹！希特勒把那么多 优秀的原子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他是造不出原子弹来了。战后档案资料表明，对希特勒研制 原子弹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在战争初期，妄图以“闪电战”和常规武器夺得“最后胜利” 的希特勒法西斯，并没有抓紧将哈恩的发现用于战争目的。后来，当急需“神奇武器”时， 他们的财力已经枯竭。正如海森堡在报告中写的那样，１９４２年夏天，德国“主管部门决 定不研制原子武器。这一决定使参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学家们免于承担道义上的重大风险。 否则，一声令下，将会迫使他们制造原子弹。”就这样，德国的原子弹研制实验并没有能够 进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在战后写道： “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就不再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弹轰炸我们了，而我们担心的却是 美国政府可能用原子弹轰炸别的国家。” 于是，他又去找爱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罗斯福呈递自己的备忘录——竭力预防对日本 城市实行原子弹轰炸。爱因斯坦的信是发出去了，可是并没有到达收信人之手。１９４５年 ４月１２日，罗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这封尚未批阅的信。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爱因斯坦深感痛心。安东尼娜·瓦朗坦叙述了她同爱因斯坦的一次 谈话，其中就涉及这个话题。 “爱因斯坦说：‘实际上，我起了一个邮箱的作用。他们交给我一封写好的信，而我必 须在这封信上签名’。我们是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里谈起这一点的。灰暗的光线通 过大窗户的玻璃照在爱因斯坦布满皱纹的脸上和似乎被他视线之火烧红了的眼睛上。他开始 沉默不语，这是因为内心隐忍的问题引起的沉痛缄默。他那同平时一样炯炯发光的目光转向 我。我说：‘然而是您揿了按纽’。 “他迅速转过脸去，从窗户眺望荒凉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树丛遮住地平线的绿色草地。 然后，爱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视的树梢，低声若有所思地、一个字一个 字地说：‘是的，我揿了按纽……’” “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似乎爱因斯坦认为自己致罗斯福的信是 １９４５年袭击广岛和长崎并威胁整个地球的大灾难的原因。但是，就像艾伦·杜卡斯说 过，“是的，我揿了按纽”这句话，和爱因斯坦特有的关于他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为对人 类命运的作用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关于历史大事件依赖于杰出人物——“历史的创造者”的 意志的观念，对爱因斯坦来说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 创造者——类似的想法，如像关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学上以及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爱 因斯坦的头脑中从未产生过。 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来说，致罗斯福的信是不能同 “我揿丁按纽”的说法相提并论的。这件事并不是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 所感到的深刻悲剧的原因。 爱因斯坦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属于隐士还是历史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有人把爱 因斯坦与新时代的两个哲学家作了对比。其中一个是斯宾诺莎，他从来不和掌权的人们交 往，决不依靠他们，他给自己选择了琢磨金刚石的职业，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碍他 孤独的思考。第二个是莱布尼茨，国王们的顾问，无数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订者，他个人 的书信遗产就有１５０００封。 爱因斯坦在爱好方面接近于斯宾诺莎。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人、手艺人、灯塔看守人 的职业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会地位。并且，他长期拒绝干预周围人们的生活，拒绝发表公开 演说，拒绝积极地影响大学里、城市中、国内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科学、纯粹的科学 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职务。 然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像爱因斯坦那样，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 预过世事。这不仅是在１９３９年，而差不多早在２５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 了；随后，在荣誉突袭而来的年代，在旅行的时候，在同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在 一生中，爱因斯坦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务。 诚然，任何人——爱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认为，后来的种种事件取决于爱因斯 坦的活动。爱因斯坦在呈交给罗斯福的信件上签字并不是打开潘朵拉盒子的钥匙。但是，爱 因斯坦的参与，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参预组织分裂铀的实验工作，以及他后来为反对把原子弹 用于战争的非常积极的斗争，却是时代的突出的表征。不仅因为爱因斯坦发现了质能关系 式，相对论在当时已成了某种远离人们生活、兴趣和希望的东西的象征。同时，它又是最激 动公众兴趣需要的对象。现在，直觉地确信爱因斯坦的观念不仅在理论上重要，这一点开始 得到证实。人类已接近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因为科学成了人类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阴森的忧虑 的根源。现在，拒绝积极干预就等于背叛科学：科学的存在，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和正确 性要求人们的希望得到证实，而忧虑得以消除。 原子弹悲剧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坦很久以来就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在的 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而特别深刻地体验到非理性地和破坏性地利用理性成 就所造成的许多世纪的大悲剧。人类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寻找和谐，并按其内在倾向把社会引 向和谐，引向社会生活的合理组织。但在对抗性社会里，理性的果实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 种科学思想、世界内在理性的每一种发现都可能成为非理性势力的武器。爱因斯坦坚持认为 自己并非相对论的创立者，一般地说，他的思想体系是排斥这种自我鉴定的。同人类集体科 研成果的融合、对整个科学所负的责任感，使科学创作的漫长悲剧的新的一幕变得对爱因斯 坦来说是如此的沉痛。然而，这一沉重感并没有动摇爱因斯坦对人类能够消除原子战争的危 险并把科学成果用于创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并不威胁人类，新的自然力的滥用才威胁人类。 １９４５年秋天，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斯温发表谈话说：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不过使得一个现存的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 决。人们可以说，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质上影响了我们。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很大的权 力，战争就不可避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而只是意味着战 争一定会到来。这甚至在原子弹制成之前也是正确的。所改变的只是战争的破坏性。 “我不相信文明会因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死 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能使我们从头开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计。我们现 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当大量的铀。小量铀的应用，比如说用于开动汽车或者飞机，目 前还远不可能，也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才会做到。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但没有人 能说在什么时候达到，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什么时候可用那些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生产原子 能。这种原料大概会是一些原子量较大的重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比较不稳定而较为稀少。这 些原料经过放射性蜕变后也许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 疑将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既然我预见不到在不久的将来原子能会判明是一种恩惠，所以我必须说，在目前它是 一种威胁。这也许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类把秩序带到国际事务中去，而要是没有恐怖的 压力，这种秩序无疑是不会出现的。” 原子核链式反应的发现，正像火柴的发现一样，不一定会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我们必 须竭尽全力来防范它的滥用。问题的焦点就是以健全的社会理性来防止把科学发现用于侵略 和破坏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相信，终将有一天会彻底解决这个老问题，社会在理性原则基础 上被改造，并会为人们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学上的发现。 可是，这种信心照例没有消除悲剧，也不允许爱因斯坦忘记，昨天在广岛发生过的事， 明天还可能在其他城市发生。这种信心也没有使爱因斯坦卸脱对科学利用的路子所负的道德 上的责任感。爱因斯坦一辈子都不能容忍社会的矛盾，甚至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这些矛盾，不 会降低到社会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协的地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爱因斯坦同爱伦堡谈过原子弹悲剧。爱伦堡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当我见到爱因斯坦的时候，他已年过６旬；长长的花白头发使他的容貌显得苍老，并 使他具有上一世纪音乐家或隐士的某种风度。他没穿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高领绒线衣，一 支自来水钢笔插在高高的领子里。轮廓鲜明，面庞机智，一双眼睛惊人的年青，时而忧郁， 时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它们忽然充满热情地笑起来了——我是不怕用词的——孩子般地 笑起来了。头一分钟，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说起话来，只要他很快 下楼到了花园，只要他的眼睛刚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轻，因 为他具有不随年华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表述过它：‘我活着并疑惑， 因而所有的时间我都想弄明白……’” 爱伦堡记载下了爱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对原子弹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特别可 怕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并没有把广岛和长崎的毁灭同对地球上出现人之后十万年中积累起 来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担忧联系起来。爱因斯坦认为，忘记此事是对文明的最大威胁。 他对爱伦堡说： “在中非有过一个不大的部落——我说‘有过’是因为，我老早读过关于这个部落的记 载。这个部落的人给孩子们取名：高山、棕榈，朝霞、鹞鹰。当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被禁 止使用，成为禁忌。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替高山和鹞鹰寻找适当的新词。可想而知，这个 部落既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没有神话。因此，它也不能发展——几乎每年一切都只好从 头开始。许多美国人就像这个部落的人……我读了《纽约人》杂志上一篇关于广岛的令人震 惊的报道。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杂志，分发给了我的学生。后来，有个学生向我致谢，还 兴奋地说：‘炸弹真神奇！……’当然，还有别的话。但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爱因斯坦的悲剧和非古典科学的悲剧在于，科学的唯理论精神和科学应用的非理性性质 的脱节。科学的哲学结论、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价物，说明理性对主权要求的 理由，非古典科学反对非理性主义，并且从宇宙和谐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转向道德和社会的和 谐。但是，科学的结论又常为社会组织中的非理性主义所利用。因此，对爱因斯坦来说，反 对原子弹威胁的斗争就是反对社会不义的广泛斗争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比同辈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学家都更深切地经受过科学被用于军事侵略的悲 剧。直接参与研制原子弹的人也许更尖锐更痛苦地经受了广岛的惨祸。对爱因斯坦来说，问 题不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实他本人并未参加这些研究，而在于整个科学。从另一方面 说，美国原子机构的活动最突出地表现了科学对非理性势力的依赖性。从军事部门、工业康 采恩以及依赖于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各种会议记录中，可以隐约觉察同一个非理性的恶 魔。这个恶魔现在不诅咒科学，但是它迫使科学为它效劳。爱因斯坦从抽象思维的顶峰看 到，整个科学都陷入了对和无私地为真理服务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阶层的严重依赖中。对爱 因斯坦来说，科学是为某种超个人的和理性的东西服务的自由思想的同义语。科学为实际利 益服务，不仅不违背自己的理性内容并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实现这个内容，如果实际利益是根 据理性和科学，因而是根据真理和正义合理地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话。合理的、和谐的社会实 践乃是自由的与和谐的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思维的基础。这种认识就是爱因斯坦战后极力反 对原子弹威胁的全部理论基础。 最后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争是赢得 了，但和平却还没有”这样一个讲话。讲话稿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根据他想 要讲的内容起草的。爱因斯坦说： “物理学家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没有什么两样。阿尔夫雷 德·诺贝尔发明了一种当时从未有过的最猛烈的炸药，一种超级的破坏工具。为了对此赎 罪，也为了良心上的宽慰，他设置奖金来促进和平和实现和平。今天，参加过研制这种历史 上最可怕最危险的武器的物理学家，不说是犯罪，也是被同样的责任感所烦恼。而且我们不 能不一再地发出警告，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放松我们的努力，来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他 们的政府，使他们明白，他们肯定会惹起不可言喻的灾难，除非他们改变彼此相处的态度并 且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来规划安全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曾经帮助创造这种新武器，是为了预防 人类的敌人比我们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纳粹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占先，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 破坏，以及对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奴役。我们所以把这种武器交到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手 里，因为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全人类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战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 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 还没有。” 战后混乱的国际秩序，新的军事对抗，依然到处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原子弹能否 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关注。他像战前一样呼吁道； “我们战后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来说，我们既不是政客，而且 也决不愿意干预政府，但我们知道一些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们觉得有责任明确告诉 那些负责的人，并且提醒他们：没有侥幸避免危险的出路；前面没有时间让我们慢吞吞地前 进，而把必要的改变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做讨价还价的谈判。形势要求 我们勇敢的行动，要求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态度，改变全部政治概念。但愿那种促使阿尔夫 雷德·诺贝尔设置巨额奖金的精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赖的精神、宽大和友好的精 神，在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的心里会占优势。要不然，人类文明将在劫难逃。” 可如今原子弹已握在美国统治集团手里，他们能承诺不以原子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吗？早 在１９４０年，爱因斯坦就预感到自己给罗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尽管 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战后几年间，美国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弹进行政 治讹诈的行为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的担忧，而且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德国的知识分子曾卑 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难道美国知识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国社会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义吗？ １９４６年初，美国拟定召开“全国科学家会议”，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把自己 的心里话告诉美国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责任，他们并 没有成为那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底里的牺牲品。 “我们不应当允许对科学工作的发表和传播有任何限制；这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非常有 害。当美国应当承担起建立国际安全的领导责任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害的威胁，使得 它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好的变化，了解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继续坚持这条致命的路线，那么我们科学家就应当拒绝听从它的那些 不义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机构做靠山。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们自己良心上的法 律。它比任何可以在华盛顿制定出来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缚力得多。当然，我们还有这样两 件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 爱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国知识分子的例子告诫人们： “我们有理由谴责德国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屈从于那个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 他们犯了罪，给他们惩罚，那是正确的，即使他们自称他们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对我们 自己的知识分子下决心避免类似的罪恶是抱有希望的；他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证明我 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 在呼吁科学家、知识分子为世界和平尽自己责任的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口 号：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曾经把希望寄 托在国际联盟上。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上。法西斯主义已经覆灭，滋生 侵略战争的温床已经铲除，他多年来热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把联合国 来一番改组，不就成为世界政府了吗？把军队交给世界政府，由它来维持国际秩序，和平不 就有保障了吗？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９日，爱因斯坦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 大会”上演讲道： “我们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创立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 突的世界政府。这种裁决必须以一个为各国政府都赞成的措辞精确的宪章为根据。只有世界 政府才可以动用进攻性的武器。任何个人或国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军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国 家权力机构掌握，也不放弃以武力作为反对别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那么就不能认为是 爱好和平的。” １９４７年９月，在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爱因斯坦说： “如果每个公民都认识到，在这原子时代，安全与和平的唯一保证是超国家政府的不断 发展，那么他就会尽一切力量来加强联合国。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的和敢于负责的公 民都必须知道他应当如何抉择。 “为要达到最后目的——那是一个联合的世界，而不是两个敌对的世界——这样一个局 部性世界政府决不应当作为一种联盟来反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骤 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爱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报。右派在叫嚷： “提防爱因斯坦呀！他是煽动家，是共产党的奸细。他要把美国独家掌握的原子弹秘 密，通过世界政府泄露给俄国佬！” 左派的人则批评、攻击他： “把世界变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就是企图叫社会主义的苏联放弃独立。提出世界政府 的口号，就是替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缝制一块遮羞布。” 爱因斯坦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 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 中所向往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是什么？ １９４７年，爱因斯坦就明确地给予了回答： “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 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 各国人民间的谅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并反对种种战争 煽动，这一切成为爱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爱因 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说，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他还为他所挚爱的人 类献上一份赤诚的心。这就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这个宣言原来的名称叫《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是由罗素起草的。罗素于１９５５年 ２月１１日写信给爱因斯坦讨论此事，爱因斯坦于２月１６日回信表示赞同，并于３月２日 写信给玻尔，希望玻尔作为发起人，但玻尔拒绝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罗素把他拟的宣言 草稿寄给爱因斯坦，４月１１日爱因斯坦在宣言上签了名。两天后爱因斯坦就患重病，４月 １８日就逝世了。这篇宣言直到７月９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当时在宣言上签名的除 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美国的布立奇曼和缪勒；英国的泡威耳和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 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罗素于１９５５年４月初同爱因斯坦商 量拟邀请签名的１５名科学家中有１０人没有签名。）不久后，前联邦德国的麦克斯·玻恩 和美国的泡林也签了名。这１２个人中，除了英费尔德和罗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