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却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了十八年；明明是官太太，她却依然勤恳工作，不愿成为丈夫的附属品。 　　六年多的婚姻生活，给她留下五个不懂事的孩子后，让她面对的却是那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将她和她的丈夫终生分离！三十六岁的她，不仅要独自抚养五个年幼的孩子，承受生活的重压，还得背负沉重的“海外关系”的包袱，承受政治的重压……。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在常人的眼里，这是一幅多么凄凉的画呀！在文学家的笔下，定能写出一部感人肺腑的悲剧！ 　　然而，我的母亲，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用她那柔弱的双肩，挑起了这付重担；她用她那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埋葬了一切的不幸；她把她的精力，投入在她所热爱的平凡工作中；她把她的爱，洒向了她的孩子及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把永恒的微笑留在了人间……。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随县（现随州市）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五房兄弟，外祖父是老大。外祖父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是伦理学的学者。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校长、国民党湖北省省委委员、国民党高教厅厅长。在这个家里，外祖父是说一不二的。以外祖父的身分,母亲应该算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但外祖父是搞封建伦理学的，女孩子在乡下读点书、认几个字就行了。所以母亲从小在老家长大。外婆因为生了三个女儿，在这大家庭中，倍受歧视。 　　母亲十八岁才离开老家到南京。这还得感谢外祖父的秘书。这位秘书到母亲老家办事时，见到母亲和她的妹妹们后说：“厅长的女儿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出去读书？”随后才将母亲和姨娘们带到南京。 　　在补习了一年的功课后，母亲直接上了初中。一九三五年二十二岁的母亲初中毕业。考虑到年龄已大，没有上高中，而是考进了南京市助产学校（现南京市卫生学校）。一九三八年，母亲毕业，是这个学校第三届毕业生。母亲毕业后就在助产学校的附属医院，即现在的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工作（后因抗日战争，随外祖父去四川，和妇幼保健院什么关系不太清楚）。 　　母亲在老家本来已经订了婚的，我们的三姨（和母亲一起到南京读书，后毕业于南京药学院，即现在的南京药科大学）向外祖父告状说，母亲的未婚夫很不好，外祖父听从了三姨的意见，退掉了母亲的婚事。女方主动要退婚，这在当时，也算是少有的事吧。 　　一九四二年，二十九岁的母亲和父亲结了婚。父亲当时大概是四川省峨眉县县长。婚后，父亲始终是在官场中周旋，而母亲却不喜欢应酬，常受父亲的抱怨。 　　六年，一起生活了六年。一九四八年底，南京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官员的父亲逃往台湾。从此，一条海峡，夫妻生离如死别，父子、父女再也没有相见，最小的妹妹，出生在父亲离别之后……。 　　一九五O年,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从杭州（避打仗，随妇幼保健院撤到杭州的）回到南京，开始了她艰难的人生旅程……。 　　回南京不久，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将战争时期的一些没搞清的医院财产问题推脱在家庭背景复杂的母亲的身上！母亲被作为“老虎”关了起来！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渡过哪些天的，也不知道我们五个孩子靠谁来关照，只记得有人对我说：你妈妈有问题，被关起来了。当时的我，实在弄不明白哪是怎么回事。感谢办案人员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母亲解放了！ 　　站稳立场，划清界线，这是母亲在那个年代唯一的可选择的路。她，沿着这条路走了，她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真心实意地和父亲划清界线。刚解放时，父亲曾设法要接我们去台湾，但母亲拒绝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五十年代中期，四十出头的她作为助产士长负责供应室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她从不嫌脏、嫌累、嫌工作过于平凡，总是乐呵呵的不停地工作着，耐心地指导新手和来实习的学生。她善待每一个同事，关心她们的疾苦，每到春节，她总是把自己安排在除夕夜、大年初一值班，让她的同事们能在家过一个快乐的节日，以至于每到春节，我们总是遗憾地对妈妈说：“你怎么又要值班？”。 　　十年动乱期间，虽没打成牛鬼蛇神，但造反派们显然觉得供应室的工作她也不配干，让她到洗衣房去工作，可我的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依然是那么一丝不苟的干着！每天一大早，便楼上楼下地在一堆堆病人换下的脏床单、脏内衣中穿梭、清点。没有怨言，没有忧伤，人们看到的是她那不知疲劳的身影和一张带着微笑的脸。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一件事是：我陪七十多岁的母亲去妇幼保健院，那时她已经患脑血栓，行动思维不太利索，离开时，她十分留恋的望着供应室说：其实，我还可以搓棉球！这时我才明白，工作是妈妈的第一需要，她在这平凡工作中找到了她的幸福的！ 　　孩子，我们这群孩子，是她的世界的另一半。和父亲分离后，她很快从悲伤中挣脱出来，现实生活也不允许她沉沦在忧伤中！一九五O年，她坚持把五个孩子全部带回南京（当时弟弟和大妹妹在新登老家姑妈家，姑妈原本有意抚养他们），最大的哥哥七岁，最小的妹妹才几个月！尽管她有工作，在当时说来工资也不算太低，但我依然记得，妈妈不断地将她的首饰和家中的家具卖掉以贴补家用。尽管她工作很辛苦，为了节约，她总是自己为我们做衣服。在我们都上学后，每到开学交学费、书本费时，就得到工会借钱，然后分几个月归还。往往是这边刚还完，那边就又得借钱应付新学期。三姨、四姨在母亲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她很大的支持，有经济上的支持，更有精神上的支持。尤其是三姨，可以说是她帮着母亲一起把我们抚育成人。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着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玩或走访朋友，我们争着要她牵着手，她往往是一只手得牵两个孩子，而没被牵的孩子，还得拉着她的衣服。有同事碰见了，总忍不住说：“你真是好福气啊！”，而每逢这时，她总是开心的笑了。一切地不幸和酸苦，都在我们这群孩子的欢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妈妈不知道，小时候的我，多么希望能有爸爸呀！哪怕是再找个爸爸也好呀！ 　　进入六十年代，我们五兄妹一个接着一个从高中毕业，在学校，我们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是家庭出身给我们的进一步深造，带来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五兄妹中除了我，有幸在一九六二年国家高考政策放松对出身要求时，考上了大学。当成绩出众的弟弟紧接着我向高考冲刺时，却因可恨的“海外关系”名落孙山！母亲伤心地哭了，她向苍天哭诉：“孩子有什么罪！”……。至今我忘不了那哭声，这是母亲第一次在孩子面前痛哭！第一次感到命运的不公！但是，坚强的母亲，还是挺起了胸，将一切迷茫和担忧埋藏在心中，把孩子一个个地送到了农村、送到了边疆。十年动乱之后，当弟弟、妹妹重赴考场，获得大专文凭后，她终于舒心的笑了，以至于我考上研究生她倒没当一会事，只当那是锦上添花罢了。 　　七十年代是我们这个家庭“大发展”的年代，五个孩子变成了十个，第三代接踵而来，六年就让她有了十个孙辈孩子。这个时代的母亲沉浸在儿孙满堂的幸福之中。 　　但是，正是这一幸福，让她错过了和父亲相聚的机会。一九七九年，我们美国的姨娘在回大陆探望她的老姐姐们之后，又去台湾探望了我们的父亲，父亲老泪纵横地说：“她倒是儿孙满堂啊”。父亲通过小姨娘问母亲是否愿意去台湾，可母亲丢舍不下她的儿孙们，尤其是舍不得那对和她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孙子，而回绝了父亲。至今我为自己当时未能劝说母亲去台湾而深感内疚。 　　一九八八年，母亲病倒在医院时曾若有所思的对我说：“如果能在香港和你父亲见一面就好了。”其实那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当时的我心中充满了惆怅，无言以对，倒是母亲若有所思的地说：他可能已经不在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八十三岁的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道路，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她把太多、太多的遗憾留给了我们……。 　　 　　笑傲沧桑人生—母亲是这样走过她的一生的。 　　 　　嘉宇写于二OO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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