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每每看到荀彧因为劝阻曹操晋位魏公而身死时，都禁不住掩卷而慨然长叹；这位有“王佐之才”的智谋之士，为曹氏政权的稳定、发展和强盛可谓立下了汉马功劳，为何一改常态，竟在如此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以致于自身落了个不能善终的结局呢？后世的史学家及世人对其多有评论，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和《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主流的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荀彧在前期积极协助和规劝曹操，对汉朝的天下与皇室进行控制和倾覆，“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然荀彧在晚年一改常态，在曹操晋位魏公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对，但大势已去，并不能挽救和改变汉皇朝覆灭的运势了；而他正是在晚年意识到，自己以往所建立的功绩都是与孔孟所主张的道义——尤其是忠君之道相违背的，因此感到十分内疚，才会有劝阻曹操的言行。罗贯中还在《三国演义》中就荀彧的身死进行了一番讥讽。我认为，陈寿与罗贯中的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他们可能是受封建皇权正统观念所影响，先入为主的以汉皇朝为正统，而以曹操及其麾下的一班文武为非正统，所以才会这样地判断评论荀彧；诚然，自古以来，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历代文人才士难以逾越的历史道德观，但纵观史料文献中对于有关荀彧的记载可以看出，荀彧是视曹操为君，而定位自己为臣的；汉初平二年，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见到荀后十分高兴，“太祖大悦曰：‘吾之子房也！’”其时，曹操俨然认为荀彧就是自己的张良，那么也就是自己自比为汉高祖刘邦，君臣之分，已然在初见之际明了；后曹操欲攻取徐州，荀彧在其对曹的进言中这样说道：“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且河、济天下之要地，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在这番进言中，荀彧亦是把曹操与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来相提并论的，这无疑是承认与肯定了曹操在先前对自己的定位；当曹操在与袁绍相持时，荀彧鼓励曹操时又说道：“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明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在这里，荀彧又一次把曹操比做了汉高祖，而把袁绍比做了项羽；象这样的记载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就这种种记载和迹象来看，荀彧与曹操之间是存在君臣名份和实质的，就连三国演义中荀彧的服毒自杀，也透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强烈封建纲常主义意识。既然荀彧是视曹操为自己的君主，那么，在他说来，对曹氏竭忠尽虑的辅佐就是理义之所当然了，立身、立言自然并无偏颇，完全合乎圣人说的忠义之道了；陈寿、罗贯中等又何能评断其“功既违义，识亦疚焉呢？”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三国志注评》的作者裴松之为主的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荀彧本来的志愿和意图是：要去挽救天下苍生，第二次延续刘氏皇朝社禝。而在当时已天下大乱，群雄各怀异心，虎视眈眈之际，只有身具雄才大略的英豪人物出面，来收拾和经略当时的政治、军事局面，才会使天下逐渐得到安宁，社会逐步稳定，再慢慢走向正统的大治，而在当时要选择这样的英雄人物，去辅佐他成就和达成这样一番事业，曹操是最好的人选了，所以荀彧就弃袁投曹，并尽力的辅佐曹操；但是到了后来，曹氏的霸业越来越强盛兴旺，反而对汉皇朝的倾覆与翦灭俞来俞明显和迫切，这就于他的本意是相违背的了，那么荀彧只有“亡身殉节，以申素情”了；裴松之还高度地评价其为：“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对与裴松之的这种观点，我认为也是不能确定的；这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推断，荀彧是否有拯救天下苍生的抱负，姑且不去说它，大凡古时有大志于天下者都是说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就其要挽救刘氏皇朝来说，我看则未必然，其理由有二：其一，荀彧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三国志》里记载，建安元年，“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诚因此时，奉天子以从民望，大顺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在这里，荀彧明白的向曹操进言，效仿晋文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且还特别强调这件事的重要与紧迫性，曹氏也正如荀彧所言，自后开始了长达多年对汉皇朝的把持与利用。其二，如荀彧对汉皇朝存有匡扶的志愿，那么有很多的重要机遇能达成他的这一志愿，但他却始终未有所作为；曹操征伐张绣时，留荀彧守许都，这等于是把后方根据地与汉献帝的控制权一把交给了荀彧，若在此时帮助汉献帝扭转局面，岂非易如反掌；就算这次的时机不成熟或错过了，那么，后来当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时，同样是让荀彧守许都，一直到建安七年曹操复征袁尚，仍是留其守许都；可见荀彧如有这种志向的话，则完全有机会去扭转汉皇朝当时的傀儡的命运，但他一直没有去做。反而是董承、王子服、吉平这些机会与才能都不如他的人做了，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而说明曹操对荀彧的信任与倚重也是相当高的了。所以荀彧又怎谈得上有“延刘宗二纪之祚”的志向和抱负呢？ 　　　　那么，荀彧为何又要在曹操晋位魏公时反对呢？他真正的本意与志愿又是什么呢？我看，荀彧既然把曹操视为自己的汉高祖，那么，必然希望其功业也能与汉高祖等量齐观，而把自己定位在张良、陈平的同一位置上，自然也认为，只有辅佐曹氏建立汉高祖那样的功业，自己的抱负、才能和价值才算真正的实现；然而，当时的时局已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军事、政治格局，要消灭吴、蜀两股割据势力，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必然要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政治策略和手段，来削弱和摧毁其在各方面的力量及影响，其时曹操已统一了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一定的优势；吴、蜀包括前期的吕布、袁绍、张绣等表面上仍对汉朝的封诰比较看重，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还受曹操的牵制；有一个很显著的事实：赤壁之战后，刘备夺取了荆州，而曹操却借天子之名，封东吴的大将周瑜和程普做荆州重镇南郡、江夏的太守，致使东吴与刘备在荆州的问题上矛盾重重，最后终致发生大战，而让曹氏做了渔人。如果曹操继续好好运用这方面的政治手段，表面上仍尊重汉献帝，积极收揽人心，表现出荀彧在进言中所说的：“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的形象，则天下民心对曹操必然大有归附，而孙、刘在政治與论上就会陷入孤立和被动，所谓名正言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目的就会基本达到；然而，曹操却要在此时晋位国公，要加九锡之尊，仪仗和起居要与天子等同；很显然，这就不是明智之举了，会让天下人隐然相信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句话了，这样必然会导致失去一定民心，而且还让孙、刘找到了反对与攻击其的冠冕旗号，可谓得不偿失，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统一大业；这与荀彧的志愿是相违的，自然他要在这个问题上要出言反对了。 　　　　但由于曹操晋位这件事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一是当时是大多数的文武官员赞同并推举的，更主要的是，曹操要对自己一生的某些功绩与行为进行一番自我肯定和彪炳的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和伟人们的通病，秦皇汉武，以致于近代，谁都想在生前把自己的功绩进行一番炫耀和彪炳，把瑕疵掩过，然后由臣子们为自己加上很多尊号，仿佛如此就永远地得到历史的肯定了；有些帝王还甚至于想方设法防范他死后被人否定；所以曹操在自己晋位的这个问题上，是要求臣子们绝对尊敬、服从的这类忠诚；荀彧的进言在此时无疑是犯了大忌，《三国演义》中写道：“曹操闻言，勃然变色，……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就形象的说明曹操当时惊怒交加的心态，这就必然导致了荀彧身死的悲剧性结果了。当曹操知道荀彧已死后，懊悔不已，命令将荀彧厚葬，再追封荀彧为敬侯，并在后来善待其子孙，这是因为曹操在后来明白了荀彧的一片苦心，而心里感到悔恨与歉疚呀。 　　　　后人在谈论曹操时都对他的雄才大略、聪明才智和能知人善用、明达不拘、赏罚分明而赞叹不已，但世人又怎知道，其在当年终未能完全统一天下，建立起如秦始皇、汉高祖一样的功业是什么原因呢？由此我们亦可以窥见一；只是可惜了荀彧这样一位才智卓绝之士，使我们后人不能在读史书时再读到象司马迁对张良那样的评价啊！ 　　 　　 　　 http://www.cne3online.com/wen2/cne3online.asp?id=1504

浏览：203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7/2 7:5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