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致是表情严肃、脾气急噪的，绝对一副“严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时至今日，已届不惑之年的我，对父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理解。他对儿女的爱，用时髦的话说比较“另类”，但，爱还是爱了，尽管不同于常态——那是一种悄无声息、没有痕迹、抑或会让人生“恨”的爱。 　　父亲20几岁时就来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听母亲讲，父母在老家时就经人介绍定了亲，虽然相互之间不认不识，更谈不上了解对方的脾性，但父亲来青不久，母亲还是告别家乡随后赶来，并于解放后登记结婚，在当时有名的西镇贫民棚户区西广场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一住就是十几年，直至1965年乔迁幸福楼。 　　父亲是独子，所以老家没有什么近亲戚，有的也只是表叔、表姑什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家还只有父母两人相依为命，到了六十年代中期（1964年冬），随着“我”的呱呱坠地，我家已是人丁兴旺了——姐弟六人！母亲在世时说起父亲的“功绩”，总要近似自豪地夸他“熬”下了一大家子人。 　　从我记事时起，就依稀记得父亲背着个长把帆布包上下班，那时我不懂事，常常翻弄这个包（哥哥、姐姐可能都不敢翻吧），好象里面藏了什么宝贝似的——其实里面除了一只深灰色铝饭盒、卷烟、烟袋锅子和烟包子以外，不再有什么东西，但那只包的独特气味至今还飘散在我的脑海里，忘也忘不掉。 　　父亲拉地排车出身，正式工作以后也是个“老搬”，用自己瘦小单薄的身板，肩拉背扛，硬是撑起了这个家。他对工作十分勤恳，从不甘落后，并时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干活”，就连在我婚礼上，当着那么多亲朋好友的面，父亲也不忘叮咛我和媳妇“要好好工作，共同干‘四化’”。这句语重心长的嘱托，牢牢印记在我和家人心里，成了父亲的经典“名言”。 　　父亲每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赶火车上班不迟到。直到有一天早晨，母亲发现父亲上“茅房”怎么半天也没回来时，父亲得了偏瘫，蹲在那里起不来了，那年，父亲只有四十七、八岁，我也才七八岁。住院治疗几个月后，父亲基本恢复了功能，尽管左臂不能伸直、左腿也不很灵便，但走起路来仍然很快，母亲有时都撵不上他。 　　父亲对我们姐弟的要求永远是那么严格，不厌其烦，左叮咛右嘱咐，几近唠叨，总是按照他的想法和意图，话说不透绝不罢休，常常会把人说烦了，后来再想，觉得父亲说得有道理，父亲的确心事很重，惟恐儿女走“歪”了。其实，父亲的“唠叨”多半是对母亲的，比如，他会因为母亲深更半夜还在忙年而说不停，那时，母亲的最低祈求是“你不干不要紧也不要嘟囔”，我们都知道父亲是心疼母亲的，可我们想象不出，有些家务母亲真的不做了，这个家会怎样。怪只怪我们做儿女的，没有更勤快一些，帮父母分担多些、再多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的“唠叨”也听不惯了，常常站在母亲一边，与父亲“作对”，为母亲争气，看得出来，父亲当时是真生气的，情势如何可想而知了。这时，母亲会严厉批评我，有时也会急得掉泪——母亲根本不需要我们的这种“支持”。我们都害怕父亲，可父亲从未动过我们一指头。后来，父亲也常常向我表露了“天下爹娘向小儿”的心情。那时，我的心里矛盾极了。 　　父亲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常常会在酒过三旬时打开话匣子，说着说着，情绪就会异常激动，没准哪句话就会“伤”了他。父亲常提到我的奶奶，解放前就去世了，不是正常死亡。父亲提及此事就会满腹冤屈。我们全家的情绪也会随之波动。可那时，除了母亲，谁能理解他的心呢？父亲心里的确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文革”期间，爷爷又被遣返回家，尽管后来平反落实了政策，但在父亲心里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一揭这层“疮疤”就会疼痛不已，这种心情伴随我们全家多年。我由衷感叹——为父实在不容易啊。 　　直到父亲瘫痪在床、病情加重，不能正常表达思想，生活完全需要家人照料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父亲的脆弱——不再有急噪的脾气、不再有成型的语言、不再喝酒、甚至吃饭也不再主动了。父亲的最后几年基本是由病中的母亲照料的，我们只能在晚间或休息日陪伴父亲。看着父亲渐渐干瘪的身躯和不断卷缩的四肢，总有一种对不起父亲的感觉。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放声痛哭，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悲声。哥哥、姐姐为父亲准备好了后事。我一遍遍呼唤着父亲，反复抚摩着他瘦削的脸颊，分明看到了写在脸上的“父爱”，没等我完全读懂，父亲就无穷地将其带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那些支离破碎的回忆，还能串起这殷殷父爱吗？今生，我不能再得到了，但，我完全可以给予……

原文2004年6月27日 发表于NETOR/36446  浏览：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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