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年出生） 　　　　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张岱年，字季同，别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不同侧重。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 　　　　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外，继续讲授中国哲学史。教学之余，先后写出《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两书。粉碎“四人帮”后，先生重执教鞭，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除了部分旧著再版外，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著作，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是人物，还是专题，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张岱年始终对文化问题感兴趣，尤其是1984年后，他在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比较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保守主义，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认为只有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备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须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尤其是民主与科学。 　　建设新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它，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张岱年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发扬自觉性、坚持前进精神，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精神。 　　这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张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作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国学大师，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终生勤勉，致思学问，造福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堪称一代学人楷模。先生在哲学园地里，不辞劳作，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哲学人才，他们都已成为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 　　 　　 　　 　　 　　张拴平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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