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母亲去世后，我们都陷入了对她深切的思恋中，我想唯有对母亲生平回忆留下永久的记载，才是我们对母亲深恩的唯一回敬，而母亲的青年时期我们并不清楚，不知怎样下笔，但这总是我牵挂的一件心事。今年的母亲节又到了，过去这节日我不曾听说过，近几年渐流行起来，这是个传入的国际性节日，可见母亲的伟大是挙世推崇的。每一位母亲有其特定的经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忆母亲’。我的母亲历尽世间的坎坷，在高压凌辱下坚强地把我们带出来，是何等的不易！因此我觉得应将自己所知所感记下来方释忆母之情！ 　　母爱的博大无私，如日经天；母爱的慈祥，似水润物，万类得以繁衍生息。渊海云天难彰母亲的伟大，阳光雨露不济母亲养育的恩情，而我的母亲那罹难的经历和她那坚贞而慈爱的人生，越使我更敬仰更深情地怀念她。 　　母亲原籍贵定县人。二十世纪初叶贵州还是块闭塞的不毛之地，与外界的联系仅有几条坡陡弯急面窄的公路，其中一条省际干线即经贵定县城向东远去。贵定地处省城贵阳东隅，是离省城较近的在省内算得上通衢大县，也是经济收人较好的县份之一。母亲即生长在这黔中较富庶之县城一个殷实的商贾之家，外祖父是位有远见的非常可亲的长者，若不然，民国初期，母亲怎能远赴省城就读省立师范学校呢！这不仅需要财力，更需有超前的思想，在那女权初唤年代平民女性获得脱盲教育就不错了，岂能奢望住读省城！？当时的省立师范学校，社会地位可与现代普通高校媲美，甚至人才效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母亲幸有一位贤德开明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方得去省城读书，在当时这是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了，属少数享受新思想文化培育的幸运青年之一。 　　我的家乡则是贵州南方一个边远小县，县城是一个仅有几条小街不足万人的小镇，其地理环境决定了全县人民生活基本上是闭关自给的，除了食盐需从外面运进，其余衣食日用物品皆土法生产自给。一切农副产品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全赖往来于乡镇墟集的小贩肩挑马驮的商贸活动。这里音书难到，省城的报纸是邮差接力传送，县里只能看到几天前的日报，十足封闭的域外天地。省城到这小镇数百里，1/3路程是省城贵阳－惠水段公路，但没有正常的客运班车，另2/3是惠水－罗甸这段近二百多里的山路，那唯一进县的人马大道在山间蜿蜒延伸。沿途山势延绵，层峦叠嶂，峰连云绕，飞鸟难越，从贵阳进出这小县镇一次，单程约需六、七天跋涉劳苦，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了，所以极少有外地人进县来。数十年后公路通到省城，客货运输仅需几个小时便可到达，电信也很便捷，天南海北的外乡人落户不少，虽已不是昔日闭塞琴寂的山乡，但它仍是省里边贫县之一。因此所有被分配去的学生、公务工勤人员等外地进县的人，没有几人是真正乐意接受差派，更难有谁真心愿意落户生根的。倒是千方百计设法离去，且往往都是在来县的途中就动摇了，人未到而心已怯。单是那犬牙交错般陡峭的山势，千嶂屏闭，百米极目，窄陡的公路如蛇盘曲，当汽车绕行于山腰峡谷时，满目山石草莽、藤葛林木；有的地方伸头下望，绝壁深涧，心惊胆寒，或因那峰谷的狭逼窘迫而心紧气促，路越往前就有越陷越深、只燕失群、孤篷离体般漂泊离乡的感受，令人畏途却步而生退意！难怪外来人一个个想方设法但求早日离去！时至今日人心尚且如此，数十年前母亲却是这小镇仅有的几个外乡人之一，必然思亲怀乡岁月难遣！ 　　我常凝神遐思半世纪前生长在省内大县小康家境的母亲，何以乐意背井离乡孤零零安居这闭塞之地而无怨无悔？从回忆父亲诚信的品格和经历中有所感悟。父母亲接受过革新思想教育的同时代人，母亲对父亲理想坚定的支持，成为双亲感情的盘石，母亲更是传统礼教的虔诚女性，所以她既选定了路必坚定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又何惧荒僻边远呢！ 　　父亲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仰者，他思想超前，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早年求学归来，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首任县第三科（教育）科长，在无规范的私孰授学环境中创办了县的中心小学、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并兼首任校长，他是罗甸现代中小学教育的奠基人。 　　为了发展山区经济，他散尽家资，担当破产的风险创办实业，办过纺纱厂，烟厂，试验移种烤烟，办裕康公司，对外推销本地农副产品，促进贸易等，但终因时代因素，更囿于个人力量，故每项事业都以失败收场，而他总不气馁，一再创业，一心实业兴县。弄得我们家生活一年清淡一年，空有虚名而已，但母亲对此毫无怨言，我们从没听见父母亲为此吵闹过，哪怕小小的口语咀唔，她从精神上支持父亲的志向，背井离乡随隅而安。 　　母亲毕竟有深沉的乡恋，我曾听母亲与友人话家常时深情地赞颂外祖父的开明慈善，他不惜破费送母亲省城求学，又遵从母亲的意愿让她远离身边到那样闭塞的地方生活，母亲提起这些常常感慨外祖父的养育之恩涓滴未报，流露出她深切的思亲之情。我的记意里母亲仅回过一次乡。约在民国三十五年十至十一月间，母亲带着大哥、我和昌弟三个幼童回乡省亲。仅几百里路程，约走了一周时间，行程的艰辛远远超过现代一次长途旅行身心付出的若干倍，那次经历是我这一生记忆最深的、最惬意的也是最值得回忆的历程，所以尽管至今已近六十年前的事了，仍依稀记得当时一些情景，每当怀念母亲的时候常会浮想起这段难忘的往事。那次回乡后时局剧变，我们家遭殃沦落，与外祖父家音信阻隔，以致外祖父何时逝世都不知晓，直到1982年外祖母（继母）去世时，经离家多年也是几十年没见面的四舅电话力促母亲起程，这才是母亲的第二次回乡，但这次是一次心酸的经历，母亲只住了两天就回家了。 　　世变前母亲到罗甸生活的12年间，除那次回乡外，她倾心抚育和督促我们的学业，其间（大约在民国三十七、八年）她还在县中心小学任教。那时学生都没有书包，书本笔砚全是手持或挟于腋下，既不便又易丢失损毁，母亲特用本地产黑色粗布为我和大哥各做了一个书包，并用丝线绣上我们的名字，所有学习用具都收放包内很适用而方便，在同学中显得比较别致，所以历经数十年沧桑这件事我仍记忆犹深。母亲是位和蔼可亲礼仪待人的人，从未与人拌嘴，街坊邻里关系融洽，谁能料到母亲这短短十余年的平淡生活和从事基层教育的经历，后来竟也成了她的‘罪孽’的根源！给母亲带来大半生的灾难。 　　母亲更凄苦的日子自事变后父亲遇害，我们家破败而始。早在民国三十九年，国家政权易帜，然贵州一些边远地区却陷入了武装混乱，早已隐居农场的父亲难免厄运，身陷囹圄，从这时起母亲就在惊恐中生活，独自无援地携带着我们五个幼儿度日，大哥刚进入十岁，尚不能为母亲分忧，但他幼年涉世，学做卖盐生意，因他年幼生意难成，故经营时间不长。小妹银瓶还不到两岁，更是母亲的重负，就这付担子已足以把任何一个强人压跨。竟管孤单无助艰难非常，母亲还是把我们紧紧地带在身边，大约三年后父亲遇难，临劫抄家，此时真的一贫如洗了。我们每个人仅剩一件穿在身上的旧衣蔽体，全家就留下一个缺了口烧水用的砂罐和几个碗，此外再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了，连当晚的米都不给留一粒！还把我们赶出家门住到七叔家的厨房里，没有床更没有被单，在几块木板上铺上稻草就是一家人过夜的地方，更难受的是隔一道竹编篱笆就是猪圈和厕所，不但臭气刺鼻而且蚊虫叮扰，那恶劣环境使我们从未入眠过，只是悃极了才睡着，刚睡着又被蚊虫咬醒，我们身上都被咬许多疮疤，大约在那厨房过了一个多月，我们又被赶到城边一家草房里，给半间约１２平米的房间栖身． 　　 抄家的当晚我们就挨饿了，万般无奈只好让昌弟去乞讨。那时昌弟约4、5岁，乞讨也是有目的的去那些往日较友善的邻舍朋友家门前站上一会，为避免政治上的风险，主人需很警慎地给点米饭救助，我不说施舍是因为人家不是像随便给一点打发乞丐那样，实质上只能以此解我们生存的危难，一般每家给的食物勉强敷我们家一餐的需求，每次就去站一二家，然而逆境中旧情如故的亲朋极有限，更何况这种‘施舍’方式是冒风险的，人家给一点饭食也很担惊，怕被人看到，所以这种乞讨维持不久，一则可讨的仅仅几家，再则天天去讨也给人家增加负担，有时我陪昌弟去站一会，我都感觉自尊丧尽，羞辱难当，要昌弟常去站门口很是难为他，虽然他年纪小也有屈辱感啊！因此大约仅乞讨了近月时间。 　　吃了那些施舍饭食我和大哥跟着大人上山去砍柴，我们从早去到太阳下山才挑回一小担柴，一是山陡难爬，二是力小挑不多，次日把两挑并做一挑到街上卖，一般可得七、八百元（等于现币七、八分），恰好可买一市斤大米，就用那缺了口的砂罐以青菜叶（到菜场捡拾）封住罐口煮饭，没有菜，用米汤泡饭加点盐就这样度日，但还不够吃饱，我们家没有一个成年人，母亲曾跟着我和大哥上山砍柴，可我们母子三人辛辛苦苦一天，要回的柴还不抵一个成人的量，我们整日处于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状态，就这样大约挣扎了半年多时间。生活的困苦我们深有体验，那时期我们感觉不到生存的希望，整日里苦心愁肠，今天不知明天怎么过。正在这极其艰难之时，母亲在街上遇见父亲的朋友黄花寨的杨先生，他像陌生人一样，不能和母亲打招呼，他自向街尾走去，母亲则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避静处，他四顾无人特丢失一张５万元（现币值５元）纸币，母亲随后拾起，后来母亲就是用这钱买布做鞋，鞋垫，做童帽卖，后又做刺绣，主要绣背带到集市上卖，从那以后母亲就没日没夜地做工，晚上在荧光般煤油灯下熬过午夜，眯一下眼黎明又起身赶活。母亲做的东西又快又好，到集市上去也比人家的好卖，每次赶集售物所得留除成本都有点余钱买米，自己又在房后种些青菜，这样母亲慢慢地能给我们吃饱饭，还为我们买了土布缝衣。买不起有色布就买白布，用废电池里的黑色粉状物煮染成灰色，还买了旧棉絮被套床单等，这才度过那劫后的第一个寒冬，我们家得以新生，可以说是源于杨先生的这次救助 。 　　此时此景母亲备感异乡的孤零，意欲迁返故土，所以１９５２年初春她让我和大哥先离家，步行一周历尽艰辛才到达我们一心向往的地方，可是当我们踏进外祖父家大门时，发现厅堂里放着二舅父（母亲唯一的同胞弟）的灵位时心一下都凉透了，我们把这不幸的消息写信告知母亲，母亲犹悲痛万分，绝望地摈弃了移居的念头，我们大约住了一年时间，挑煤、运砖瓦谋生，后因户口之故不得不返家。 　　从贵定回来后全赖母亲墟日出卖那针黹手工品度日，我们在母亲的指教下帮助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例如粘剪毛坯，编织背带花边等。有时找到零活我们也去挑砖瓦，挑水卖，我们只能挑半桶，两挑才算作一挑，我们力气小挑一担水要歇息几次才到，我们每天出卖劳力所得可能还不够自己当天的吃饭，只能减轻母亲的些许负担而已。在母亲艰难的操持下我们虽已劫后余生（最小的金瓶妹早已饥饿去世），一家5口走出了饥寒紧迫的困境，但劫难未了，仍然长年受着政治上高压和精神上的摧残，我们几兄弟妹就被剥夺了求学权，我们小学毕业，两次均以高分考上初中，都不予录取，大哥第三次则以备取生资格读书的，后来竟因这次读书而从学校下放到农业，做了半生不饱不暖的农民。母亲则被扣上一顶帽子长期受着非常屈辱的折磨。 　　1958年全中国疯狂地自我陶醉于“共产主义”梦幻中，强制人们日夜干活，遍地筑小土炉大炼钢铁，大喊15年超英赶美，美其名言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期间母亲又被强迫去做那些超出她体能的劳动，到深山去运矿石，挑杠炭，我听母亲说起她的遭遇时非常痛心，我们谁也帮不了她，不能为母亲减轻一点磨难，好不容易熬过这一难，几年之后更大的灾难又接踵而来，那是亘古未闻是非颠倒的人类浩劫的年代，不少人在那次风暴中丧身，母亲又再次无端遭罪受辱，受尽非人折腾迫害，我们看着母亲在煎熬中挣扎，又不敢表露丝毫同情，我们的心犹如针扎般的伤痛。那社会逼得人性扭曲，良知泯灭。记得蕾蕾才两岁，哭着不肯去保姆家，我抱他经过缝纫社门口时，母亲很想出来带他，可是她不敢离开岗位一步，只是呆看着蕾蕾哭叫着走过，那年代践踏人性、戕灭亲情，母亲不仅受着体能摧残更受精神的折磨。后来又被强制遣送乡间生活几年。直到1976年才得返回县城，但已没有房屋，只好低价买了间废弃多年塌了顶的茅屋，是宽优夜以继日的修补才得以栖身。几年后情况渐见宽松，但母亲已是暮年，我也因情势所迫而于此时离乡远去，兄弟和子侄们也整日为生活、学习忙碌，所以母亲晚年虽然居安，但少有膝下之乐。孤零使老年人精神抑郁，这是损毁健康的重要因素，我也没能常回家看望母亲。当世间重返人性，可以聚叙天伦之时，我却远离故土，身在异乡不能晨昏奉安，但母亲却时时惦记着我因孩子读书，负担重，将她省下的钱给我补助孩子们的学费。往事萦怀我心里总挥不去那份伤感，本想退休后常回乡陪侍母亲，略尽孝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1月向来体健少病的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这是十分严重的急诊，偏又遇上低水平医师的误诊，按脑溢血治疗，南辕北撤地误用两天药，后虽经纠正诊断，已逆转无术，更因当地整体医疗水平太差，仍无法挽回误诊误治造成的伤害，母亲终于永远离我们而去！ 　　母亲在那样长期政治高压、生活艰困的岁月，母亲能坚强地挺过来，独立支撑着我们的家。并以其智巧勤劳携带我们几个幼童历尽劫难而活命，更竭尽全力供我们上学以为谋生就业之本，我们今天的成业皆源于母亲。那些比母亲担子轻得多的家庭，有的连温饱还不能解决，以致子女随母亲改嫁易姓更名，或因穷途至极亲情疏离，尝尽了人间凄苦。犹为尊崇者母亲旷世艰辛保全我们家庭的完整，维系我们于族中以及立世的人格自尊，母亲的高节深恩罹难难寻，那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坚贞自持，更不是处于高压恐怖环境下的母亲都能坚定不移的，母亲的深恩永铭于心。 　　深深地怀恋母亲，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02年12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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