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一部中共党史，不禁对高敬亭这个人物辉煌而寂寞的短暂人生经历十分感怀，情之所致，便写下一段文字，以鸣不平。 　　　　高敬亭何许人也？1938年1月初，高敬亭担任第4支队司令员，与高同时被任命为第1、第2、第3支队司令员的是陈毅、张鼎臣和张云逸。1、对于后三人我们或许不会陌生，他们都是资格老、战功卓著并且能够代表一方的人物，在其后的中共党史乃至国史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被任命为副司令员的还有粟裕、谭震林这样日后或成为中共名将或坐镇一方的人物。与陈、张、张相比，高敬亭的革命资格不老，他1929年才加入中共，2、那末，第一，究竟高在"十年征战"中表现如何才与前三人"份属同僚"呢？第二，为何高这样一个本来前途无量的新人会在之后一年多就被别人结束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呢？在中共官方权威党史教程里，高的名字像流星一般仅仅出现了一次就消失了。3、高敬亭投身革命的经历 　　　　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光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母，勉强读了六年私塾回家务农，生活极为艰辛，还做过杀猪行的小帮手。在社会的最底层整整生活了二十个年头后，高在其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国民党和地主民团杀害了他的父亲、妻子及三个兄长，高敬亭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1929年高加入中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就与枪杆子接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作战勇敢又粗通文墨，加之中共六大后受共产国际影响一再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干部，高敬亭开始崭露头角。1930年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不久又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兼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1932年又兼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1932年11月，张国焘率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高敬亭先后担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1934年11月，红25军遵照中央指向西实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的道路。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高敬亭，只派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少乐送来了指示信。信中鄂豫皖省委责成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重建红28军，坚持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1935年2月高敬亭任28军政治委员（无军长），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开始了异常艰险的三年游击战争。 　　　　表面看来高敬亭或许是一介武夫、草莽英雄，其实高是粗中有细，不仅领导武装斗争很有办法，而且颇有政治头脑和政治远见。"七七事变"后，高敬亭看到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转来的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后马上下决心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主动派人与国民党将军卫立煌谈判，并化名"李守义"以28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在最终谈判协议上签字，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最早最成功的一次谈判。高敬亭在十年内战的硝烟中出生入死，成为中共散布在南方八省各路游击队中人数最多、实力最雄的一支。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中央任命为第4支队司令员。 　　4、高敬亭屈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5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6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7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8 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一名在苏区曾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战将、蒋介石剿共电文里的"高匪"在民族大敌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牺牲在抗日疆场上，对高敬亭个人来说是莫大的悲剧。而后江北指挥部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部分干部的恐慌，这对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高敬亭悲剧的原因分析 　　　　中共中央当时并不同意枪决高敬亭，在给新四军军部的复电中明确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那末，究竟高的悲剧之缘由是什末？ 　　　　首先我们从高本人的错误中去找。依据目前官方说法，高的错误有以下两条： 　　　　1、在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皖东的方针中的错误； 　　　　2、在"杨、曹叛逃事件"上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9不过仔细分析一下，这两条错误并不足以将高这样一个方面大员至于死地。第一，高的错误，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其东进不力，主要是由于思想跟不上抗战形势及国共两党微妙关系的发展，缺乏全局观念，不理解深入敌后、东进皖东的战略意义，这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应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 　　　　第二，至于追究"杨、曹叛逃事件"的领导责任，这在中共军队里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周是由中央任命的师级高干，叛逃后从中央、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到115师也没有人对此事件负责。1938年张国焘乘祭祀黄帝陵叛逃，10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大，也未追究个别人的责任。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江北指挥部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不会不知，照寻常情理不应以此为由并且不报中央批准就擅自开展所谓"反高斗争"乃至枪决高敬亭。 　　　　第三，按照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下辖四个旅级支队，高敬亭是中共独当一面的正旅级干部。抗战前期，延安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奖惩升降控制得非常严格，如1938年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因病赴延安休养，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在该旅视事，与黄克诚商讨决定提拔手下一个得力干部田守尧任旅长，但被毛泽东与彭德怀否决，致使没有得到提拔的干部对黄产生误会。11 中央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红军缩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一共才两个军、三个师、十个旅的编制，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各个"山头"的地方、军队负责人拥兵自重不听招呼，培植私人势力。这些情况叶、张、邓等人应该十分清楚，照寻常情理不应也不敢在未接到中央最后决定的情况下草草枪毙高敬亭。 　　　　从这样的分析看来，高的悲剧另有其深层次的不便明言的原因。事隔六十多年，当事人均已作古，如果我们客观地、抛弃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来将这一历史事件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去分析，会发现高敬亭悲剧发生的一些原因。 　　　　首先，高敬亭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紧张环境中出现的。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该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更加稳固。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中原局、南方局，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毛泽东与高缘欠一面，对高本人缺乏了解，无私人关系可言。加上高敬亭四支队虽属新四军，但在长江局撤消前由长江局王明指挥，与毛泽东和中央没有直接电台联系。王明失势后，毛泽东对高敬亭更加难以信任。 　　　　高敬亭在江北四支队的所作所为，毛知晓的途径主要是新四军军部电台。这样，当毛听到新四军军部众大员对高屡屡不满乃至严厉责难时，高甚至毫不知情，更无法申辩，久之在毛的心目中高的印象只能是"右倾"。特别是"杨、曹叛逃事件"发生后，毛听到一面之词的报告后更是怒不可遏，6月15日复电江北指挥部决定撤销高敬亭四支队司令员职务。这一电令助长了"反高斗争"的气焰，高敬亭在反对"右倾"的气氛下被冠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莫须有的罪名，已是在劫难逃。 　　　　其次，高敬亭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逃跑的氛围中产生的。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逃跑后，中央曾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随后下发的党内报告大纲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并指出党内有极少人"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同时指出"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12当时虽然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分开来，但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上不会毫无负面影响，原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历尽艰险从新疆返回延安后曾有人动议让他到八路军当营长，后经毛做工作欲被派到高敬亭部任参谋长，后在途中被朱瑞留到河南省委任军事部长一事可谓佐证。 　　　　高敬亭原是张国焘手下大将，此时又在统一战线这类原则性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高与张的错误源于一脉，所以也有"逃跑叛变"的可能，故下手不再留情。 　　　　遗憾的是毛可能当时并不了解下面这个史实。1932年12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的反"清剿"措施，并强烈谴责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领导。会后，省委书记沈泽民和高敬亭等联名写了《关于反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央揭露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及其严重恶果。13 　　　　最后，高敬亭悲剧带有一定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色彩。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革命形成的各个山头是正常的，要照顾山头，但不要搞山头主义。客观地看，新四军整编组建过程中存在着大大小小许多山头。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合编为第四支队，全支队共3000余人，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支队。14 但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分会众多委员里面却没有高敬亭，这对领导开展鄂豫皖及江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十分不利。高敬亭在抗战初期希望在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很有远见的正确思想，但被中共安徽工委斥之为"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遂未能如愿。15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1939年12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曾在中原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大别山未能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苦力"政策的结果。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进入大别山。但是由于桂系军队已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这实际上为时已晚。如果当初能以土生土长的第四支队建立和巩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整个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局面就将会出现另一种面貌。 　　　　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一、二、三支队在长江以南，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受中央指导和帮助很多，与中央联系远比四支队密切。一、二、三支队的领导人与中央的关系十分久远，从大的山头来看，他们属于中央红军留下的种子。而四支队属于原来红四方面军的范畴，张国焘闹分裂失败后，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各地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如原红四军十师政委叶道志本系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师政委，1938年4月竟被遣至新四军军部任营长。叶后来违反纪律携枪逃走欲返回八路军工作，中途被捕回被悍然以投敌叛变罪处决，1983年才得到平反，16 与高的遭遇颇有相似之处。 　　　　高敬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3000人的部队，功劳是很大的；东出皖中后作战也是积极勇敢的，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毙伤日军1000余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17可以说是战果累累。其中1938年5月11日巢湖蒋家河口战斗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18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19　1939年江北指挥部其实就是在四支队司令部之上无端重叠一个指挥机构，其指挥的部队只有四支队。以后五支队就是四支队发展起来的（五支队由四支队八团为基础组建）。而高敬亭在江北指挥部无一主要职务恐怕是不妥当的。 　　　　再说，高敬亭即使有错误，"杨、曹叛逃事件"后江北指挥部未经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东南分局同意擅自拘押审讯高这样级别的干部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而后在未得到中共中央复电的情况下急于将高敬亭枪决。中共的高级将领被借"国民党当局电令"之刀而由中共自己人执行死刑，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第二例的。反映出当时江北指挥部与四支队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是如何的激烈和残酷。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本来没有你死我活的原则性分歧，江北指挥部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情绪发展到了极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高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乃至肉体消灭。 　　　　后来，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20　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21 　　　　1975年11月30，毛泽东指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一生的历史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22　至此，高敬亭三十六年沉冤得雪。 　　　　然而，事情并没有真正了结。 　　　　高敬亭的历史研究没有深入，关于高在内战、抗战期间的突出事迹很少得到宣传。如新四军第一仗--蒋家河口战斗缺少宣传，远远没有江南粟裕指挥的韦冈战斗出名；许多官方新四军历史类书籍未写到高敬亭1937年7月"岳西谈判"这场与卫立煌举行的在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中最早、最成功的谈判；23　甚至在人民出版社的《邓子恢传》卷首一张高与叶挺、张云逸、罗炳辉、邓子恢等人的老照片的说明中，根本未提到高敬亭的名字。 　　　　对于纠正错误来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历史是最无情的审判者。高敬亭将军英名永存！ 　　 　　今朝风流（http://www.zuopai.com)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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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4/1 14: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