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天格外暖和。 飞机在澄碧如镜的天空下平稳地飞行，舷窗外是金灿灿的阳光，脚下是雪白的云海。 “您休息一会儿吧，打个盹就到香港了。”身旁，秘书轻声说，然后，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章士钊漫不经心地吱唔了一声，闭上了眼睛。 他又怎么睡得着呢？这次赴港，虽其名为探亲，其实是肩负重大使命的。章士钊摸了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信件，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还是去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参加了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众多国家政府首脑一致赞同，被誉为“万隆精神”。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向新闻界朋友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海峡两岸尤为震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对台湾军政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来去自由”的政策等等。章士钊听到这些消息，更是异常兴奋。在1956年的元旦招待会上，他找到周恩来总理，主动请求借探望殷夫人之名去香港，利用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探求祖国统一的道路，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章士钊叙说时言词恳切，周恩来始终面带微笑地倾听，当时没有说什么。 不久，章士钊被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 “今天请行老来，不谈文事，不谈文事。”毛泽东扬起宽厚的手掌，连连摇动，又笑着说：“专谈国事。行老不是老成谋国么？” 周恩来说：“上次行老和我谈及，愿意去一趟香港，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和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去香港试试是可行的。中央相信行老的为人，相信行老的本事！”顿了顿，周恩来又严肃地说：“中共中央给蒋介石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问题是用什么途径转交。” 章士钊从周恩来的话中感受到了巨大的信任，于是，他详细叙说了自己在香港的关系。 待章士钊讲完，毛泽东说：“我看你刚才讲的许孝炎先生较合适。” 他又征询周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也认为许先生合适。他是湖南沅陵人，与行老同乡，又同过事，关系也好。另一方面，他到香港实际是蒋介石派去的，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毛泽东对章士钊说：“可以先给许孝炎先生去一封信，就说大驾要探亲嘛！” 最后，周恩来拿出一封封口的信，郑重地交给章士钊：“这是中央给蒋介石先生的信。什么时候动身，要统战部安排一下。”又叮嘱：“ 行老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身体。高龄了，国之重宝，探亲也要带个秘书照应。” “海！海！看得见香港湾了！”秘书一声欢快的轻叫，把章士钊从回忆中惊醒。 香港机场人山人海，繁华得很。飞机平稳地降落后，随着下机的旅客，身穿一袭灰色长衫的章士钊在秘书搀扶下，缓步走下舷梯。许孝炎先生等朋友快步迎上前去，携手问好。他们是重庆时代的同僚好友，几十年不见，毕竟都苍老了许多，这次相会香港，有恍如隔世之感。十几个敏感的新闻记者一齐将镁光灯、镜头对准了章士钊。 当晚，宴会酬酢已毕，许孝炎送章士钊回殷夫人寓所。章士钊在内室向许孝炎谈了中共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托许孝炎转交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信。许孝炎捧过这封信，觉得沉甸甸的，也郑重地置于衣内。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第二天也顾不得媒体猜测，便立即从香港飞赴台北，直抵“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 台北，士林官邸。 蒋介石端坐在书案前阅读来信。他反反复复地看着，已经半个钟头了，一言不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封来信中，分析了国际形势，积极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向蒋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信中诚恳地表示：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政府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都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援助；还指出，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当尊重蒋先生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并进一步强调，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说：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先生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看到这里，一缕乡思袭上了蒋介石心头。已经下午四点钟了，软软的阳光爬上了窗台，蒋介石瞥了一眼窗外，本能地站了起来，对许孝炎说：“唔，这个，唔，到户外走走。” 许孝炎赶忙跟了出来。他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极注重生活规律娜恕? 每天下午四点半，都要去池边喂养金鱼。 平日蒋介石喂金鱼是很专心的，但这次一反常态，行动迟缓，闷头闷脑地抛食。大约过了一刻钟，蒋介石扭转头，向目光充满期待的许孝炎摆摆手，轻声说：“你可以走了。”
泥牛入海，讯息全无 一年过去了，1957年夏天蒋介石突然召回许孝炎。在“总统府”会客厅，两人进行了长时间密谈。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今天请你来，是旧话重提，去年你带来的信，我们研究了一下，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 “总统英明，耳闻是虚，眼见为实嘛。”许孝炎认为蒋介石有了松动，赶忙说。 “至于去大陆的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拟在海外选择。许先生认为谁去合适呢？” 许孝炎听蒋介石的口气，是不想让自己回访大陆，于是考虑了一会儿，便提出了三个人请蒋介石从中敲定。这三位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许孝炎说：“ 这三人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且都在香港，身份比较灵活。”蒋介石权衡再三，选择了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他的弟弟宋希濂是蒋介石的爱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两次东征战役和北伐战争，杀害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1947年后，任“剿共”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率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在大渡河旁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宜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不敢耽搁，便以探视弟弟的名义，立即奔赴北京。 应该说，宋宜山的北京之行是非常愉快且收获甚丰的。依照中共中央的安排，章士钊亲自到车站迎接他，并全程陪同他的旅行。 章士钊几次与宋宜山恳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盼望和平统一祖国的真诚心愿。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店设便宴招待宋宜山，作陪的有章士钊和唐生明。 章士钊陪宋宜山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他的弟弟宋希濂。宋希濂衣着整洁，精神轻松，健康状态很好。兄弟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宋宜山劝勉弟弟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章士钊和宋氏兄弟都是熟人，听到动情处，唏嘘感叹不已。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专门约见了宋宜山，同他进行亲切交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会见了宋宜山，与他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等问题进行了具体会谈。宋宜山表示，事实胜于雄辩，返港后，一定设法如实向蒋介石汇报，并尽力使已经开始的国共接触继续发展下去，以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两次会见并宴请，章士钊都作陪，眼见国共接触有了进展，国家统一出现希望，并且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努力，他感到无比欣慰，信心百倍。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及自己对中共对台政策的认识、关于国家统一的具体问题，竭思殚精，写出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交给了许孝炎。并提出请求面见蒋公，汇报北京之行，许孝炎不敢怠慢，立即飞赴台北，转呈给了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建议。他在报告中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无望。” 这以后，海峡两岸的知情人士都翘首以盼佳音。然而日过一日，竟如泥牛入海，讯息全无。原来，蒋介石对报告过多地颂扬共产党和新中国感到十分不悦，狭隘、私欲和偏见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决断，拒绝了宋宜山回台湾当面报告的请求。这样，本来可以深入发展的国共两党谈判就搁浅了，炎黄子孙拭目以待的祖国统一之日就无端地延长了。 北京。章士钊闻知，更是转侧不安，常常白昼看云，清宵步月，仰天长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73年，是92岁的章士钊人生的最后一段驿程。 这两三年来，章士钊的生活有苦寂，也有愉悦。1970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章士钊失去了相依为伴的老妻，而殷夫人又远在香港，荒原多古意，孤桐立秋风，因此他的内心世界是很寂寞苦闷的。这几年，他的听力衰退得很厉害，肺部也常感染，所以经常缠绵病榻。 也许章士钊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最后一份力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殷夫人也从香港来信，说是阔别九载，希望一聚。于是，他要含之转报总理，希望去港一趟。总理说：“行老的爱国赤诚可敬可佩！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的。上次行老赴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这几年搞运动耽搁了。只是我考虑到，岁月不饶人，行老已是92岁高龄了，长途旅行恐怕吃不消啊！” 1973年初春，含之回来告诉章士钊，在一次会见中，毛泽东突然提到了行老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章含之报告了行老的心愿，也报告了总理和家人的担心。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匀ツ兀科┤缢蹬筛鲎ɑ腿ィ俊币院螅蠖胫芏骼? 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以在保证行老健康的条件下送他去香港。为此，周恩来做了周密、认真的筹备，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章士钊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 一会儿，北京机场就到了，一走进宽敞的贵宾候机室，章士钊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迎上前来，双手捧着章士钊的手，叮咛保重。章士钊非常感动，国家刚经历一场大动乱，千头万绪，周恩来是最忙最累的人，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来机场送行！老人眼眶湿润了，抓着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说了五个字：“请总理放心！” 外交部为章士钊的赴港与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当时台湾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通，章士钊的专机成为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降在启德机场的飞机。这次特殊的航班，加上章士钊本人的资历、身份，特别是他在1949年就担任过国民党“和谈”代表，使这次“探亲”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 许孝炎、宋宜山等老朋友在香港机场热情迎接章士钊。阔别这么些年，香港变得更加繁荣了，而这些老朋友却苍老了许多。在送章士钊去殷夫人寓所的路上，宜山说：“行老92岁还来香港为国事操心，敬佩呐，惭愧呐！” 章士钊只淡然一笑：“这次来是探亲，也顺便看看老朋友。” 许孝炎会心地笑着说：“今天本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行老将到港的消息，并且做了种种猜测，很多记者都说行老带有和谈使命。” 宋宜山诚恳地说：“和谈不是早就被蒋公拒绝了么？可惜呀，可惜！不过，我们都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章士钊没有说什么，只是郑重地点点头。 从表面上看，章士钊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但他心里却跳动着炽热的火焰。国内，“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退缩不前。而岁月不居，人事凋零，自己已92岁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港是在履行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苟能促进国共高级和谈，死又有何足惜？想到这里，老人心中充溢着悲壮的情怀，他决心在这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所以，到港的第二天，章士钊不顾殷夫人和家人的反对，也顾不上和全家人一起领略香港风光，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 一个星期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章含之要离港回京了。临行前，章士钊对女儿说：“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很好，不要挂念。有点困难，主要是于髯老（于右任）等老朋友去世了，新的关系正在设法打通。”他深情地说：“事情办好后我就回去，我很想念北京。最多三个月吧，请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回去。” 然而，命运无情地使92岁的章士钊壮志未酬。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已使章士钊力不从心，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特别闷热，章士钊的住所处于闹市，又兼之底层，通风较差。制冷空调又与外界温度反差太大，章士钊感到身体很不适应。就在章含之回京后不久，章士钊再一次病倒了。几天之内，他的病情迅速加剧，许孝炎等朋友请来了全港最有名的医生为他精心治疗，也不见有一点好转。延至6月30日，章士钊的病情更趋恶化，高烧持续不退，已不能开口说话了。有一次，他清醒过来以后，自知病体难以恢复，便示意家人拿来纸笔，颤颤悠悠地、费尽全力才写下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然后就昏迷过去。 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得知章士钊病危的消息后，十分焦急，立即通知章含之准备赴港，并指示医疗队火速赶赴香港，尽一切办法稳住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治疗。 7月1日凌晨，正当一切准备就绪，医疗队和章含之再过30多个小时即将出发时，突然接到香港来电，章士钊已于凌晨带着未遂的心愿和遗憾永远离开了人世。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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