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先生的遗墨能够印行，使更多的人得以欣赏、学习。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欣慰之余，不禁又想起了当年和先生交往的情景。 　　    我和先生的交往大约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书法在社会上受到重视，这激发了我学习书法的热情，加上先生对我的关心和鼓励，促使我鼓起勇气向他求救。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每次我向他请教时，他总是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地为我讲解、示范，使我受益良多。 　　    先生工楷书、行草，尤精隶书。其隶书在深入探索汉碑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兼有《石门颂》的雄奇、《张迁碑》的厚重和《乙瑛碑》的清丽，又吸收清人何子贞、郑谷口、蒋仲淑等诸家的优点，融会贯通，形成自己典雅而不拘谨，华美而又雄健的风格。他对自己的隶书是很自许的，曾向我坦露过这一点。我觉得这不是自夸，而是自信的表现，也是实事求是的。 　　    先生指导我学书，重点也就是隶书。他起先临写了整本《张迁碑》给我作为临习原碑参考。他认为从此一碑入手，有利于打好坚实的基础。他临汉碑，较多取法何子贞，用的是羊毫笔，以便能写出变化丰富，多姿多彩的线条。但何临汉碑意临成份较多，先生所临则较忠实于原碑，较能体现各碑的不同特点。后来他又临了整本的《西狭颂》给我，强调此碑的特点在于“朴”。七十年代末，他花了许多时间、精力，为我精心书写了《毛主席诗词》两大本(隶书、楷书各一本)。隶书那一本可说是他的力作，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风格。在统一的风格之下，有的诗词又流露了一些不同的特色。这说明他的隶书风格有多样化的一面。八十年代他退休回福州后，据说就很少为人写隶书了，因为写隶书较为费时，而且要花更多的心血。但他有一次特地为我寄来了几张《乙瑛碑》的选字临作。字虽不多，却字字精彩，笔笔美妙，看来应该是他的得意之作了。我把它装订成册，寸时欣赏揣摩。可惜这本《乙瑛碑》选字临本在我任教厦大美术系时，被学生借去，竟不知所终，使我至今懊悔不己。 　　    在基本技法学习上，先生十分强调笔法。他不但为我讲解运笔的基本原则，而且反复示范。如“蚕头雁尾”，可说是隶书的特点之一，通常又是一个字的主笔，他就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要练好。他自己就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试看他的隶书，用笔十分精到，笔笔都经得起推敲，线条的内涵极为丰富，耐人寻味。至于结体，他不对我作烦琐的说明，而是要求我从每个具体的字去把握。他让我把感到难写的字告诉他，他立即示范，使我顿时豁然开朗。这种言传身教，有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先生在古典诗词方面也有很高的修养，曾在厦大开过诗词格律的讲座，深受爱好诗词的同学们欢迎。我有时也向他请教诗词方面的问题，他都无保留地给我指导，还热心地帮助我推敲、修改旧体诗词习作。 　　    以上拉杂地写下一些回忆的片段，一鳞半爪，远不足以说明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不敢言序，只是供阅读先生遗墨者参考，并作为对先生的一个纪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余纲先生现为厦门大学美术系教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文联委员、厦门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原文2003.8 发表于《陈明鑑书法艺术集》  浏览：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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