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学业未毕，即下海从事剧影，成为一个艺人，后虽转化为文人、军人，仍从事剧影为终身职，实质上仍属艺人。我很小就憧憬做一艺人，且最向往流浪艺人，行吟一世。此生虽说不上流浪，可称浪游。倦而思归，也就是归隐书丛，仍难称斋。抗日中期，我随剧团跑码头至内江，在茶馆里写了一卷散文，自题为《卖艺人家》，并以之为斋名，自认为妥帖，颇为自得。1946年文汇报主持《笔会》副刊的柯灵和编辑黄裳曾专为我开《卖艺人家》专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六十年了，今天《笔会》又为我重开《卖艺人家》，刊登我新近写的续篇。我和《笔会》真是有缘。 　　 　　　　我一生是一个戏剧（包括戏曲、影视）的艺徒、学子，但我不是科班出身，没上过戏剧专科学校，却常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以求进取“博士后”。我的艺术人生中有三位最主要的导师：黄佐临、万家宝（曹禺），还有张骏祥，他们都大有学问，学贯古今中西。抗日战争时期，佐临在上海导戏，骏祥在重庆导戏，万家宝在江安的“剧专”授徒，但三位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胜利之日在上海搞一个“黄万张剧院”，进行戏剧各种风格的实验、实践。在仅存的骏祥几篇回忆录中，写佐临的《剧场艺术开拓者》，写家宝的《美好的回忆》，还有《回忆解放前我与党的接触》中都提到了这“黄万张剧院”的憧憬，且得到了当年在白区从事戏剧活动的党领导夏（衍）于（伶）宋（之的）的赞许并支持。我这个后生是追随这已故“黄万张”三位先生的，虽对向往的剧院，师生均未如愿。我一生浪迹江湖，又涉军旅，对三位恩师常是“相忘于江湖”，却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1942年冬，太平洋战争后一年，日本人统治的电影公司找我主演电影《秋海棠》。我的密友劲敌石挥当时主演话剧《秋海棠》红极一时，我放弃了与他做一较量的机会，从地下党拿到旅费奔赴战时陪都也是话剧中心的重庆。我首先要拜见的老师傅就是张先生骏祥。我早在孤岛上海出的刊物《剧场艺术》上拜读过他的《导演术基础》，并常听佐临念叨乃对张公十分崇敬。 　　 　　1943年春我抵重庆，张公约我到国泰电影院楼上，时为中华剧艺社的临时排演场，他正在排演《石达开》。 　　 　　我候待一侧，只见我景仰的这位大导演，大声呵斥两位当时已是话剧大演员的男女主角耿震与路曦。我过去在北京、在上海历经陈绵、佐临、吴仞之诸大导，还真没见过这么严厉的导演。我后来逐渐了解，作为一个导演，张公不但大有学问，人际关系也特好，他在导演的三大关系中——对演员极其严格，对舞美极其内行，对剧作极其尊重。 　　 　　我初见张公时尚未及见江安的万公。我问起张：万在写什么？张说万在写岳飞，是诗剧，并说剧作家到晚年都要写诗剧。我似有所领悟。今日说来好笑，那时我才二十郎当岁，我的两位导师也才三十郎当，却说到晚年，更想不到的是我从小到老地就迷于诗剧云云了。水华评点我的《农奴》说了一句：“诗多于剧”。他原义是贬语，我却作为褒语接受，并内心抗问：“为什么不能诗多于剧？”直到自己真地进入晚年，我就陷入诗剧或曰剧诗，不可自拔了。 　　 　　张骏祥评我的剧作思想甚为具体，他在为我的电影剧本选写的序文中说：“我们都是强调电影的文学价值的。宗江多年来一直力排众议，支持我主张电影应该兼容并蓄，能‘融史诗、剧诗、抒情诗于一炉’的见解的。”“宗江又是同意我的电影有待于电影的‘莎士比亚’的说法的。”张公对我的剧作的具体的表扬与批评是“好比一盘子珍珠，璀璨夺目，就总觉缺少一根丝线把这些串起来。”这线是什么线呢？他没说得明确。我思索多年，一语以蔽之曰：“剧！”我仍患在“诗多于剧”。我也很想衰年变法，但既年衰也不易变了。我仍寄希望于电影的乃至电视的莎士比亚或曹雪芹出现，但不是我，甚至不是我辈，惟寄希望于来者。 　　 　　骏祥的艺术视野是多元化的，他自己的主导风格，我姑妄称之为古典现实主义。他和他的爱侣——生活与艺术的终身伴侣周小燕，工作与生活都是极其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从不追浪漫，浪漫自生，有诗又不泛于诗的艺术人生吧。尤忆约十年前，吴祖光和我从京来沪去看骏祥，他正苦于无论起卧血压均难稳定，只是抱怨做不了一点工作。此时小燕又要招呼我们，又要忙于给学生上课，真像燕子似地在书房卧室间穿梭。这无比美好的一对啊！他们的婚姻可称中年晚婚，双方均是大男大女或可说是老男老女了。是我的一位忘年至交常书鸿与他们同赴印度访问归来，告我张周相爱了。我至今在想象中常恍见他俩骑象而来而去，一步一个印，那么大的脚印，结结实实地踏出多少戏剧，又多少诗歌！

浏览：109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22 13:4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