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枋，曾用名驭群。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县一个望族家庭，其父是清朝的贡生，秉性正直，在族中有较高的威望，这对他的个性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毕业于浙江平湖治谷小学和嘉兴秀州中学，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理工科土木系，１９２８年毕业，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并荣获学校颁发的“最优”金质奖章。由于提前修满规定学分，于１９２８年３月，即进入杭州市工务局工作。 　　　　１９２８年９月，徐以枋应邀到江苏建设厅任技佐、技士，完成了宁杭公路的测量工作，并审核各县公路的建设项目。１９３０年７月，进上海特别市工务局工作。１９３３年７月，调至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任副工程师，兼任技士、督察工程师，办理七省市兴修的公路工程。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徐以枋在奉派协助江西省公路局加固宁赣干道沿线桥梁后，年底又奉命赶往云南昆明协助该省于一年内抢建修通国际通道滇缅公路。面对国家危急的局势，他决心要为抗日战争早尽力量，受省方委托，对澜沧江和怒江上的两座悬索桥的赶建担任技术上的全面指导。在既无资料，又缺器材、设备的情况下，他毅然负起重任，在一年内如期抢建完成通车，获得中、外人士赞扬。 　　　　接着，徐以枋又参加和领导了川康乐西公路、川滇西路、康青公路、南疆公路的建设，长期在艰苦环境中与穷山恶水、高原旷野打交道，一心扑在公路事业上。１９４４年，因督修康青公路获交通部嘉奖。１９４５年，因参加公路建设取得的成就，获国家颁发的奖状和勋章。 　　　　１９４６年，徐以枋应上海工务局局长赵祖康之邀，担任该局沟渠处处长，并应复旦大学土木系主任金通尹教授邀请兼任桥梁学教授。１９４７年２月，交通部、上海市政府派他去美国考察公路、市政工程一年。回国后，任上海工务局道路处处长。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任工务局副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１９５１年，又兼工务局技术处长，不久辞去复旦大学的兼任教职。从此，他全力参与和领导了新上海的市政工程建设，贯彻了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他身体力行，深入现场，及时了解和解决工程疑难问题。１９５５年起，他任市政工程局局长，１９５８年，任城市建设局局长，但负起建设现代城市、市政工程设施先行的重担。 　　　　徐以枋任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时，提出了“围起来，打出去”的技术政策，在海塘江堤的防汛上，徐以枋通过实践提出了“保滩与堤防并重，以保滩为主；基建与维护并重，以维护为主”的技术方针。对上海市区地面沉降问题，他通过调查研究，科学地和创造性地得出了地下水的汲用量是影响市区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的结论，并采取有效措施，基本上稳定了地面的沉降。 　　　　在文化大革命中，徐以枋对于工程技术问题，仍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以科学态度保证了建设工程的质量和进展，充分体现了他对事业认真负责，刚正不阿的品质。 　　　　１９７５年开始，徐以枋直接参与和领导了当时国内跨径最大的重庆长江大桥的设计，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和优质工程奖。与此同时，徐以枋还高瞻远瞩地全力支持和领导了上海泖港大桥的设计和建设，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为市区黄浦江大桥的建设作好了技术和人才准备。徐以枋还积极参与上海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建设，他是大桥设计评估委员和顾问，也是大桥建设顾问委员会的顾问。 　　　　为表彰徐以枋在土木工程方面至今６０余年的卓越贡献，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１９８７年７月授予他荣誉证书和“从事土木工程５０年的老专家”光荣称号。 　　　　徐以枋还积极参政议政和参加社会活动，曾担任上海市第二、三、四、五、七届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从１９６１年开始，担任上海市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政协副主席。徐以枋１９５６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３年任民革中央委员，从１９５７年起，任上海市民革第二届市委委员，第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六、七届副主任委员，第七、八届主任委员。 　　 　　抢建澜沧江和怒江两座悬索桥，保证滇缅公路畅通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徐以枋奉命赶往云南昆明协助该省于一年内抢建修通滇缅公路，于除夕赶抵昆明。当时要赶建的是从下关到畹町长５４８公里的一段，关键是及时抢建通澜沧江和怒江上的两座悬索桥。徐以枋毅然接受省方委托，为这两座大桥的赶建担任技术指导。根据澜沧江功果附近沿岸路线、地形，不适宜马上建造正式桥，他从现实条件出发，先建临时桥，争取早日通车，以后再另选正式路线和桥址建造正式桥。临时功果桥采用跨度为９０米、宽３米能通７．５吨货车，用石砌桥塔构成的索桥。对怒江上原有能通行人和骡马的惠通桥决定利用钢架桥塔，浇成劲性钢筋混凝土结构，其余上部结构和钢索锚碇全部换新，改建成一座桥面净宽４米，维持原跨径约８４米，能通１０吨重载重货车，有加劲木桁构的悬索桥。 　　　　在此期间，徐以枋亲赴缅甸仰光采办材料和加工构件，在仰光完成两座桥的设计图纸后，徐以枋即赶回功果桥工地，经过１００天的奋斗，功果桥在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建成通车。随即，他又和郭增望转移至怒江边指导惠通桥施工，于１９３８年初冬．抢修通年，１９３９年１月，全桥建成，确保了滇缅公路在一年内如期抢通。　 １９３８年仲冬，美国大使奉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取道滇缅公路回国，实地了解修建情况，并从惠通桥乘车顺利通过，拍照取证，回国汇报后，对此工程十分赞佩。 　　 　　开拓桥梁设计，适应时代潮流 　　 　　　　６０年代，徐以枋领导的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接受广西柳州大桥的设计任务后，经他主持研究，决定采用主跨为１２４米的预应力混凝土Ｔ型刚构和国际上先进的挂篮浇筑逐段施工的新工艺。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它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大量支架，不需要大型起重设备，施工速度快，而且还有能维持河道通航等特点。为了使设计施工成果符合实际，在大桥施工前进行了悬臂梁的足尺模拟试验和其他大量试验研究，为正式施工提供充分的依据。 　　　　１９７５年，又开始设计重庆长江大桥，采用柳州大桥同样结构形式。该桥全长１１２０米，桥宽２１米，主跨１７４米，为国内同类型桥梁中最大的。徐以枋当时已年近七旬，先去重庆参加了任务洽谈、桥位比选，收集现场资料，又在元旦和春节期间与设计组赶赴重庆进行现场设计，并在１９７６年夏末秋初炎热季节，在重庆顶酷暑经常工作至晚上１１点。大桥工程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动工，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竣工通车。经国家组织验收，确认为全优工程，１９８１年，国家建委授予７０年代优秀设计奖，１９８２年，国家经委又授予优质工程奖。 　　　　在７０年代初，徐以枋就考虑上海泖港桥的建设，经过会商决定采用河中不设墩的斜拉桥。他想通过泖港桥的实践为将来黄浦江大桥的兴建作准备。在设计建造过程中，他深入设计组讨论；深入工地指导，要市政工程设计院周密、慎重完成设计，还邀请上海市有关单位协作，列了若干研究项目。他创造各种条件，克服各种困难，支持该桥建设。１９８２年６月，泖港桥建成，成为国内首座跨径达到２００米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受到交通部祝贺，并获得国家优秀设计奖。 　　　　１９８６年７月，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建设黄浦江大桥的建议，得到国务院批准。南浦大桥采用斜拉结构，主跨４２３米，一跨过江。徐以枋参加了该桥的可行性报告专家评估，担任了大桥建设的顾问。在大桥设计净高论证中，市科委邀请徐以枋和杨槱教授主持专家会议讨论。他组织分析不同净高对航运效益和过桥汽车运输效益及建桥费用的影响，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了大桥的通航净高为４６米。对黄浦江大桥的建设，他主张运用国内成熟经验，自力更生建设。做到立足国内，脚踏实地，着眼未来，有所突破。 　　　　兼任上海市防汛副总指挥和围垦副总指挥，协助管理市防汛和围垦工作。 　　　　上海市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徐以枋担任副总指挥。他在市区防汛会上提出“围起来，打出去”的技术政策。在沿江沿河改造了驳岸，修筑了防洪墙，填浜埋管，划成分区排水系统，在进口处兴建闸门和抽水泵站，以抵御高潮漫溢和减轻暴雨积水，从而改善了防汛排水条件。１９６２年，７号台风袭击上海，外滩公园潮位达４．８１米，超过了防洪墙的高度，造成了决口漫溢。吸取这次教训，虽在经费困难和地面沉降问题意见还未统一的情况下，他除在设计防洪墙时加高５０厘米作为余地外，在以后的工程中还采用了若干技术革新措施，运用沉井来做泵站，用井点系统来解决流沙问题，用顶管法来埋设大型沟管，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１９５８年起，上海市郊县扩大，宝山、川沙、奉贤、南汇、金山和崇明划归上海市管辖。在海塘江堤的防汛上，市委陈丕显书记邀徐以枋深谈，交换改善海塘江堤原则，决定当年拨款１０００万元交市防汛指挥部主管分配，工程由各县实施。徐以枋奔赴有关各县视察，与各县商定工程计划。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保滩与堤防并重，以保滩为主；基建与维护并重，以维护为主”的海塘工程技术政策。保滩工程采用沉排抛石丁坝群；抛弃了老的打桩抛石做法，既节约了大量木材，且施工亦快。护岸工程放弃老的三桩三石做法，改用浆砌块石，不仅节约了木料和工时，而且也比较稳固。同时在滩地较长较高的地段种植芦苇消浪，这样还可增加经济收入。他在工程中，总是这样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弃旧扬新，制定出相应的技术方针和政策付诸实施。 　　　　１９６１年秋，上海市成立围垦指挥部，徐以枋又任副总指挥，并驻崇明负责日常工作，沿北滩涂围海造田。原规划线确定的围海土堤位置太突出，易受潮水冲刷，且耗资巨大。他从具体地势条件出发，作了局部调整和后退，使围堤经受了历年潮水的考验，又符合勤俭的原则。在工程实施中，他深入工地查看，及时处理问题，保证了工程质量。在１９６２年，７号台风高潮侵袭时，垦区安然无恙；经受住了考验。 　　 　　针对上海市区地面沉降原因，采取稳定措施 　　 　　　　徐以枋在研究处理上海市地面沉降问题上有深刻的见解。他从历史资料中了解到上海早有地面沉降的记录，从局所辖的测量队又掌握了每年的沉降数据。在１９５８年后的几年中，地面沉降迅速加快，造成排水困难，江水易于漫溢，增加了市内积水的严重性，并使市区桥梁随地下落，桥下净空越来越小，影响了苏州河等水道上的交通。他又从自来水公司了解到历年地下水开采的数量，感到它与地面沉降有关，且变化规律相类似。在一次市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反映了这个情况。１９６１年，上海市建委组织研究小组，派徐以枋为组长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沉降原因，提出稳定措施。研究小组除加强地面沉降观测外，还在市区内打了两个深的观测井，在岩层上设水准基点，并自动绘制地面沉降图；同时，从自来水公司及时了解各季节里深井水用量资料，与地面沉降随季节的变化图进行对比。从而科学地得出：地下水的汲用量是影响市区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的结论。因为深井水用量增加，使地下潜水位降低，引起潜水位上的土壤浮力下降，重量增加，这就压缩了松软的下卧层，从而引起地面沉降。他以充分论据向市领导汇报，并与各方反复讨论，取得了一致法。上海市据此坚决严格限制使用深井水，并在深井中回灌自来水，从而基本上稳定了地面沉降。 　　 　　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１７日　生于浙江省平湖县。 　　　　１９２８年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土木系，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　任江苏建设厅、上海工务局技佐、技士。 　　　　１９３３—１９４２年　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副工程师、荐任技士、督察工程师。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荐任技正，兼滇缅公路管理局工务科长，副总工程师，简任主任督察工程师兼工程科长。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　任川滇西路工务局副局长，川康公路管理局副局长、交通部公路总局工务处副处长。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任上海市工务局沟渠处处长，道路处处长、副局长。 　　　　１９４７年　由交通部和上海市政府派赴美国考察公路和市政工程一年。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　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副局长，兼上海市防汛指挥。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　任上海市市政工程局局长，１９５７年起兼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院长。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　任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局长，１９４９年起兼任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副总指挥，１９６１年兼任上海市围垦指挥部副总指挥。 　　　　１９７８年　任上海市城市建设局（后为市政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继续兼任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院长。 　　　　１９８２年　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顾问。 　　主要论著 　　　　１　徐以枋，杨祖东，刘作霖等．重庆长江大桥．北京：中—美桥梁和结构工程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部分），１９８２． 　　　　２　徐以枋，李延直，张乃华，林元培等．上海泖港大桥．中美桥梁和结构工程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部分），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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