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早年中进士，点翰林 ，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 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 理、董事长等职 。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 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首先是一位编辑家。他毕生的事业 ，是建立在他策划、编辑、出版的一部部教材、典籍、译著等基础之上的。正是这些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当 代人思考和借鉴。 　　 　　　　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张元济对编辑功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国势衰弱、风云激荡之时。一批有志之士纷纷通过组建社团，希图借开启民智来寻求治国的良方。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1901年10月5日，他致信盛宣怀：“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首 ，就是尽人皆学，所学也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 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能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 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 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1902 年1月，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 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 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 科 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 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 、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凡关于立身、居家、处世，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则极力表章之；吾国之弊俗，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 学术艺能。” 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 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编辑的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从选题、组稿到编辑加工都是复杂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是在作者创造性劳动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创新是编辑素养的内在要求。张元济对编辑的创新意识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编辑的思想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才能有所创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他说：“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 界。自与粹翁（指夏粹芳——笔者）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弟敢言，公司今日所以能（有）此成绩者，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所致。”这番话虽是有感于商务印书馆改革而发，但实际也表达了张元济的编辑思想，即编辑不能因循守旧，而应与 新文化合拍，以适应时代的发展。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 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 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 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 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义利之于编辑——有所为有所不为 　　 　　　　身为编辑，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而这两者往往会发生矛盾。张元济将“义”放在首要位置。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 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 ，一二年后当可出版。” 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 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 《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以社会效益为重还是追求经济利益，一直是当前编辑界争论的焦点。编辑承负着重大的文化使命，当然应以社会效益为先。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 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工作的重点——图书的质量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他在袁州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跋》中说：“古书之可贵， 从未有不贵其最初之原本而反贵其后人改编之本者。”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在日本帝国 书寮见到元代重刻蜀本《山谷外集诗注》，又指出：“书中文学，是订今本讹异者，难以缕举，书贵初刻，得此益也。”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 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找好善本是古籍质量的保证，而编辑与校对是紧密联系的，古籍编纂尤其需要校对。张元济对古籍校勘十分重视，而以《衲史》的校勘用力最勤。在形式上，他吸收了清代 校勘家阮元、黄丕烈的作法，把选定的善本与其他各本参校，发现问题写成校勘记注附在书 后,而不改动原书,以保存善本原貌。在校勘方法上，除了采用对校法外，还采用本校、他校 、理校等多种方法，旁征博引，追本溯源，解决了古籍中许多讹误。《衲史》 不论出版之时，还是其后的几十年，学术界都对其过硬的编校质量给予了很高评价。1930 年 当胡适看到《衲史》校样后说：“《二十四史》百衲本样本，今早细看，欢喜赞叹， 不能自已。此书之出，嘉惠学史者真不可计量！惟先生的校勘，工夫最勤，功用最大。”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 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 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正是张元济对图书质量的精益求精，使得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 地。孙犁曾评价商务印书馆“对传播中文文化，甚有功绩。所印书讲究质量，不惜小费。此书（指《 国学基本丛书》——笔者）系普通版本，然与其他书店所印相较则其字清，其行疏，纸张格 式，优点 显然。盖当时主持者（指张元济——笔者）有通人，非专求牟利者也。中华书局当时虽极力 抗衡，然以其所出版书对比，缺点自露”。综观当前书业界，读者对图书质量的评价是无错不 成书，这反映了书稿的编辑含量严重不足。 编辑工作效果直接反映于图书质量。我们做编辑工作， 必须学习张元济那种对图书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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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0/10 12:3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