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因 　　 　　一提起晚清，总要说到慈禧，论到慈禧，就不得不说说酿成长达48年之久的女主称制局面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八月八日（1860年9月22日），“逆夷长驰直入”，咸丰帝率亲近大臣及后宫妃嫔仓皇上路，北撤热河。把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年仅29岁的恭亲王奕訢。北狩期间，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和以肃顺为首的热河集团在回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热河集团阻止回銮，最主要的原因是远离帝京，便于专权；而北京集团看破了热河集团的用心，坚决主张咸丰帝尽快回銮，以定人心。但山水秀秀丽的避暑山庄却是身受内忧外患双重煎熬的咸丰帝的一个最佳避难与休闲之地，加之载垣、肃顺、端华等人在热河行在大兴土木，导帝射猎并进奉声色，使得咸丰帝更加“乐不思蜀”。 　　 　　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粤寇捻匪乘机肆起，更有御园被毁之大辱，心情忧郁，虽千方百计地寻欢作乐，也难除烦恼，且病情也愈来愈重。肃顺与懿贵妃的矛盾冲突大约始于此时。 　　 　　咸丰帝纵情声色，体弱多病，就要有人来分担朝政，懿贵妃便近水楼台得到了代批奏折的差使。所谓代批，也就只是将咸丰帝阅过的奏折上的掐痕记号用笔写出来，代批并不代权，但这对于懿贵妃来说却是学习治理朝政的绝好机会。然而，这样批过的奏折，通过廷寄发往全国各地，外臣曾国藩就对奏折上的“女笔”颇有微言，至于近臣肃顺之辈的态度，不言而喻。 　　 　　懿贵妃“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清稗类钞》），咸丰帝亦担心日后其必以母凭子贵，弄权擅政，破坏祖制。肃顺密进言：“效钩弋故事”，而咸丰帝以懿贵妃“有功于社稷”，卒未忍（《火烧圆明园》）。各种野史对“效钩弋故事”均有记载，但对于是咸丰帝还是肃顺提出来的，却各有说法。但不管怎样，此事传到懿贵妃那里，懿贵妃只会记恨肃顺，却不会也不敢恨咸丰帝的。这就在懿贵妃和肃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为以后懿贵妃的发难埋下了伏线。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子初三刻，在前日（十六日）午后昏厥的咸丰帝转醒过来，神智较前清醒，实为回光返照。咸丰帝感到他不久于人世了，传谕诸大臣要立遗嘱，但“谕以不能执笔”，只好由他口授，大臣司朱，写下了遗嘱。共发下两道谕旨：一立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尽心辅弼载淳，赞襄一切政务。同时规定，“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日后下达诏谕的凭信。“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热河密扎》）“同道堂印由孝钦后执用，想因穆宗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清后外传》）赞襄政务王大臣给内阁及各地方官员的咨文称：嗣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拟旨缮递后，由“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军机处上谕档案》） 　　 　　咸丰帝直到临终一直握有实权，他对后事的安排决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咸丰帝设计的政治格局即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多方牵制，权力制衡。然而这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的行政制度，却造成了“垂帘辅政，兼而有之”的局面，必然引起了权力的争夺。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年8月23日），明发上谕：“母后皇后应尊为皇太后，圣母应尊为皇太后。”（《军机处上谕档案》）七月二十六日（8月1日）拟改年号“祺祥”。 　　 　　 　　二、较量 　　 　　费正清的《剑桥晚清中国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玉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玉玺。”在封建王朝，正统皇权思想根深蒂固，慈禧与肃顺等顾命大臣几个回合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皆依恃其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 　　 　　咸丰帝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谋算，其实危机暗藏。首先就表现在了皇太后尊号的颁布上。七月十八日（8月23日）明发上谕：皇后和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但在敬事房日记档里对封皇太后事却有另外一种记载：十七日（22日）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怙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妃嫔于灵前奠酒。十八日（23日），“懿贵太妃亲封为皇太后”。两宫太后相差一日晋封，一般认为是肃顺为了扬此抑彼，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于理他们是无可挑剔的。然《清鉴》说：“清制，凡妃嫔生子为帝者，其子登权时，哩尊为太后，故皇太子循例，亦尊为皇太后，以别于东宫太后也，因称西太后。”晋封懿贵太妃为皇太后是清朝祖制，是可以与东宫太后同一日晋封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没有这样做，使得作为幼帝生母的懿贵太妃心存芥蒂，衔恨于此。内宫档案记载晋封相差一日，但是明发至内阁的上谕，却是同一日晋封的，这样做，是因为肃顺等人不能无视懿贵太妃“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是对八大臣和懿贵太妃之间以露端倪的矛盾的调整。 　　 　　两宫皇太后召见顾名八位王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应如何处理，这是个重要的权力之争。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认为一切权力应归属于他们，赞襄辅政制度，就是“召谕疏章黜陟刑赏”等事，皆由顾命大臣拟定处理意见，这是咸丰帝的遗诏，“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而两宫皇太后却认为，咸丰帝赐给她们两方御玺，目的是“以防弊萌”，原则问题决不能退让，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要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定请懿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要“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取得了胜利。 　　 　　“辛酉政变”争权的两方，缩小范围来说，一方为西太后和恭王，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肃顺等顾命大臣控制着军机，单凭西太后一人的力量，是难以达到政变的目的，而另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恭亲王奕訢，未列“顾命”之列，亦不甘心被排斥在权利核心之外，他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并懂得韬晦之策的政治人物。利害攸关使得西太后与恭亲王密谋联合，欲以“垂帘”取代“顾命”。 　　 　　西太后与恭亲王之前没有正面接触，他们是怎样联系上的呢？史料记载不一，有“密使说”，“密扎说”等多种，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悬案。奕訢在奔丧前已完全了解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他的热河之行是去和两宫太后合作，做一笔“垂帘”“议政”的交易。 　　 　　奕訢于八月一日（9月5日）抵达热河行在，八月七日（9月11日）起程回京。在这七天中，只有八月一日和六日被两宫太后单独召见。召见次数不多，却议定了政变的部署。在八月一日，两宫太后第一次召见过恭亲王后的当日，就发下谕旨：回銮京师。由此可看出，政变的地点定在了恭亲王的势力范围——北京。 　　 　　奕訢在热河时，悄悄地忙于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为政变积极作准备。北京方面的上层人物正在酝酿发动一场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攻势。八月六日（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揣度北京集团的意图，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奏折内容主要有三：一是主张皇太后权理朝政：“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二是主张另简亲王辅政：“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俾各尽心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三是主张为皇帝选择师傅：“则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 　　 　　这道奏折无疑是向肃顺集团的挑战，它的主要作用是政治试探。这一探，便在肃顺集团里炸开了锅。针对奏折内容，肃顺等人拟“明发”痛驳：一、“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将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后，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系属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应行批答者，亦必拟进呈览，再行发还。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完全抹煞了“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大行皇帝亲手赐与两宫皇太后的事实，以幼主的口气来反对皇太后，“有伤忠厚”（高阳《慈禧前传》）。二、“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该御史必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决无通融的余地。三、“朝夕纳诲一节，皇考业经派编修李鸿藻充任朕师傅，该御史请于大臣中择一二人，俾充师傅之处，亦毋庸议！”一驳到底，蛮不讲理。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两宫太后将折旨全部留中不发，再次传旨召见。据《热河密扎》载，载垣、肃顺、端华、杜翰等人同两宫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召见二时许（大约四个钟头），肃顺等人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双方相持不下，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使得小皇帝惊悸之余，竟致遗溺，双方不欢而散。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八月十二日（9月16日），载垣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迫使两宫太后就范。两宫太后只得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为两宫太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 　　 　　八月十八日（9月22日）发下谕旨，宣布九月二十三日（10月16日）起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还宫。 　　 　　 　　三、政变 　　 　　随着回銮日近，西太后愈加小心，藏锋敛锷，以便使肃顺集团放松戒备。 　　 　　这一年的中秋节（亦有说是九月一日〈10月4日〉）内阁奏请恭上咸丰帝庙号，称为“文宗显皇帝”，恭上母后皇太后纽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 　　 　　就在回銮之前的关键时刻，肃顺等人干了一件蠢事。从痛驳懂元醇的上谕明发后，在言论上有许多批评和揣测，有人看出君臣不协，办事不免观望，肃顺想接两宫温谕，扫空浮言，亦可加强权威，所以，载垣、端华、肃顺当廷面奏“因事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已进为退，借发牢骚作试探，希望能获得明旨褒奖，借以显示两宫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但两宫太后却顺水推舟，谕旨：“载垣著开銮仪卫和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不露痕迹地削去了端华等人的兵权。 　　 　　清廷内掌握部分兵权的武将胜保、僧格林沁在其奏折上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顾命大臣视“皇太后”字样如芒在背，就此提出不妥，并规定内外臣工于奏折内只准写“皇上”，而不得写“皇太后”字样。僧格林沁竟表示今后“仍不敢不如此缮写”。从中可见，顾命大臣在文武大员中的威信受到了挑战，传统的皇权思想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慈禧奕訢所要发动的政变，有着有利的思想基础。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起行回京。回程的队伍分两路：一路是两宫太后和幼帝的队伍，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各大臣扈从；另一路是梓宫队伍，自大路后发，由肃顺、仁寿、奕譞、陈孚恩、宋晋等扈从。行程也是两宫太后和幼帝先一日抵京，以迎梓宫。这样安排对两宫太后是非常有利的，为她们适时发动政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但路上并不平静。据说，肃顺害怕慈禧先到京师于己不利，曾密令怡亲王载垣的侍卫兵在护送后妃途中，将慈禧“杀之”。但是，胜保的迎驾，以及“荣禄以兵队至，预防其变，肃顺等遂不敢动。”各类野闻稗钞对这一段各有精彩的描述，德龄郡主竟因此而在《御苑兰馨》里衍生出了慈禧与荣禄的一段爱情故事。 　　 　　经五天行程，于二十八日（10月31日），两宫太后和幼帝一行抵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同幼帝如城返宫，未及休息，又单独召见奕訢。这是两次极为重要的召见，两宫及奕訢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势、沟通了双方信息，商议了政变步骤，敲定了发动时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抓住战机，突然袭击。 　　 　　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这些大臣都是奕訢党人。两宫太后边痛哭流涕，边“缕述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老谋深算，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两宫太后明知故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乎治罪乎？” 周祖培立上一计：“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两宫太后答称：“善”。这时，两宫太后便拿出早在热河时已拟就的谕旨，交给奕訢当众宣示。这份重要的谕旨是谁捉刀？又说是醇亲王奕譞，有说是军机章京曹毓瑛，但一定是通过七福晋递给慈禧的。该谕旨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奏对之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命景寿等五人推出军机处。谕旨还提出：“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但是“岂能拘守常例”？强调“事贵从权”，命奕訢会议两宫太后如何垂帘。 　　 　　大计已定，首先拿随驾抵京的载垣奕訢载垣、端华开刀，因其阻拦两宫太后召见，而罪加一等，载垣、端华、肃顺由原来的解任而升为夺去爵职拿问，并交宗人府严行议罪。事不宜迟，与此同时，又下一道谕旨：“著派睿亲王仁寿、醇亲王奕譞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肃顺护送梓宫的队伍慢悠悠地才走到密县，监视肃顺的仁寿和奕譞在接到谕旨后，连夜率兵匝门闯院，从卧室里绑出了肃顺，把他也押在了宗人府。肃顺看到载垣、端华，斥责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说道：“事已至此，复何言！”（薛福成《庸庵笔记》），可见肃顺早就策划去掉慈禧，但二人不同意，结果被慈禧所算计。 　　 　　两宫，主要是慈禧，和奕訢发动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暂告结束，他们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对于这次政变的成功，两宫太后给予了奕訢以丰厚的“报酬”：十月一日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宗人府宗令。十月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又另重组内阁：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这样，组成了以奕訢为首的新的军机处。 　　 　　对于肃顺集团的有关人员的处罚，慈禧和奕訢分清情况，区别对待。经过一翻议论，严判而后“加恩”，最后判决肃顺斩立决，载垣、端华赐令自缢，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其余党人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因处理得发，慈禧和奕訢得到了朝野的称颂。 　　 　　十月五日（11月7日），大学士周祖培以肃顺所拟年号“祺祥”二字意义重复为由，上奏请改年号。最后议政王、军机大臣共同议定“同治”二字，奏上，奉懿旨允行。“祺祥”年号是咸丰11年7月26日确定的，同年十月初五，“祺祥”年号被慈禧明令废除，此年号前后仅存69天。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在养心殿的“中正仁和”匾下，第一次举行垂帘听政仪式。自此之后，中国便开始了慈禧的长达48年的统治。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牢牢控握中国最高统治大权的女人。 　　 　　 　　咸丰 　　咸丰帝令懿贵妃代批奏折，终未行“钩弋故事”，传御印为符信，也体现出他终没有完全信任肃顺等人，说明他并不是被“三奸”操纵的毫无主见的傀儡，这种思想最终体现在他临终时所设计的权利制衡的政治格局上。 　　他虽日渐不满懿贵妃娇纵弄权，又因其毕竟是皇子的生母，是皇家人而以一定的信任，懿贵妃代批奏折的过程中，如果对朝政有所建言，必多少会对咸丰帝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于末命未将恭亲王奕訢列为赞襄顾命，亦他因：奕訢功高位尊，以其赞襄朝政，日久恐有摄政之举，“将不利于孺子”，咸丰帝还要为他儿子着想，还得防着不要再出第二个多尔滚。 　　 　　慈安 　　东太后没什么主见，也没什么政治野心，对朝政生疏。但正宫娘娘的地位令她陷于权力之争，她需要西太后的帮助，并依赖于西太后的办事精干、头脑聪明、熟理政务。虽肃顺有意扬此抑彼，但东太后作为皇权的正统代表，又不能完全依赖于顾命大臣，自然而然也是必然地与西太后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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