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寿园网上纪念园区一言难尽乔冠华
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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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有与天下英雄孙权、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是“风流姿色天下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二乔”并世而出，不过，他们是“风流文采天下闻”。一位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担任毛泽东秘书25年之久的胡乔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国外交部长，活跃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乔冠华。 说来有趣，胡、乔二人都是江苏盐城人，两家住地相距不过几里。乔冠华比胡乔木小一岁，念完中学后，两人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同学，相隔一二年级，青少年时期，“二乔”没有什么来往；但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两人又不约而同地用“乔木”的笔名发表文章，那时，人们常以为“乔木”是一人。“二乔”才华横益，皆为圣手。以后胡乔两人还成为好友，常相来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当年，由“乔木”署名的文章，犀利无比，誉满天下，人们搞清楚有两个“乔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乔木称为“北乔”。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还是分开叫好吧，乔木就是胡乔木，乔冠华还是用你学生时代的名字，就叫乔冠华吧。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恰与胡乔木那种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他秉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他处在人生事业巅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 一、苏北神童·文坛狂人·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年轻的国际评论家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乔冠华的这些国际政论文章，其一大特点是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标题见诸于报刊后，总是先声夺人，而后必欲对其文先睹为快。例如《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等。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他的政论文章的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乔冠华后来如是说。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的内容，在广博的欧洲及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前景叙述中，向人们议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们以很大的启示和教益。 在《法国的崩溃》一文中，我们又看到这位青年评论家对世界历史和马克思“本本”的熟悉： 距今七十年前。 一八七0年普法交锋，同年九月十九日，普鲁士的大军在大将毛奇的指挥之下，进抵巴黎城郊，巴黎被包围了，那欧洲革命的巴比伦。 在这期间，被包围了的巴黎虽曾一度英勇的屹立起来，但是几经动荡，巴黎终于不战而降了（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一日的和平条约）。 革命的巴比伦不战而降，是何道理？ 巴黎不战而降的后二十日，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那时住在伦敦的一位贫穷人的伟大思想家分析着当时的形势道： 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 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这是七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七十年后的今天，巴黎又是不战而降，德法单独媾和了。 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把握问题实质的鲜明性和战斗性，给予人们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获胜不可一世时，乔冠华这样写道：这是今天的形势。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着希特勒，有人将他比成拿破仑；但是人们忽视了；拿破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资本主义社会没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飞机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欧洲资产阶级的没落、反动和腐化之中。…… 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匍伏在希特勒的马蹄之下，希特勒已经快要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拿破仑；我们不知道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不过，可以断言的是：未来的莫斯科将和过去的莫斯科有着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划时代的意义。 莫斯科是历史上一块奇异的地方。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同时，为了说明复杂，危急的局势，他总要列出许多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 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影响广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性、坚定性、在重大问题上总是与国内争取民主、团结进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斗争密切呼应，以及他留学欧洲期间所掌握的广博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他在联系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写作时，有胆有识，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许多年后，乔冠华回忆当年写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时这样写道： 在香港，有一个时期我为《时事晚报》写社论，每天一篇，当时我只能利用剩余时间为《世界知识》写点文章…… 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乔冠华自1937年至1946年写的这些评论文章当时曾编为文集《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形势比人强》、《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从战争到和平》、《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出版。他在33岁以前写的这些国际述评文章，以其广博的知识，立论的严谨，优美的文字，精辟的见解，代表和平，民主、进步、正义的声音，在三、四十年代，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自从胡愈老（愈之）开拓了中国进步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后，可谓人才辈出，在胡身边聚集了一批国际问题评论专家，如钱俊瑞、张仲实、金仲华、冯宾符、张明养等人，而乔冠华在那个时期写的文章，虽属后出，却大有后来居上，出人头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中央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忧乐”。当时，许多青年人争相传阅乔冠华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乱的年代，“乔木”先生的国际述评使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从文学家冯亦代的回忆中可领略一二：那时，我只是个人世不久的年轻人，除了有一腔火热的报国之心外，别无他长……而其时，老乔正以他成熟而又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每天读着《时事晚报》老乔用“乔木”这一笔名写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可以举一个“对他狂热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军向法国马其诺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杂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记者对战局作各种猜测和设想。乔冠华大口吸烟，一言不发，倾听大家争论。忽然，他起身挥手打断众人话语，说：“6月9日是法军最黑暗的一日。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一语惊四座！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名记者摇摇头，不以为然，“决战正在进行，胜负未见分晓……”有的人则忿怒地质问：“你怎能这样说？! 乔冠华掐灭烟头，自信地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就在众人争论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国投降，德军开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战协定签字，6月24日，法意停战协定签字。 战局的发展，证实了乔的预言。这位青年国际评论家受到了普遍的赞誉。 而乔冠华在随即发表的《法国的崩溃》一文中，平静地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二、狂放不羁的“酒仙”·怒发冲冠的“地下工作者”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在当时自然有较大的影响和进步意义，但是乔在国际评论方面的个别文章也有失误，乔本人这样说过：“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 尽管乔冠华的个别文章有错误，但他的大多数文章光彩夺目；同时，他与一般埋头做学问的“鸿儒”不同，他还是位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是位多才多艺的人。 三十年代末，乔冠华在香港期间，经常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或参与香港文协组织的暑期讲习会。他是这些会上的中心人物，他纵论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其精细的剖析，往往见人所未见，语惊四座；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其宏论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从经济、政治、军事到历史、地理、哲学、艺术，无所不论，又无所不胜，听者如荡舟其中，又陶醉其中，尽数折服。对一些反动文人政客，“老乔”则不留情面，与之议论时局，嬉笑怒骂有如干将莫邪，把“贵客”砍得体无完肤。这类人四处活动，窥测进步组织的活动，只要是见到“老乔”在座，莫不掩面而去。 乔冠华有辩才，有雄辩之才。熟悉他的人这样说，有道理的事情，他讲得头头是道，就是无道理的事情，他似乎也可以说得滴水不漏，起死回生，又如辩论的双方，“老乔”可以互换位置，无论站在哪一方，似乎都能把对方驳倒。 乔冠华的文章及口才，在当时的香港舆论界有不小的名气；关于“老乔”当年的风采，冯亦代也有出色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层“聪明人”咖啡店里。他颀长而又瘦削的身材，走起路来微微有些弓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夹着个黑皮包，完全是个学者的风度。特别是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一看便令人起敬。而在接谈之后，他对时局鞭辟入理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人知道他决非是个等闲之辈。后来，我和徐迟常常谈到，听老乔讲话，简直是种愉快，是种享受。 文学家徐迟则这样说：“朋友中，特别有一位G（乔冠华），常常在说话中间落下一串串珍珠似的话语来，我每一次听他的谈话，总可以记录到一两首诗……他说话，像金沙似的流来，作为一个金矿矿工的我，就尽量淘金。实在这些诗是他的，我只是记录了这些诗”。作为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横溢，同时他也有某些文人不拘小节，狂放不羁的特点，他谈笑风生，性格外露，好吸烟，喜喝酒，确切地说是嗜酒。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首案前，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工作、生活无规律可循，特别是在香港时期。那时，他衣着随便，头发长约二寸，朋友们戏称他是“怒发冲冠”。他住在闹市中一间狭隘的楼房里，闷热如蒸笼，要到午夜清晨才有点凉风。吃的更是菲薄，往往因为写文章，饱一顿饥一顿，朋友看他失饥伤饱，彻夜无眠的生活，于心不忍，多次提出发稿后到友人家里吃饭休息，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可是不久，其家保姆便来诉苦，说“老乔”为“酒仙”，“酒仙”除了喝酒看新闻稿外，从不好好吃饭睡觉，把他的书报拿开，不一会又在他的手头，看他睡下，一转身又见他在看书，难道他真的成了神仙？朋友问他何以如此这般？“老乔”摸摸脑后寸许长发说：“国内外形势这么紧张，怎能休息。如果当初规定一天有48小时多好。” 他的住处实在是个报摊，地板上，床上、书架上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多种文字的报刊，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朋友来访，进屋就踩在报纸上，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一大批在重庆、桂林进行抗日文化宣传的文化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安排他们撤到香港，以便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继续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由于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到来，香港当时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等十余种进步刊物；这其中，乔冠华和胡一声等也主办了一个时期的香港中华通讯社，一时香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蔚为大观，这对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争取港澳及海外同胞的支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时进攻香港九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这时周恩来发来急电，要求廖承志，刘少文等组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不惜牺牲把日军计划搜捕的香港地区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营救出来，转移到内地，为贯彻周的这一指示，乔冠华曾和廖承志、连贯一起在1942年元旦前夕偷渡到九龙，并经西贡镇渡过大鹏湾，进入东江游击区，安排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接应，护送文化人的工作,在营救工作中，比较惊险的一幕是，当时身在韶关的乔冠华获悉国民党又开始搜捕由港刚刚转移到广东地区且目标极大的邹韬奋，他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积极协助胡将尚在患脑病行动不便的邹韬奋化装成香港商人，通过重重关卡，经韶关送往内地。在营救文化人的系列工作中，“老乔”似乎已没有往日的书生气和“酒仙”风韵，他机智、冷静、沉着，学会并经历了“偷渡”、“掩护”、“化装”、“放哨”等等，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以后，乔冠华经桂林赴重庆，来渝途中，不幸在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虽大难不死，却把这位“才子”弄得狼狈不堪，他伤痛不已，休息了个把月，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乔冠华还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他结交甚广，三、四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与夏衍、冯亦代、徐迟、廖承志、郭沫若、章汉夫、连贯等相交甚厚，廖公的豪爽、机智、幽默、风趣，给予乔冠华很大的影响。 三、与“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龚澎结为夫妇，二人深得周恩来器重 乔冠华在重庆工作两年后，经冯亦代从中周旋，与龚澎结为伉俪，这不仅仅是“才子佳人”式的美好姻缘，龚澎同时也是革命队伍中一位难得的“才女”。周恩来当时说过，乔、澎两人的结合是件好事，这虽系闲话，也可以看出局恩来对乔、龚两人的期望。 龚澎曾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是乔冠华的爱妻，对乔的一生影响极大，关于龚澎这里不妨多写两笔。 龚澎是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的，原名龚维航，她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聪明貌美的龚澎被同学们认为燕京大学的“校花”，在校期间她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如王汝梅（黄华）、陈翰伯、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他们利用这个环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1935年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中，龚澎是学生示威游行的大队长之一，又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学生“敢死队”的人，同学们常常惊奇这位“校花”有如此勇敢的行为。 龚澎于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到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其间她曾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是当时延安外语水平最好的人员之一。在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时，龚澎当面聆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艾思奇、王学文、陈昌浩等人的报告或讲课，这对于她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龚澎政治上立场坚定，生活上则热情、活泼，她休息时兴趣广泛，常去书店买杂书，喜欢“神侃”，也常常给同学起外号，什么“猪八戒”，“张二嫂”之类，机智、幽默的龚澎是延安同学中使人喜爱的人物。 1938年底，袭澎被分配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工作，以后，袭澎在1940年早于乔冠华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外文极好，聪敏，热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从此，龚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外事工作长达30年之久。 龚澎不仅才华出众，同时品貌双全，是《新华日报》乃至当时整个重庆进步新闻工作者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这样描写重庆时期的龚澎：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是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她的丈夫战死了，几年后，她与记者乔冠华结了婚。 乔冠华和龚澎，堪称天作之合。可以想见，龚澎，这位深得周恩来器重，才华横溢，追求进步，美丽聪明而又风度迷人的女性，给予乔冠华的整个外交生涯、写作生涯以多大的帮助和影响。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乔冠华与龚澎双双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们奉命创办英文版的《新华周刊》，这本杂志在上海周公馆撤退前曾出了几期，发挥了一定作用。国共和谈破裂前，乔曾在上海组织时事座谈会，他极力戳穿国民党反动派“和谈是假，反共是真”的骗局。“老乔”对时局的洞察力及其演讲才能，又一次发挥不小的作用。1946年底，为了充实香港地区的力量，组织上又派乔冠华、龚澎赴香港，他们都是以章汉夫、连贯为首的香港工委委员，乔冠华在工委里负责外事委员会，同时，他还担任复刊后的《华商报》社论委员。不久，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49年乔冠华调北京工作，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也调来北京任外交部情报处处长，她是组建不久的外交部里女性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四、政论家改任外交官板门店谈判幕后的“指导员”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的政策调研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别十一序》中曾经感慨地说：“自古英达未必尽用于当年”。对于乔冠华来说，则是生逢其时，“英达尽用于当年”。 周恩来器重乔冠华，委派他的职务及担当的责任，似乎常常与他的年龄不相符。1950年12月23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别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别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这一年，乔冠华年仅37岁，第二年，“老乔”又以38岁青春年华出任举世瞩目的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仍兼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调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是出任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的主要顾问，这两个职务虽然不高，却使乔冠华在建国后正式步入职业外交官的轨道，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从长期为报刊撰写“国际述评”的学者到职业外交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做实际外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权威的外交理论家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费尔萨姆在《外交手册》中把职业外交家的素质说得更为具体；外交工作的合适候选人“应该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学问家；他既开朗，又诚恳；既勤奋好学，深思熟虑，又不明哲保身。他应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 与乔冠华相比，撰写国际述评的出色学者，评论家不乏其人，但这些人大多局限在书斋学者的圈子里，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木讷于言，他们思维严谨，做事循规蹈矩，缺乏灵活性；简言之，书斋学者类型的人物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实干家。他们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但不宜于做机敏的，实际的外交工作。而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的国际述评早已闻名于世；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告使听众为这倾倒；他风趣幽默，机敏热情的性格颇有人情味，他修长的身材，“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交际场合都引人注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乔冠华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合适人选，周恩来对年轻的乔冠华委以外交重任不是偶然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毛泽东高瞻远瞩，不顾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巨痛，毅然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五次战役，把二次大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至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而38岁的乔冠华于其中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 早在抗美援朝初期，周恩来就深谋远虑地拟就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并密切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在谈判条件成熟时，他认真挑选赴朝谈判的人选。周恩来要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的李克农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挑选虽然年轻、但有广博的国际外交知识的乔冠华担任谈判代表团的顾问。 抗美援朝，过去通常讲“三年战争，两年谈判”，实际上，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甚至在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已有了一连串的外交斗争。而在1953年？月27日停战协定签定后，直到1954年底，围绕美方是否执行停战协定问题，又进行了一年多的复杂斗争，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他们赴朝前夕，周恩来又对李、乔作了指示，并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 7月4日，李克农、乔冠华谈判班子一行，迎着灼热的夏风满怀信心地踏上征途，乘火车经由安东驰往朝鲜。车厢里，在谈论国际形势的间隙，李克农笑着对乔冠华说：“你知道吗？我们乘坐的这节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出行时的专车，这位太后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御辇”今天会有我们这些执行和平任务的人坐上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到达朝鲜，金日成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亲切地接见了李、乔一行。 停战谈判的双方首次正式接触是联络官会议，这次会议按商定时间于7月8日上午9时在朝鲜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来凤庄“看上去是一位富有家庭的宅第”。这个普通的村庄，由于与这个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载入了史册。 联络官首次会议气氛严肃而平静，双方代表难免有些紧张。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桩小插曲是，当时南朝鲜的李树荣，由于紧张过度，就位时竟一屁股坐空蹲到地上，立时摔得他狼狈不堪，面红耳赤。与会谈判的所有代表却个个正襟危坐，不敢相视而笑。 会后，我方得知对方正式代表团来时将坐直升飞机，我方代表团遂做了欢迎的周密准备。措施是在开城市区内找到一个比较安全又可以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摆上红色“T”字布标，再摆上两个英文字母“WC”是英文“欢迎”的缩写。但是怎样不失身份又能及时准确有礼貌的通知对方呢？对此，机敏的乔冠华立即建议由中国记者以目睹会前准备情况为名，写出一篇通讯或巡礼，此文在报刊一发，无异于通知了对方，这在当时没有礼尚往来的情况下是唯一可行的一着。 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由邓华、解方、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为谈判代表，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李、乔对外都不露面。为了安全原因，他们各自起了个代号，李克农称“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 五、炮火连天中仍不失才子风范·料事如神老谋深算 谈判就要开始了，连日来“乔指导员”几乎没有片刻休息，他既要参加集体讨论，又要找人个别谈话，真是夜以继日。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头天深夜，李、乔又召开了一次有中朝双方出席的联席会议，先由“乔指导员”把第二天会议的安排作一番汇报和说明，然后李克农就朝鲜停战谈判的全局性问题两次作了阐述。 谈判前夜，犹如大战之前，气氛紧张之至，对手是二次大战后号称第一强国的美国，又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但是这个强国在朝鲜战场上却没有打赢，很丢面子，谈判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彭德怀元帅说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事实果然如此，谈判初期，美、李一方缺乏诚意，时谈时打，他们找借口故意制造事端，而且变本加厉，竟然发展到蓄意破坏停战谈判的地步。 例如谈判刚刚进行了一个月零九天，我军事警察、排长姚应祥在带队巡逻行至中立区内，突遭李承晚军的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我方提出强烈抗议，中国代表团还举行了追悼会，并正式通知美、李方。我代表团为姚排长设了灵堂，李克农亲临灵堂检查，他觉得现在的这许多挽联还不足以表达人们的愤慨之情，他对乔冠华说：“还是你想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展示七步之才，随即吟出“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应祥”，李克农看罢，连声叫好！ 在险象丛生、炮火连天、忙碌紧张的环境里，乔冠华仍不失“才子风范”，不乏闲情逸致。在朝鲜，他单独住一个朝鲜式的院子，很巧，院内有两株挺拔的凌霄树，凌霄花盘旋而上，煞是好看，这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别有一番情趣。乔冠华常在凌霄树下漫步构思文章，他称其住所是“凌霄馆”，又对常来访谈话的符浩等人自称为“凌霄馆主”。 8月末9月初，朝鲜半岛秋意正浓，早晚凉风习习。代表团人员从北京出发时，正值盛夏，原以为谈判一两个月就会结束，有人甚至连毛衣都没带。不管后勤工作的“乔指导员”，看到天气渐冷，冬服尚无着落，他着急了，“才子”情急与他人不同，提笔给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封“公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尤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 日日李奇徽，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一个严肃急迫的大事，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以打油诗的形式写出，幽默风趣中，诉出甘苦，甘苦之中又不乏浪漫，其中竟还有“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之类，乔冠华的潇洒于此又可略见一斑。 诗中提到的乔埃是美方停战谈判首席代表。 谈判实在进行不下去了！因为美李军在谈判中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不过，玩火者自焚，其结果是以15万余美李军被歼灭的下场而收兵。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这一次他们的确是被打疼了。 谈判从8月中旬中断到10月10日恢复，尽管美李方的要求绝无道理，我方还是同意将谈判地址由开城来凤庄移至板门店。这是个有利时机，谈判有可能达成协议了。但乔冠华却又有其独到的看法： “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菜同记者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菜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素质和才能，以后事态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战俘问题”是达成停战协议的一个重大障碍。 1953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时局发展的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是否可以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对此，毛、周特意要乔冠华等研究筹划并提出建议、设想。乔于2月19日提出如下分析，他这样写道：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老乔”的这个分析和结论。 果然，1953年2月22日，仅仅在乔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美国再也不愿把“现状拖下去”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战俘。4月26日，中断了6个月零18天的板门店谈判重新恢复了。 乔冠华似乎料事如神。 “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这种纵观全局，老谋深算的策略，出自一个39岁的青年顾问之口，犹如稳操胜券的高明棋手，他对世界形势与眼前战局的方方面面及其内在联系了如指掌；他对我方的外交姿态把握得恰到好处；事实证明，这位青年外交家是出类拔萃的。 在两年多谈判的日日夜夜里，李克农累病了，乔冠华累瘦了，他们对和谈做出了贡献，但是周恩来一向严格要求，对他们在谈判中存在的不足也及时指出。 在谈判期间，1952年5月18日周恩来曾致信李克农、乔冠华，批评他们在发言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等太多，使国外报刊和广播不易采用，要“注重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词句。”总理的求实作风给予李、乔两人以很大的教益。 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经过两年零两个多星期的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和平协商的胜利。这个普通的日子，因其停战协议在这天签字而成为永久的纪念日。 六、陈毅喊：乔老爷快上轿哟·毛泽东授意写“5·20声明” 仅仅过了9个月，1954年4月，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又召开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家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当时陈毅曾填词《满江红》赠周恩来，词中有“板门店，谈未歇，日内瓦，话重说，挽唇枪舌剑、议倾坛席”之句。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柬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有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西哈努克、皮杜尔等著名政治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不待说以撰写国家评论“起家”的“老乔”，在会议期间起草、整理文件就成为他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而龚澎则和黄华一起在会议新闻中心，每天向等候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发布消息，回答各种质疑、提问，也就某些事件发表评论，尽管有时会遇到许多歪曲事实的挑衅和刁难，但都出色地给予回答和驳斥，引起记者和评论家们的普遍赞叹。当地和国外的许多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出色的”“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史称十四国老挝会议。 这次会议是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在出发前，代表团成员和工作人员照例集中于钓鱼台国宾馆，熟悉文件，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针和策略。 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仍是军人本色，他早早守候在院子里，非等大家到齐了才在会议上露面。乔冠华一到，陈毅走前几步，亮开洪钟似的嗓门说道：“乔老爷来了，乔老爷下车要快上轿哟。”陈毅说“上轿”的意思是让乔冠华尽快开展工作，准备文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还有章汉夫、熊复、吴冷西、王炳南、宦乡、张彦、曾涛、陈叔亮等人。乔冠华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他负责“拉总”。在整个会议前后，许多重大问题都由陈毅先提出主要观点，然后大家反复研究讨论，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乔冠华和代表团其他同志，配合陈外长勤奋工作，在复杂尖锐的14个东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又一次取得了外交斗争的胜利。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1970年“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乔冠华所深爱的妻子龚澎，也是外交口内引人注目的人物。关于龚澎的风采和能力，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怀念我最好的朋友龚澎》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1933年在燕京上大学的时候，不过，究竟是怎样相识的却记不清了。她是一个忙人，积极投身各项爱国活动，而我那时并未意味到学生运动对抗日斗争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尽管当时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1942年，我和龚澎重逢于重庆，不久，我随丈夫去了英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不敢回到中国去，我感到自己不会被人理解。同时，我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是困难的，不过，我还是办成了。我事先给龚澎写了信，1956年4月间，我果然来到北京。 在北京，我又见到龚澎，经过长谈，搞清楚许多问题，消除了很多疑虑，但不是全部。对我来说，受龚澎之邀到她家里畅谈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总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通过龚澎，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接见了我。这一年即1956年，因而成为我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中国是在前进，整个国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情况和世界形势。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所有的知识，不论是什么，全都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而且通过龚澎，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龚澎的品貌才学，无疑对乔冠华的外交生涯有重要的帮助，同时，龚澎的过人才华，也使他本人成为外交界的佼佼者。许多女干部注视着龚澎。公认她是外交部女干部的楷模和“先锋人物”。在五、六十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助理，成为周恩来在外交战线的两名得力助手。 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龚澎之死·陈毅在卧病中大笑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人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陈老总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火烧英国代办处，砸了缅甸使馆、印度尼西业和印度的使馆，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 就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远远看见他的熟人，为不使他难堪，就绕道掩面而过，不和他打招呼。“老乔”还这样对“造反派”说过，“让我在背街小巷口里卖吧，在大街上可能碰到外国人，他们认识找……” 这期间，乔冠华的家“被抄”，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反分子龚澎”的大标语，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就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进家门。” 龚澎对周总理、陈毅有深厚的感情。当那位私自召集全部大使、司长以上干部开会号召大家起来“造反”的老干部被捕时，她冲上去给这个人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爱憎何等分明。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二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惨惨的……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示组成抢救小组。当脑颅被打开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脸色蜡黄。周恩来说：“我不愿意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那时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十二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意要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老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终因抢救无效，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逝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恋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妻二人性格却不尽相同。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尽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如此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许妒嫉之意。不管怎样，聪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夫妻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龚澎在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她在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大多言听计从。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有时，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一次，半夜时分，人们都巳酣睡，“老乔”孤苦难忍，他打电话给邻居符浩：“我很寂寞，我受不了了，老符，你若有空就过来聊聊吧……” 一连串的打击，使乔冠华的身体垮下来，1971年夏天，他患肺结核住进了医院，很巧，陈毅也在同一处住院，他们在一起不仅谈了国际形势，也谈了许多“文革”的问题。对于陈在“文革”中的不公正待遇，“老乔”愤愤不平，建议陈老总找毛主席，彻底澄清事实，陈毅摇摇头说“‘止谤莫如不言’，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乔冠华哀思未尽，在1971年的秋季，他又亲身经历了几件大事。 乔冠华恢复工作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13”事件。1971年9月13日，外交部大门口人们进进出出，如往常，但外交部部级领导层已得知林彪、叶群等人乘一架叉戟飞机于13日夜外逃，第二天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峻，不像以往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感的气氛中进行的…… 中午，姬鹏飞代部长惊异地看过“特急电报”，用一种不寻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乔冠华听罢，脸上显出了微笑。 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将乔冠华和《人民日报》的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9·13”事件的声明。在讨论中，乔冠华首先想到被林彪迫害得很惨的陈毅，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乔冠华与陈老总私交甚厚。议事完毕，不待休息，他特意赶到301医院，向陈毅报告这一好消息。乔冠华喜形于色但却小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坐直身子，睁圆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乔，良久，从“老乔”脸上从未有过的喜悦他凭直觉猜出了七、八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狡黠地眨眨眼笑着说：“我只能相告，还不能回答。” 陈毅听罢开心地笑了。 当天晚上，乔冠华在家中开怀痛饮，酒兴正浓时，邻居符浩也因兴奋不眠前来畅谈。“老乔”见符浩哈哈大笑，“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符浩笑着问道，“有什么好节目？”乔冠华转身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洒，高高举起，眨眨眼，连声说道，“当然有，当然有。” 两人边谈边饮，说古论今，即兴赋诗，兴致极高，乔冠华听罢符浩吟出一首唐诗,沉思片刻，突然将手中茅台一饮而尽，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新意如何？”他斟满一杯酒，端在手中，兴奋地站起身，边走边吟：“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毕，他又是一饮而尽，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看到他的这首新《塞下曲》特意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月黑雁飞高……’，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轴一幅，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过了几天，中央将“9·13”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新《塞下曲》吟给陈老总听，陈毅听罢连声叫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 令人难忘的紧张的“9·13”事件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第二次来华访问，他这次来北京取代号为“勃罗二号”，乘坐的则是“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基辛格此行除了“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外，他还代表总统来谈判尼克松访华后的中美联合公报。 乔冠华是“联合公报”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随周恩来会见并接待了基辛格一行。当谈判取得进展，大体告一段落，10月26日上午9时，基辛格要回美国了，周恩来把他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周对他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他说话，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的对话已然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活泼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眼下联大正对此进行表决呢？” 基辛格不待思索地一笑：“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那么，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乔冠华眨眨眼。基辛格略作深沉地扶了一下眼镜，思索片刻后说：“估计明年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头哈哈大笑，依然那般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原来，就在刚才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之际，周恩来悄声告诉乔，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周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送走基辛格后，乔冠华想象博士在空中飞行时一定会接到美国来电，他听到中国已进入联合国这一消息将会怎样？是惊讶，是懊丧，还是尴尬？“老乔”在品味着给博士写一首有趣的打油诗。 八、“让乔老爷做团长”·人生的顶点·生命的正午 就在乔冠华送走基辛格的当天，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联大决议的电报。 同时，吴丹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当时估计是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因此，三天以后，《人民日报》才发表《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论，四天后，即10月29日，中国才发表政府声明。 得知这一喜讯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联大决议问题。国民党的代表已经悄然离去，联大的席位出现空缺，我们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用现在的眼光“回头看”，“去不去”这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无须进行反复的研讨。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中，人们认为联合国这个机构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是受美苏两霸操纵的不民主讲坛。当时，外交部经过反复讨论，主张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当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询问此事时，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讨论的意见。 毛泽东不假思索，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参加联大的方针确定后，谁为第一任中国赴联大代表团团长，“上面”在几个人物之间考虑了一阵，“老乔”闻讯后，吵着要带团前往，一副非他莫属的架势，对此，外交部同仁颇有微词：“‘老乔’才高八斗，但事事争先，‘好事’总是他，未免太不客气了……” 正在酝酿期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就是乔冠华。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伟大胜利，进入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同时，“时势造英雄”，乔冠华的外交生涯也进入了人生的巅峰。 乔冠华紧急受命，欣喜异常，他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他珍惜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外交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他珍借自己在摆脱厄运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任命他为首次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个荣誉和机会。首要的一件事是他连续数夜赶写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他还是老习惯——在吸雪茄烟和畅饮茅台酒之间，凝思挥毫。 乔冠华无比振奋，思绪翩翩，回首三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写国际述评，何等不易，他是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来抨击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他的文章有时被挤掉，有时还要用“曲笔”，遥想建国初期。他作为伍修权的副手，第一次出席联大控诉不可一世的美国，又是何等艰难；而今天，他乔冠华又要去联合国，这一次则是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的，他将代表新中国八亿人民登土联大讲坛，面对全世界畅所欲言，何等翻天覆地！何等扬眉叶气！ 乔冠华率团赴联大的前两天，当时已患病的陈毅特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 11月8日晚8时，即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幽默风趣的谈话中，指出了这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要点：“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不要怕说错”，这就给了代表团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利与勇气。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合国讲坛，而且一坐下来就是以常任理事国的面目出现，不少情况是未知数，要拿出魄力啊。 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领的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在北京机场，出访的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四千多群众的热烈欢送。当时的“大左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自然也赴机场欢送。在机场送行的有驻京外交使节60多个国家的代表，这些代表中有许多人和乔冠华认识，就连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到机场送行，这是开了先例的。送行的规格确是最高一级的国家代表团的规格。 11月11日上午，代表团飞抵纽约，第二天乔冠华即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他感谢联合国的欢迎，并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还没有齐全，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也还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开始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乔在谈话中还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发挥万隆会议精神。这种灵活、诚和充满协调精神的外交姿态，使刚刚到来的中国代表团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同时，国民党代表的“预言”也不攻自破，这个“预言”是“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论。” 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当时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他还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给乔冠华开车的外国司机惠特曼说：“他是一个和蔼、友好的人，我来了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皱眉头。” 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被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大会议会厅就座。也许是巧合，或是有意安排，中、美代表团首次相逢是在联合国大会议厅的走廊里。在大会会场外面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里，布什正在大厅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打电话，当乔冠华走过他的身边时，他伸手出来同乔握手。 “早安，部长先生。”布什说。 “早安。”乔冠华微笑着回答。 这第一次会晤是友好的，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使曾力阻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美国人感到尴尬，而美方在这里与中国代表握手相见，的确要比在会议大厅众目睽睽的正式场合之下，要自然、轻松多了。大队的摄影记者蜂拥而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坐上联合国席位拍下历史性镜头，乔冠华坐在中国代表团排头第一位的席位上，他微笑着，是那种自信、潇洒而又有点得意的微笑。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本来，十五日的全体会议是以“世界裁军会议”为议程的全体会议而召开的，但是许多会员国都把时间用来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欢迎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言词热烈，发言时间也很长，就是另一个核大国、法国的代表也做了这样的发言：“中国在我们当中就坐了属于她的席位，不公正和荒谬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说“大家都露出了‘我千万不要搭不上巴士（公共汽车）’的态度。其中也有苏联的代表马立克，他在上午大会休息时，走到乔冠华座位旁边几次握手。匈牙利代表用中国话致贺词，中国人以外的人，用中国话发表演说，这还是联合国创立以来首见的事。”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他修长的身材，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手持一份雪白的发言稿，于严肃中又昭示着某种正义，他健步走上讲坛，全身充满了活力，他容光焕发，目光明亮而锐利，充满着自豪和信心。他在讲坛上站定以后，首先颇有风度地向主席台上的大会主席轻轻点头致意，这是他准备发言前的历史性的一瞬，就在这一瞬间，全场突然于静默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和他代表的新中国）受到了长达半分钟的欢呼。他两次高举起右手微笑着向大会表示谢意。乔冠华在发言中抨击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谴责了前美国、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裁军等问题上维护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在讲话中有时躬下身子，双手按在案前，他的语调中肯而略带严厉，更显其发言的份量。当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二十二个提案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围着他，向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国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乔冠华代表中国首次在联大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老乔”本人的活动及其热情外向的性格特点也成为各新闻机构争相报道的热点。外电报道的一则小花絮是：在大会的另一个议题里，乔冠华驳斥了苏联代表的裁军提案，当苏联代表马立克又登上讲台无力的挥臂为自己辩解时，坐在台下的“老乔”，竟面对自己的对手辛辣地放声大笑！马立克目瞪口呆！ 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开怀大笑，得意舒心的大笑，那笑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那笑声从他那宽阔的胸膛里冲击而出，形成阵阵声浪。而大笑之后，他的脸上似乎有一层深深的玫瑰色，只要你贴近他，领略过这种大笑，不论你持何种观点，大都要为“老乔”这种大笑所感染，触动。更多的时候乔冠华是在微笑，含蓄而又近乎神秘的微笑，一切的艰辛、奋斗和成功，一切的学识、思考所带来的理想和自信——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凝聚了、汇合、反映在他那动人的微笑上。由于“老乔”的微笑或大笑都具有那般不可抗拒的魁力，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及其活动影响之大，使纽约市长也不甘落后，他特意宴请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纽约一家大报报道的新闻标题则是“大国家，大人物。”外电对乔冠华发言所作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他本人的关注，自然首先是有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其坚强的后盾；是因为他发言内容的有力和正确；是毛泽东、周恩来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胜利的结果；同时，乔冠华本人的风度和魁力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乔冠华是代表新中国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坛的。他在裁军、中东、印巴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中肯而有力的发言；他在答谢、招待各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他在往来穿梭于数十个国家代表团的活动中，他那种不卑不亢、谈笑风牛、充满自信又挥洒自如的泱泱大国风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讲坛的威信。 一位哲人说过：“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可以说，1971年11月，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的活动是他“人生的顶点”，“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他“生命的中午，发出灿烂的光芒。”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老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功不可没。乔冠华回国后，周恩来表扬他，外交部同仁钦佩他，“大左派”江青自然抢在前面，她大耍手段万般赞誉……一时，鲜花、美酒、喝采、英雄、“老乔”似乎“全方位”的成功，他走起路来，更加潇洒、更加矫健，天天神采飞扬的。就在乔冠华春风得意，处于“人生顶点”之时，世上自有慧眼金睛，未卜先知者，此人不是他人，竟是“老乔”的公子，这位公子头脑冷静，他不动声色地对一位老同志这样说：“别看他现在这样红，他早晚要犯错误。” 九、“基乔会谈”·“历史游涡中的婚姻”·“戳穿迷人口号的大师” 联合国的外交活动结束不到两个月，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 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那些天，乔冠华无暇陪伴尼克松参加丰富多采的活动，他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的国宾馆细细地推敲公报里的每一个字。 乔冠华对于同美国人打交道并不陌生，四十年代他在重庆和美国人周旋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是板门店谈判的高级顾问；两个多月前他又在联合国面对美国人大显身手…… 在联合公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虽然公报的框架在去年十月已由周恩来和基辛格肯定，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也在那次会谈中大部分解决，但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都是针锋相对的。当时，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被称为“基乔会谈”。 2月22日，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他两人逐句审查公报草案，首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第三天，2月24日，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两人都具学者风范，旁证博引，据理力争…… 而每到相持时刻，双方都会把绷紧的弦放松，说两句俏皮话缓和紧张气氛，用轻松、友善的态度把各自的坚定立场掩盖起来。他俩都是炉火纯青的外交家，谙熟谈判艺术。 还是风趣外向的乔冠华先打破僵局： “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辨证法，您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基辛格哈哈一笑，会谈气氛活泼、轻松起来。 但双方在实质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漫漫泛谈不紧不慢，似乎谈判没有最后时限，后天也无须发表公报。实际上，这都是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行“心理战”。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 其中，在具体的一个措辞上，乔冠华提出最好用和平解决台湾的“前景”，不用“前提”，他眨眨眼说：“用‘前景’，含义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仿佛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同意了，笑嘻嘻地说：“我看台湾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如此微妙的词汇上的差别吧。” 基乔会谈已取得突破，这时周恩来进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到第五天凌晨两点，公报文本基本落实了。后来，周将文本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那些天，“老乔”几乎夜夜不眠，劳累不堪，但他心情格外愉快，多喝了几瓶茅台酒。 在紧张的联合国外交活动和尼克松访华后，乔冠华松弛下来，在这四个月内发生的两件大事，使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中国外交取得了自建国以来的重大突破，“老乔”为自己在其中贡献了力量而得意，过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当时无暇顾及自己，而这一切过后，他在倾听舒伯特小夜曲之余，又有某种失落感——他没有个家。这位感情丰富的“才子”，感到情感上的孤寂，再加上“文化革命”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更增添了他的无名烦恼。 1972年，当时在大陆的韩素音曾与“老乔”讨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以及“文化革命”以来的国内问题。 “是的，是有很大差距。”熟悉国外情况的乔冠华对韩说，“快6年了，很少学习……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失去了一代大学生。而我们需要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多医生和科学家……都失去了。现在青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老乔”满脸愁容。 在压抑的政治气氛下，乔冠华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感情上的慰籍，他多么希望龚澎在身边，能讲几句对外人不敢露的心里话，但这已是不会有的事了。 这期间，他结识章含之女士有一阵了。章含之的聪明以及她的英文之好，甚得“老乔”的欢心。人们常说“爱情是盲目的”。但“老乔”心里甜丝丝的，他和章含之频繁地联系着…… 1973年，江青标榜自己并且不许有任何改动的“样板戏”频频上演，剧中的幽默和有人情味的情节全被砍掉，剩下的都是“革命的怒火”，紧跟江青的文艺“新贵”趾高气扬的。那时盛传一首尖酸的打油诗：“吃尽长征苦，不如跳个芭蕾舞，满身弹痕记，不如唱出样板戏”。也是这一年的秋季，党的“十大”召开了，38岁的上海“造反派”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届大会本应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他却在报告中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反潮流”。“四人帮”阴谋酝酿着一场新的大动乱…… 也许是动乱的无情和乏味，“老乔”的恋爱更显其珍贵，197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乔冠华与章含之结合，不久就搬到“新居”住去了。 乔冠华的老熟人韩素音根据当时的见闻这样写道： 乔冠华又结婚了。作为他的朋友，我们都为他高兴。章含之非常漂亮。 就在“老乔”新婚后的第一年，1974年，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的写作组以“梁效”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宣传，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法家”与反动的“儒家”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史”。林彪成了典型的儒家，由斥为“极左”忽而变成“极右”，并且，今天还有现代大儒“周公”，所以这场运动名之曰“批林批孔”；同时，“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以及张铁生、黄帅两个“小英雄”的出现，更加剧了全国各条战线的混乱。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四人帮”策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的一场运动。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因重病住进了医院。 也在这动乱的一年，乔冠华就任外交部部长。可能是由于国内“大气候”的作用，昔日热情奔放、谈笑风生的乔冠华，这期间显得少了点人情味。 乔冠华好喝酒，他高兴时喝，苦闷时也喝，酒瓶就放在沙发边，随手可得。在那“高气压”的几天，老同志晚上去他家串门，发现“老乔”只一人在低头喝酒，也没有菜肴，沙发边还有个把空酒瓶，那是在喝闷酒，“你怎么了”，乔冠华满面泪痕的，摇摇头…… 国内风云变幻，乔冠华处于历史的漩涡中。尽管这期间他人情味淡薄，但他在“专业”领域—外交工作方面，仍不减本色，威风凛凛的。1975年，时年62岁的乔冠华第五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会议期间，面对霸权主义行径，他口诛笔伐，精彩纷呈，那几乎是“即兴式”的讲演，再次震动了联合国大厦。 这是乔冠华生平最精彩的演说之一，这次演说的效果，有当年的外电评论为证： 乔冠华外长是一位擅长暴露的艺术、批评的艺术，善于揭露内在的谬误，戳穿根据错误的假设提出的迷人口号的大师……结果，本来是到联合国来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美国大使莫伊尼汉也排着队去同乔握手。 十、历史的转折·乔冠华的沉默·喜爱的古诗是遗言 1975年，经过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年底，形势忽又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接蹈而来，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再度白热化。恰在此时，1976年1月8日，身心憔悴的周恩来病逝。对总理的病逝，乔冠华是悲痛的，自1942年到重庆，他就长期在周身边工作，总理的言传身教使他成为一个世人皆知的外交家。 仅仅过了8个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悲痛之际，乔冠华感到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大的变化，但究竟怎样变，他似乎没有把握。 1976年10月初，乔冠华如期率团参加第31届联合国大会，这是他第六次率团前往，也是最后一次出席联大。在联大期间，他从国内发来的电讯中得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乔冠华匆匆赶回国内，他看到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鲜花如潮，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这是多年未曾有过的场面…… 粉碎“四人帮”仅仅半个月，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她的到来与乔冠华回国，也就相差几天时间，关于她当时的心情、见闻以及对“老乔”的关心，韩素音这样写道： 10月20日我申请去中国。大使馆内人人笑逐颜开，所有的阴霾都烟消云散了。 但我心里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烦恼不已。这就是，乔冠华怎么样了。他怎么会迷了心窍在4月份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示威游行呢？也许他是被迫的，这种一时的闪失一定可以得到宽恕。每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都会实行“大赦”。 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 乔冠华沉默了。 多年来，常在各大报显要位置上出现的乔冠华三个字不见了。对于乔冠华的“沉默”，人们自然有所议论。 有人说：“乔冠华聪明过人，但他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 也有人说：“乔冠华是‘洋秀才’出身，从没有在艰苦的部队生活和根据地生活中锻炼过，也没有经历过复杂的党内斗争，原则性锻炼不够，因此在处处漩涡的‘文化大革命’里犯错误，不是偶然的。” 真理是朴素的，也是残酷的…… 乔冠华沉默了，他在沉默中是痛苦的。 他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长期烟酒过度，用脑过度，冠心病、高血压、及早年的肺结核，一齐向他隐隐袭来。1977年3月，乔冠华又突发心肌梗塞，住了一个时期的医院。 更大的打击接蹈而来，1978年8月，他被确诊为肺癌，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乔冠华由震惊慢慢地转为达观，“既来之则安之”，反复的咳喘、咯血，已使他深知过量吸烟的恶果，他住进了北京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