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变是一次情况复杂的政治事件。在其经过中，几乎牵涉当时国内外各重要党派。这些党派对于闽变不官它是赞成或反对，积极参与或消极参与，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到现在，距闽变已经有二十五、六年，除当时国内外报纸有些正确或不正确的片断记载外，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和总结性的文件和著作。闽变的主要当事人及参与内部计划的人大体还在，应就这一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提供尽可能的确实材料，供近代史家分析评论。 　　 　　本人因家庭阶级出身（没落的小土地所有出租者的中小知识分子家庭），以及个人种种具体条件，常常牵涉到革命而又不深入革命，牵涉到政治而又不愿深入政治，兴趣庞杂，也无条件专门化，但对知识的追求欲颇强，时而倔强，时而厌倦。因此个人虽然算是牵涉闽变，但也不深入，事先没有投身机密，事后也务求摆开，因此有关闽变，内幕详情及前因后果等，也很少深刻分析。现在只就个人在闽变所负责的具体单独活动——两次到中央苏区的一般经过，加以简明的记述。事情在二十五、六年前当时自然没有记载，时间、地点、人物等项，虽然搜索枯肠，也难搞百分之百的详细，只能尽可能的叙述一些，而且也不打算详述多种因缘。 　　 　　第一次到苏区 　　 　　（一）在福建的缘起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加紧白色恐怖，并当时的租界也不便于它的异己者藏身，而且办了一个刊物叫作社会新闻，专对异己者诬蔑造谣实行神经战。因此，我也不便在上海居住，利用各种熟悉关系到处流浪，一九三三年秋间到了香港。当时最使人鼓舞的是得知党关于联合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的宣言。 　　 　　我在香港时，陈铭枢也从欧洲旅行到香港，感于十九路军在福建处境的困难，也想保存他们淞沪抗战的历史，曾宣言反对何梅协定，其中也还有和蒋介石争国民党领导权和投人民之机的复杂企图。想和党取得联系。他原来是首先找梅龚彬到上海找联系，但当时党务转入地下，联系困难。加以十九路军区寿年等在闽西政治态度糊涂，曾和中央苏区作战失败，所以陈铭枢又找我设法直接到苏区联系。我本人虽然在上海时，原和党保持相当关系，但在一九三二年党中央负责人大部入苏区，而和我联系的李一氓也走了，在苏区外本已与党中人的各种人事关系有所# #，所以也希望有个办法到苏区取联系。但形势虽然如此，具体进行也不是没有困难。 　　 　　和陈铭枢谈了两次之后，他写个信给在福建的蒋光鼐说：“兹派陈公培前来……。”因为我和十九路军的人物认识很少，而且也没有个人的深刻交谊，因此需要他有个介绍信。但我实在只和陈有交谊（大革命时的四军同事）关系，也说不上什么同志或组织上的关系，就谈不上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因此我说这样措辞不合适，要他改为：“兹请吴明兄前来……。” 　　 　　这一方面说明我和十九路军诸人只是以前第四军的关系，也说明了我和中共的关系。他说，他没有想到很多的问题，就照改了。 　　 　　（二）初到福建 　　 　　我虽然早在一九二五年到第四军工作，就因熊雄介绍知道陈铭枢，并且在广州见过他，但和他的部属不熟习〔悉〕，就是蒋光鼐和蔡廷锴，在这次到福建前也没有交往。即算有的文职人员，即令以前见过面，也非知交。这在我个人也就是工作困难之一。 　　 　　但由于上述原因，即：一、党有联合抗日声明；二、十 九路军有和中央苏区联系要求；三、我自己个人想到中央苏区取得联系，从而也只有到福州再说。本来，这类事以事先保持秘密为好，但是十九路军诸人似乎并不注意秘密。到福州见了蒋光鼐，他就给我找一处地方和人合居，那人原非十九路军系统，也就知道此事。 　　 　　大概在福州住不了几天，红军已几乎进到离福州约九十 里的水口不远，蒋蔡就急于找我和红军联络。我事先声明，本人完全不明了十九路军情况，并且基本上不能代表十九路军，最好有十九路军代表同去，但他们说派不出人，而且说，只是初步联系，所以只先由我个人前去，即令是请他们找两个陪同走路的人也派不出。 　　 　　（三）找红军 　　 　　不久蔡廷锴将出发水口，约我同行。十九路军和红军联络的证明书在福州写好，在一幅绸子上，又替我买了一套农民旧衣，我就将衣领开一小孔，将绸子塞进领内，随蔡出发到水口。 　　 　　到水口，蔡给我在活页本上开了一张令沿途军民团队放行的便条，并派人送我到葫芦山谭启秀处，在谭处住一夜，由谭派人送我到前方司徒非处。（司徒非是谭部团长，可说是最前线部队）在福州要他们派人同行不成，我只好和同住的人商量，找一人同我出发，但这人既不属十九路军，又不是福建人，沿途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是军人，更无冒险犯〔患〕难临机应变性格，更无革命气质，不过聊胜于无。沿途和蔡谭司徒诸人谈，也不能派人，我也不愿示弱、多罗嗦他们。 　　 　　司徒非部驻在闽江左岸，对岸就是下道。但和红军队伍中间还有三、四十里距离、离南平约莫有六、七十里。 　　 　　我离司徒非部时已下午二、三时钟，因为道路不熟，又不懂本地话无法问路。请司徒非派人送我到前哨驻地，他派了一个卫士同走了二三里路一段，就忽然失枪走火，他自己也胆小异常，愿请回队，指着前面三、五里路的村庄，说前面还有部队，要我们自己去，我看他那样胆小，而且在我后面失枪走火，怕他不仅不能带路，反弄出事故，只好听其自回。我向司徒非要了两位落伍被俘红军作了同行伴侣，一行四人。 　　 　　走到苏村，到处看不到什么部队，只见一些散兵。天色也已不早，只好找地方住一晚再走。 　　 　　村内杂乱，男人都很少，大概是怕拉夫拉兵。有一妇人在门前炉上煮肉，说军队杀了她的猪不给钱，剩了一块肉只好自己吃。我忽然要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住，就给了她三几块钱，说算是补偿她的猪，但也请她分给一点吃，并作点饭，也请她指一个住处。总算解决了一晚问题。 　　 　　住的地方好象是个比较好的客店，只是满屋零乱，室无一个，箱柜洞开，似被抢劫，人已逃走。我就在室楼上住一 晚。 　　 　　第二天早起，打听闽江左岸没有红军，找红军要过河。但前方情况不熟，不明究竟。在村中偶然碰着一个十九路军散兵。问他为什么落伍，他说有病，看他又没有大病，我和他说蔡总指挥派我上前有任务，如能护随同行，任务完成有奖。 　　 　　看他干粮袋，问他带了什么，他说有手榴弹一枚，我想沿途若遇了坏人也可对付一下，鼓励同走，他也答应了。 　　 　　如是一行五人过河到了下道，翻过大山到了一小村庄吃了早饭，再前进约十里，就听到前面树林中红军便衣哨喊要口令，我就停下来，告诉同行红军（就是前面说的落伍被十九路军捉到的）前去说明，我们是来取联络的（通俗话是讲和的），那位红军回头来叫我们去，当即一同见了便衣复哨，并要十九路军的病兵交出手榴弹。（我们别无自卫武器）以后由便衣哨一人将我们送到一河边小村，好象是个师部，吃了午饭（中遇蒋匪军飞机投弹炸师部前浮桥）再前进，晚间到了王台。路上经过严密检查。我当即将蒋光鼐所写请取联系信件交请检查人员转交负责高级指挥人员。晚间住在指定住所。 　　 　　大概等了一两天，彭德怀同志即和我会见，说曾将我的到来电问后方负责同志，周恩来同志回电说，有其人，所以和我面谈。我也将前面三点理由（即到苏区理由）说明，并希望即和福州十九路军电台取得联络。不料叫号老不通。又隔两天（几天记不清楚）红军方面拟了回信，用我由福州带去的密电码译发，仍叫号不通。无法，只好写成信件交由我同行的十九路军病兵带送与蔡廷锴。（蔡与我在水口分手后去尤溪口）无线电老不通，大概又等了一两天，彭德怀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后方去与负责同志见面，嘱我先回福州。 　　 　　（四）回福州 　　 　　当时红军包围了延平，我回到十九路军方面，由红军人员护送到延平对岸，即由我和从福州偕行的人单独前进。 　　 　　不意刚到我以前在下道附近吃早饭的村外，就遇见了红枪会，将我们两人绑起来，带我去见他们的老师傅。晚上住在一个庙里，没有看见老师傅，却看见一个军人，大概是个下级军官。我问他是那〔哪〕个部队，他又吞吞吐吐，我告诉他，我到前沿战线是奉蔡廷锴总指挥任务察看，可以去见你们上级并且将蔡的便条交阅。他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又到了下道，红枪会的人将我随身携带钱、表等剥夺瓜分，仍然绑上，送上河滩。当时由福州同行人惊惶失措，以为要在河滩杀他。高叫“冤枉”。我厉声叱止之。事实上昨晚红军已退，他们要将我送到延平。 　　 　　他们首先绑着我们送上由福州上延平的江轮，递解到延平县政府，在县政府停了约两小时，无事，可是仍不解松绑。 　　 　　不久，见一曾在福州见过的十九路军参谋走过，再等些时刘和鼎部付官长（当时驻延平的是刘和鼎部）找我去，说他看了蔡廷锴便条，确是蔡本人亲笔，证明无误，即可随轮前去见蔡云云。整日虚慌，至此释然。当日即顺水到尤溪口，遇蔡部秘书同行赶至蔡处，随蔡走陆路到延平。（途中曾见由王台派回送信的病兵，在路旁吸食雅〔鸦〕片）问知信已送到。在路上已得知陈铭枢有电与蔡，云即到闽。因此留延平一夜，即回福州。在延平那一天是中秋节。 　　 　　这是第一次到福州后与红军联系经过。回福州后，问及以无线电屡叫不通，负责人许锡清说不知如此迅速即能接上头，未通知电台注意接收约定呼号，故致失误云云。 　　 　　在福州几天，又患疟疾，陈铭枢仍决定继续与中央苏区联络，决定由闽西龙岩到瑞金，并派徐名鸿为十九路军代表，仍由我同行，这事另段叙述。 　　 　　第二次到苏区 　　 　　（一）从福州到龙岩 　　 　　陈铭枢在福州约莫停留了一星期，当时他和蒋光鼐、蔡廷锴谈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我当然也不便于问他。 　　 　　大概是中秋节后一星期的时间，陈铭枢要我同去龙岩，我当时正患疟疾（属于恶性），但为着方便起见，仍然出发。第一天是分别各乘一飞机（教练机）由福州去漳州。到了漳州区寿年来见陈，谈到他一个师在闽西和红军作战的失败，大概损失了一团的力量，陈铭枢说，这也算得了一个教训。 　　 　　当日就住在漳州，我的疟疾又发作起来，第二天仍然不行，陈铭枢第二天就先乘飞机先去龙岩，我等到疟疾好了些，又准备了一些扑疟母星等治恶性疟疾的药，比较迟一些时候方才坐汽车去龙岩。等我到龙岩恰好碰着陈铭枢正在上路去飞机场，要经厦门回香港。我就由徐名鸿招待在龙岩休息。 　　 　　因为我的疟疾没好，而徐名鸿也有些事要料理，大概在龙岩停留了一两天。因为以后由龙岩去瑞金都是要走路爬山，恶疟不相当克服是难于行动，而在山路里恶化，更要增加困难，所以休息一两天治疗了一下，也很合适。 　　 　　（二）从龙岩到瑞金 　　 　　等徐名鸿工作料理好，我的疟疾也居然好了一些，所以说到出发，我也愿意早些将两方的联系搞好，以便搞出一个新局面。 　　 　　到了临走的早上，我因为好几天的疟疾，没有吃什么东西，感觉非常饿，而且疟疾稍微好了，不太发热了，胃口也就来了，并且因为要跑路，我就要求徐名鸿多预备几只鸡。由于病好一些，食欲突然，竟觉可以气吞全牛，就是徐名鸿也为之骇然。 　　 　　徐名鸿这人，在大革命时曾任陈铭枢部政治部主任，曾一度入党，但在武汉一九二七陈部出发河南与张学良部作战时，只见过一面，往后虽曾碰到两次，也未多谈。我所记得，我们当时就简单没有谈过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没有谈过彼此的经过，是间接听说，他还不是怎样反动。在十九路军到闽后，他是主张和红军联系，并且是主张福建自创局面的主要分子。他在一二八沪战时，是十九路军的秘书长，而且也曾救护过党的同志（当时周钦岳在上海参加工运被捕，我们设法通知徐名鸿解救出来）这次他以十九路军秘书长的资格代表闽方前往中央苏区，在人选上还觉适当。 　　 　　不过，在龙岩和去瑞金路上，我一直没有和他多谈政治问题。如十九路军的内部情况，十九路军的政治觉悟和负责成员的分析，对于以后可能的前途都没有好好的研究过，一心只想到如何办到这次交涉，一切只有看到达瑞金后的情况再说。我和徐虽然接触不多，但简单的印象觉得是属于粗豪直爽一流，不是深谋远虑的精细人物，也无从多谈。 　　 　　出发的当日，就到达傅伯翠那里，什么地名现在已经忘了。那天我虽然疟疾已好，而精神和体力并未恢复。到达时间太阳也快落山，一切由徐傅二人接头办理，我无从参与。大体看来傅是赞成双方相当无事，对于前途好象也不如何乐观，也不如何否定。他对毛主席似乎还颇为怀念。我们和他在傍晚时散步田间，他指着一处单单独独庙式亭阁（这是闽西一种特殊建筑）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曾住在那里并召集谈话。 　　 　　徐名鸿和我在傅伯翠处并没有多耽搁时间，只不过是为熟识路途起见，请傅伯翠找一熟习〔悉〕前进道路的农民带一下路。为了便于通过两方交界的地点，并且能直接达瑞金，希望他找一位能熟习〔悉〕龙岩到瑞金道路，并且曾经和红军有过交往的人同走。 　　 　　因为是初次见面，而且疟疾后精神未恢复，加以走路疲乏，我并没有和傅伯翠谈什么。 　　 　　（三）到中央苏区经过 　　 　　一行三人从傅伯翠所在地（古田？）启程，已在早饭以后一段时间。一路上，由那位农民同志替我们挑着简单的行李。 　　 　　这位农民同志好象是参加过闽西暴动，也曾见过毛主席，并且和红军以及苏维埃工作同志共同生活过，说到去苏区，他都愉快而有信心。 　　 　　一路翻山过岭，并无别事，但引起我注意的一点小事是路上休息处所的茶摊，所卖的不是茶而是一种微甜的米酒，既解渴而又令人忘疲，并且是大壶大碗，价值正廉。这很使人想起水浒传上“大碗吃酒”，“无三不过岗”的精神。这种米酒只能令人兴奋而不至引起醉意，确是旅行途中的好饮料。 　　 　　我因为疟疾大概已经过去，而一路又有如此好饮料，已时刻接近苏区，而又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农民同行，精神爽朗，步履飞快，虽然翻了几座不算太小的山，但下午约莫四、五点钟，就已到达苏区边界。 　　 　　前边的边境小镇叫什么名称，现时已不大记得清楚，仿佛是新泉池。 　　 　　走到村口，已看见一位武装的青年同志。我因为有闽北的经验，就向他打招呼，招手请他前来和我们接触。 　　 　　大概这一地区并没有什么军事情况，那位武装青年同志到〔倒〕也不那样显出严重戒备神情，提着枪走近我们问是不是到苏区开会的。我因为免得多费口舌，而且向下层工作同志也难说明其实情况，只得将就着说是来开会的，请他带我们到乡苏维埃，他也就简单的照办了。 　　 　　到了乡苏维埃，我们简单的说明了来意，并且问明是否可先向瑞金去信。据和我们接头的同志说，乡苏维埃里面就有红色邮局，可以写信，我就写了封信到瑞金，寄负责同志。 　　 　　我在作为邮局的房间窗口，看见贴了一份通告，说明凡寄与中央苏区主要负责同志的信是免检的，因此我所写的信大概乡苏维埃的同志都没有看，从而对于我们此行的情形，总有些不大了然。 　　 　　蒙乡苏负责同志指派给我们一个房间，由我和徐名鸿二 人共睡一张颇精致的大床。白天无事，到了晚上，睡觉正在酣甜，就来三两位青年同志进房来检查并且谈话。我们只带了几张毯子和两三件换洗衣裤，未无可检查，瞬时即已了事。 　　 　　但谈话的同志极为严肃的向我们进行宣传教育，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是只由他做长篇的宣传，并未多问我们的来意以及国内和福建的情况，大概在我们睡眠朦胧和睡意惺忪中听了两三小时的谈话，不得机会开口，弄得徐名鸿渐渐莫名其妙。因为无法结束，我只好插口说，这位同志说的道理我们完全了解，因此，我们才到苏区来和负责同志共同讨论一个可行的好办法，共同解决问题，并且指着徐名鸿说，这位就是十九路军的代表，特来商量打开局面的办法，一切希望到瑞金见负责同志面谈，以便解决。而且下午我们到达时已经去信瑞金，即由这同一屋子里面的邮局寄去，你们可以拆阅，就知道我们的来意，而且我们在这里，完全尊重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让我们早日到瑞金，早解决问题，那是大家均便，如果你们要等瑞金来信再处理，也可由你们斟酌。不过因为事情很紧急，希望能早日到瑞金商量，希望你们予以方便。 　　 　　接着徐名鸿也表明了他的身份。 　　 　　就那样，向我们进行宣传教育的那位青年同志，也就没有作更多的句〔拘〕留，让我们继续入睡，我们也就酣眠达旦。 　　 　　早起也并无他事，乡苏维埃同志招呼我们吃了早饭。这是闽西流行的草袋包的蒸谷米饭，卫生而又耐饿，但初吃是不大惯。 　　 　　吃过早饭不久，乡苏维埃就派了昨天村口最初遇见的那位青年武装同志和另一位同样的武装人员和我们一同走上去瑞金的路。 　　 　　（四）奔向瑞金（京） 　　 　　一行五人在一种满极希望，而又平安无事的行程中，不消说旅行是非常轻快的。同时一路仍然是爬山过岭。总而言之，因为已经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进入了几经周折而又可望和负责同志直接见面的区域，虽然在疟后而又在崎岖的山岭途程中，就毫〔无〕不觉界地到达了第一个宿食地点（可能是河田？）沿途所经，一路都看见设有红色饭店，价格可谓奇廉（一宿两餐大概四、五分钱）象我这样长年寄居大都市的人看来，苏区物价之廉几乎出乎想象之外。比如，我们在河田过夜，（一宿两餐）尽管是一间茅居，两餐蔬菜饭，但在长途山间跋涉之后，用了新鲜可口菜蔬和香热的大米饭，睡在稻草松软的床上，洗面浸脚都是很热的清水，真是“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夜安宁清静，饱食酣睡，醒来又是热水热饭，无忧无虑，满极希望直奔前程，无论如何，都可以算得若干年来所未曾享受的欢愉轻快时日。 　　 　　次日又奔走一天，而且是途程相当长，大概有百里以上。 　　 　　尽一日之力总算在傍晚时分赶到了长停由于护送武装同志的努力，我们进入了一间比较好而大的饭店，或旅馆。因为整整的爬山过岭跑了一天，体力消耗相当大，吃饭竟是香甜满口。盛饭的碗竟有北京斤麦的碗那样大（也许更大），菜是既有香芋又有青菜。在十分劳动以后，胃口不知是那〔哪〕里来的，除了吃了许多菜以外，还吃两三大碗饭，真是作到了“鼓腹而嬉”。 　　 　　时间是将近旧历九月，又是傍晚到的，吃过晚饭在乡下说来时间就不算很早了。尽管长汀是汀州府的府城，但时间和条件不同，八、九点钟以后，仍然是大可入睡，并且估计明天还有一天很不简单的旅行才可以到瑞金，饭饱以后，自然是赶紧洗脚睡觉。旅馆虽然有童子团检查，可能由于护送武装同志打了招呼，竟然没有找我们询问。据我们在床上所闻，检查的童子团员们工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尤其是他们对于开旅馆的资本家和作小买卖的过路客商是毫不客气，常常说出：“资产阶级惯于欺骗”的语句，严厉斥责他们的不老实。 　　 　　正是伸足甜眠昏然的时候，有几位工作同志直入卧房，说是奉命要我们搬到招待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睡在楼上大房间的大床上，满觉清洁安适，睡梦正甜，那里也不想去，无奈工作同志说，瑞金负责同志接到了我们从边境发寄的信，即有急信送长汀，命沿途招待，无论如何一定要我们搬到指定的招待处所。当然结果是在工作同志的热情帮助下连夜迁移。 　　 　　当然因为我们已经长途跋涉，而且已经饱餐一顿之后，搬到指定招待所处略作#处，又是倒头便睡，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起不久，自然是丰富的早餐，由张鼎丞同志招待。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碰到了自广暴前在香港见过的即未再见之阮啸仙同志。在早饭前后谈话间，知道张鼎丞同志患恶性疟疾，我就将我自己沿途所准备而已可不再用的扑疟母星全部转赠。至于阮啸仙，他正患着气喘，自己每日打樟脑针，或麻黄针，他嘱我回福建时，请他的老师黄强替他多备些气喘药。 　　 　　从长汀到瑞金，可谓只有一山之隔，加上长汀负责同志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马匹，虽然沿途仍然需要翻几座汀江和赣江分水岭，大体上已经是轻松得多。我们早餐后出发，大概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一直到过了分水岭，望见瑞金平原，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左右，由此快马加鞭到瑞金，已是掌灯时刻。 　　 　　（到瑞金以后的情形，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负责同志的安排定夺，党的负责同志大概都了然，无需我个人多话。）我所能记忆到的十九路军与中央苏区的“协商”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中共中央应可进行政治军事上共同抗日的协商。事实上协商也是在摸索着或进行着。但进行途中遇着不少困难和阻碍。 　　 　　关于这件事，中共方面已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载的一定文字加以说明，所说的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即时局的领导力量方面，至于福建方面仍有待于当时在福建或十九路军方面负责重要政治责任之各人（陈蒋蔡）的检查。章伯钧、黄琪翔等也需要检查一下。 　　 　　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当时的心情）是觉得协商是可能的应该的，但也不敢存过多的希望。这一点在我从香港动身直到在王台遇着了彭德怀同志都时时感觉着。这是因为：（一）陈铭枢不能找到一个和十九路军有深切历史关系的人同到苏区。（二）我曾问当时在陈铭枢左右的重要策士胡秋原：他自己为何不去苏区，他一笑不答。（三）到福建后，蒋蔡也不能找一个十九路军的密切负责人同行去苏区。（四）在王台时，除了见着彭德怀三几次外，也见着了袁国平，而对于整个抗日统战前途殊少谈及，虽然曾拟就对十九路军的复信（电报不通），后用信交人告我带交蔡廷锴，但责备教育的语句似乎多于具体统战办法。（五）后来我由王台到蔡廷锴处，蔡并没有说什么，看情况是并没有绝望而是在与蒋商量，听陈铭枢决策，果然二、三天后，陈即由香港到福州，但我对陈是素不敢存奢望的。这有陈的以往的历史和我以后的态度作证。再有就是在闽变已揭晓后，宋庆龄先生在上海公开的谈话，说闽变是军阀内争。然而事情总未绝望，有可能总是进行下去，所以在十九路军能派出徐名鸿到瑞金事情总算进了一步，虽然徐名鸿的代表资格也有限而且也无决定作用。 　　 　　到瑞金后，也没有谈到整个抗日反蒋大计，而几天中通过潘汉年和徐名鸿所谈的只是中央苏区和福建方面的划界问题，关于划界我是全然无法赞一词，因为我完全不明白双方的具体的界线所在，我在福建是完全的生客。不过我也不能完全避开，因为谈问题的地点就在我和徐名鸿所在的地方，而我和徐是住一个房间，瑞金地方我并不熟也不便随意乱走。 　　 　　我只记得有一次谈划界时，徐潘各执一见，一时难决，潘忽问我的看法如何，我就不假思索的说：“我们要谈的是整个中国，一两个小角落应当好办。”但谈话毕竟无结果，因为这种事潘徐二人都无法自行决定。而进一步的协商也不是短时间三两人可以决定。 　　 　　过了四、五天，福州有电报到瑞金，说事变正急希望徐名鸿快回去，两方的协商事情中共派人到福州商量。在瑞金所商量好象有一初步协定，简单有点外交公文形式，曾电福州。于是徐名鸿曾将福建要另立局面脱离蒋介石事告知潘汉年。并且曾由林老（祖涵）约徐在一合作社吃过一次饭，由潘汉年和我作陪，谈过一次，但也没有谈什么具体作法。事实上福建方面具体情况，瑞金方面也不易完全了解，无法多谈。一两天内瑞金即决定派潘汉年作代表，随徐到十九路军方面去谈。临行即天早晨，毛主席、林伯老、张闻天、邓发都到场送行，除了作了些旅行事项（如邓发办通行证）外，也没有多谈什么。 　　 　　往后十九路军方面（或福建方面）曾派尹时中驻瑞金，中共也加派张云逸作军事代表驻福州。此是后话。（其实尹时中也不能代表十九路军。）（选自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事变档案资料》，Ｐ２６２—２７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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