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９３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如同往年一样，我们全家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去了海蛳沟河下15号我父母亲的家。父亲那天看见了我们大家都来了，仍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只是高兴中掩饰不住一份疲劳，很少讲话。他只是说近来因单位搬迁，劳累了一点而已。可是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团聚居然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真正的团聚！ 　　. 几天后就是国庆，过了国庆，十月三日父亲又去上了班。下午实在坚持不住了，去医院看了病后就回了家。回到家里只说是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想好好地休息几天。就这样每天发烧，在家躺了几天。 　　. 十月八日，他还是骑自行车去单位参加了一个会议。开完会，自己骑自行车的力气也没有了，单位里派车送到了家。回到家里，他却仍然是高兴地说：“今天在会上碰到一位痔科的专家，他说我的发高烧可能与痔疮发作有关。他主动提出为我作痔疮手术，要我明天就去。”次日，我请了假，陪同父亲去那家痔疮专科医院看病。听说单位里的汽车正在检修，他说：“不麻烦单位了，我们自己去吧！”好不容易走到马路口，要了一辆出租车。汽车开到了官巷口不到，司机听说医院是在一条小巷中，就不愿开了，只得在丰乐桥附近下了车。我搀扶着他，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医院。父亲在我自幼的影响中总是一个走路腰板笔挺的人，平时那怕再有病，走到外面，也不要别人搀扶。而今天，看着他艰难的样子，心中止不住一阵阵地难受。 　　. 痔疮手术后，病依然如故，胃口也相当差，又去了趟市xx医院看了中医，医生也没说出个啥，只是对症下药，配了几帖管消化的中药就回来了。回到家还是每天发高烧，浑身没一点力气。 　　. 看到父亲病成这个样子，门诊却又草草了事，看了几次也都没说出个原因。想住院检查，却又因床位紧张无法住院治疗，我的心急得也象火燎一样。常言道急中生智，我忽然想起邻居Z医师。Z医师在市xx医师工作，在医院里也算是一位中年骨干。只是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也不多打交道。再说父亲历来也总最讨厌有人开后门，送人情之类的做法。但事到今日，我也顾不到那么多了。晚上，我敲开了Z医师家的门，说明了父亲的情况，恳求是否能想想办法，帮个忙，安排个床位，住进医院好好检查一下。没想到热心的Z医师满口答应，并约好次日上午门诊去找他。十月十二日上午，我一早又陪着父亲去了市xx医院。找到了Z医师。Z医师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当时估计一般情况还可以，只是一则碍于熟人的情面，二则父亲本人也算是个副局级的干部，持有干部保健“红卡”，于是答应先安排个床位住下来再说。有这样一位热心人帮忙，安顿好父亲的住院，至此，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 一进病房，房中已有一位局级领导干部在住，听说患的是“胰腺炎”，已经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接下来是一系列常规检查量体温，测血压，按脉搏……检查结果，体温略偏高，有点低烧，血压正常，脉搏正常。再作进一步检查，据告知近日痔疮有发作，另外右小腿上有一无名肿块，疑是“流火”发作。 　　. 医院中的医护人员对干部病房历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是来者都是有身份者，得罪不起；二则确实有一些干部来这里是当作住疗养院，小病大养，有时忙了半天也还是说不出是个什么病。所以医护人员一般也都是不大原意去干部病房，实在轮到了，也只是小心伺候，礼貌有加而已。看到新进来这样一位病人，只是发点微热而已，也就首先采用保守疗法，用上了最好的抗生素外加葡萄糖盐水再说。当天下班后，回到家里，再次见到Z医师，自然少不了千谢万谢一番，而Z医师已从病房处了解到“新来的病人只是发‘流火’而住院治疗”的消息。他只是对我笑了笑说：“既然住下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也好。”听了这一番话，真不知是忧还是喜，反正不是个滋味。然而反过来想一想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在单位里父亲一年到头总是忙、忙、忙！一年忙到头也没个完，这次有机会住进了干部病房，管他呢，别的领导干部能疗养疗养，父亲总之也是七十几的人了，也该进来疗养疗养一个时期再说。 　　. 然而几天下来，发烧一直不退，各种检查做的也算不少了，一直也没查出个病因，这总让人不安。 　　. 十月十七日早上，我在医院陪了一个晚上后，回到家里一头栽到就睡，一睡睡到了下午，只听见门外Z医师已经下班回来，似乎在与我妻子讲点什么，隐隐约约好象听到是有关父亲的病，我从睡梦中突然醒了过来。门外传 来了Z医师的声音：“从血液化验的情况来看，基本确认是白血病。这样的高龄，生这样的病可能是凶多吉少，你们家里要有个思想准备。”什么！思想准备！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门外传来的声音却又是如此地清晰，虽然声音不大。“老年人生这样的病在临床也不少见，发病的原因至今也还不太清楚，治愈率却是很低的。” 　　. 我还是难以相信，几天前还是自己走进医院的病人，当时如果不是托了Z医师帮忙，可能医院也还不会当一会事，而今天只化验了一个血，就确认死神已经逼近了父亲！再说刚刚半年前做过一次领导干部的体检，当时的体验报告称“身体基本健康”。 　　. 我急忙起床，洗脸，准备吃晚饭后再去医院值夜班。妻子看见我起来了，只看见我脸色不好，也什么都没说，忙着给我准备晚饭。我顾不上吃饭，赶到了Z医师家，询问了情况。他只是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了一遍，最后又安慰说，反正在干部病房，医院会采取最好的医疗措施的，再说还要进一步检查确诊。 　　. 草草划了一口饭，我急忙地赶到医院，负责父亲病床的医师把我叫到值班室，递过来的却是一张病危通知书。这天刚是进医院的第五天！回到病房父亲的身边，父亲似乎有所觉察，问道：“医生叫你去有什么事？”“没什么！”“我自己眈心是不是生的伤寒症，混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这几年来倒也一直很少生病住院，谁知道这次一病起来就这样厉害！”我只是劝着父亲不要多想，反正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在干部病房里会得到最好的医疗的。父亲点点头，慢慢地就睡着了。而此刻的我，思绪万千，伴着病房昏暗的灯光，却毫无半点睡意。夜渐渐地深了，我打开了身边的“随身听”，广播中传来了当时最热门的节目“孤山夜话”。突然一个电话送进了广播，打进电话的是一位青年男子，大概也就是三十岁左右。电话中叙说着他自己一家不幸的遭遇：五岁的女儿一年前突然发现患了白血病，爱人也患有大脑神经方面的病，治疗不当的话，随时有失明的危险，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两个病人。特别是白血病的治疗费用昂贵，却也很难根治。听着这电话中的声音，面对着是躺在面前自己的同样是患白血病的亲人。一声声的诉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让眼泪在脸上任其流淌。 　　. 这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大概因为病因已经找到，同时从各个方面考虑处理这样的病人是一件棘手的事，干部病房也开始有一点显得束手无策了。传来的话是要我们尽快答应转送楼下的血液病病房进行治疗。 　　. 十月十九日，在医院的安排下，父亲被转送到四楼的血液病病房。负责父亲治疗的是一名据称是在市xx医院血液病治疗方面颇有一点名气的“专家”H主任。 　　. 到了血液病科病房，这位H医师一接手，就找到我们交待病情。说是病情是如何如何险恶，缓解的概率是如何如何小，总之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交待完这一切后，就提出要尽快做“化疗”，以缓解病情。当时在场的还有我们在卫生局工作的小伯伯。此时的我，说实话已经没了主张，既然人在医院，也只能一切听从医生的安排了。我总也相信医生的出发点总是希望治好病人。 　　. 话是这样说，心里还是对这位“专家”有点不放心。背后我又尽快地找到了另一位也是该医院血液病方面颇有研究的老医师，恳请他能过问一下。第二天，那位老医师进值班室仔细查阅了病案后只是对我点点头说：“药已经用得相当重了。”一切我自然只能往好里想，“相当重”大概也就是说把最好的药都用上去了罢！我感激地也向他点点头，表示谢意。 　　. 医院的治疗工作历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事。老医师进病房查看了病案后，负责父亲的H医师好象事后知道有这件事，显然相当不悦。但为了父亲的治病着想，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第一个疗程下去后，第二天居然连续好长一个时期的发烧退了下去，父亲也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次日早晨，他高兴地说：“好长一个时期来从来没有象昨晚那样睡得舒服！”我们大家自然也为他而高兴，天真地以为这下子可以转危为安了！ 　　. 这天父亲的心情也特别好，我把前几天收到的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室发来的请柬读给他听，告诉他市里面二十日要开党代会，邀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列席。父亲听了后认真地对我说，一定要给市委办公室打个电话，说明情况，请个假，并祝贺大会成功。 　　. 病情既已确定，医院告知愈后怕是凶多吉少，我们立即想到了向市民建组织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作了汇报。而后的几天，一批又一批的统战系统老同事、老领导不断有人前来看望。他除了一一表示谢意外，还是与大家谈工作，谈民主党派核心班子的建设，谈其他老同志的健康。 　　. 二十日晚，市民建主委程炜同志终于来了，他也是白天刚参加完市里的党代会后，没顾回家就来医院了。看望了我父亲后，走出病房，他把我叫到身边，轻轻地说：“你父亲病情可能会很严重，治疗方面，我以组织的名义向医院作了交待，要医院尽最大力量全力进行抢救。另外他放心不下的还会有两件事，一是你母亲今后的生活，二是他自己多年来政治上的追求。你父亲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正式提出过申请，当时因考虑统战工作的特殊性，再三做了工作，希望他留在党外，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解决他的组织上入党的问题。这个决定是当时市委组织部正式做出的。现在他的病已到了这个程度，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给他留下遗憾。此事今天我已经向市委李金明书记汇报过，他也同意应当特事特办。”听了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我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 父亲的病情没想到而后的几天情况急转直下。因“化疗”而引起的白血球极度减少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极度地虚弱，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大小便也不能坐起来，头稍一高，立即昏厥过去。饭量已经很差，但连着几天拉出的大便都是猪肝色的，量也很大，我怀疑是不是有内脏出血。但据化验称是没有发现大便隐血。 　　. 二十一日上午，市委统战部部长一行也来了，同来的还有党派处的领导等。当着统战部部长的面，我鼓足勇气，提出了前一天晚上程炜提到过的问题。没料到部长当时的答复是“这件事要你父亲主动提出才可以考虑，刚才我们去看他时，他也没提，这就难办了。”我的心里一下了好象被人劈头浇了一盆凉水，不知该如何作答。事后想来，或许也难怪部长。领导调动频繁，新部长上任时间还不长，有一些情况也不一定完全了解。好在这时正在身边的一位党派处的干部插了话说：“李振华同志的这个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初市委组织部就有过一个正式决定。现在病情已经这样了，也应当给他解决。”这样才算是打了个园场。 　　. 下午，小弟阿卫和韩建华在父亲身边值班。父亲把他们叫到身边，说是想给组织上写一封信。根据父亲的口述，阿卫他们记录下了父亲的意思。信中主要谈了两点想法，一是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市民建核心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另一是再次表述了自己希望从领导位置上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尽快上去，同时解决自己组织上入党的要求。信抄写清楚后，父亲亲笔签了名，我分别送到了组织部和统战部。此信后来就成了父亲留在世上的一份遗物。 　　. 二十二日，统战部党派机关支部指定一名同志为父亲代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并送到病床前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父亲认真地听完后，点了点头。按照要求，志愿书上应有申请人的签名盖章。看到当时父亲身体的状况，实在不宜多动了，身边的机关党支部书记徐运昌说只盖章也可以了。父亲执意不肯，硬是挣扎着，翻了个身，趴在床上要自己签字。笔在他的手上不停地颤动，眼睛此时大概已经完全模糊。好不容易，在申请书的封面上庄严地签上了三个弯弯扭扭的字。父亲疲倦地倒在了床上。这是他这一双写过不知多少份学习心得、思想改造汇报材料、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的手一辈子写下的最后三个字，成了父亲的“绝笔”。 　　. 从这天以后，父亲基本上一直处于极度地虚弱和半昏迷之中。 　　. 党支部以最快的速度讨论了父亲的入党申请，并上报上级党委审批。一周后，１０月３０日的上午十点左右，党派机关党支部书记徐运昌再次来到了父亲的病床前，正式通知他已经批准入党申请的消息。几天来一直处于昏迷中的父亲，已经无力说出一句旁人能听懂的话。唯一能看见的是，他的眼眶中流出了几滴晶莹的泪花。 　　. 下午三点左右，护士来为父亲打针，几天来一直无力说话的他突然说：“这个药太贵了！不要再打了！”声音是那么地清晰，听得在场的护士们都笑了起来。然而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就是父亲唯一留下的一句“遗言”。 　　. 公元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０日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五天后的告别会上，单位所作的告别词上，写上了这样几个字“……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振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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