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1968年秋不幸逝世，过去整整三十三年了。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心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雅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 　　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出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进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我尊敬匠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吹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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