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任老先生初识于1970年春。当时，陈老先生的女儿陈黛莉从贵州回武汉探亲，因着我是她未婚夫高山的同乡好友，也被一起邀了去位于武汉同济医学院的她父母家里做客。不到半天的匆匆一会，陈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面目慈祥清朗，举止和谐，略显矜持沉默，典型的饱学之士形象。 　　 　　别后一年，1971年的一个冷雨春夜里，我送未婚妻登上从汉口到丹阳的列车后已过十点钟，不用说长江轮渡，就连最后一班17路公共汽车也早就开出。此时我决定再次拜访只有一面之缘的陈老先生并借宿一晚。 　　 　　武汉同济医学院门口值班的胡同志告诉我，陈任是该院正在批斗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现住在大礼堂旁边的隔离室里。我一路走过那条不过百余米的小径，两旁的行道树之间满满拉起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陈任”的大幅标语以及告示牌上层层叠叠的批判大字报让我触目惊心。我想，在这个火药味道十足的非常时期里，有机会与尊敬的陈老先生共话，甚至有一种庆幸吧。 　　 　　那是一间废弃不用的阴暗储物间，除了门，唯一的小窗户只能透进潮湿而浑浊的空气。房间里堆满了陈老先生视为珍宝的德文书籍和文献，一张木板架在两堆不常用的书上作床。 　　 　　我发现陈老先生记忆力很好，一眼认出我来。与上次见面的时候不同，他一改略显沉默矜持的态度，滔滔不绝地与我聊开了，言辞间渗透着饱满的热情和豁达之感。也许是隔离的日子让陈老先生积郁了这么多话吧？ 　　 　　忘记了年龄和辈分的差距，我们忘情而毫无拘束地聊到了后半夜。累了，我们挤在那张床板上睡去，居然也睡得美。 　　 　　被清晨六点的拍门声吵醒，一个生硬的命令式的声音传进小屋：“陈任，院斗批改领导小组通知你上午八点到大礼堂参加全院革命师生对你的批斗大会。” 　　 　　待我起身，陈老先生给我端来一杯热腾腾的甜牛奶和两片面包。我对他那种处变不惊之泰然油然而生的敬佩，甚至超过了对他关怀之情的感激。 　　 　　我们吃着早饭，陈老先生的忧伤在这一刻才渐渐显露出来：“我的一些学生受到社会上反科学和无政府思潮的影响，把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人当成反动学术权威加以批判，竟然把学术成就与政治上的反动等同起来。这种“学术上越无知，政治上越革命’是多么可怕的反科学逻辑啊！如果年轻人被强加并接受这种逻辑，我不敢想象……” 　　 　　“在眼科学术领域，比起德国的许多同行，我哪里算得上权威？可是，若连我这样的人都无法继续学习、研究更先进的学术，我国在眼科领域里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只能越拉越大了……” 　　 　　“我陈任平生之志，就是要学以致用，为眼病患者带来光明。从来实践的都是革命人道主义，也是对革命的反动？” 　　 　　……我吃着，一边听这些话走进我的心里，却只能默默祝愿陈老先生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早回平安。 　　 　　陈老先生要去大礼堂接受批斗了，与我告别时的那句话再次让我铭记：“我相信自己这辈子是积阴德的，我活得问心无愧。”一样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陈老先生说这句话时的坚定与淡然。 　　 　　这就是我记忆里的陈任老先生。 　　 　　后记： 　　 　　林一知，中国经济学者，著有［凯恩斯与中国经济］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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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6/10 8: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