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历了百年风雨的世纪老人安详地远行了。 　　　　一位将全部爱心留给人间的伟大母亲离我们而去了。 　　　　那天早晨，我们全家人都陷入沉重的哀恸中。冰心是我们家三代人都熟悉和尊敬的名字，三代人先后都是她的小读者和老读者。她以真挚真诚的爱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还将哺育下一世纪的读者。 　　　　我从五十年代中就结识冰心先生，从此常常沐浴在和煦温馨的春风细雨中。近十多年，更时时感受到老人关注国家进步、民族振兴、人民苦乐的博大胸怀。“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更使我们感奋不已。我谨捡出老人的几封遗札，用它们穿起一串伴随着泪水的哀悼和思念。 　　　　一 　　　　袁鹰同志： 　　　　好久不通信了。人民日报约我写我与副刊的关系。我记得这关系是您联系起来的。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了（大概很早）？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我也忘了。 　　　　电话真难打！您的现在住处和电话都请告我，最好写信来。您如能来一谈，更是荣幸！我还好，一时死不了，连我自己也奇怪！很想您。 　　　　祝好！ 　　　　冰心 　　　　五、廿三，一九八八 　　　　老人这封信引起我许多亲切的回忆。 　　　　冰心先生同人民日报的关系确实很早，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她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55年9月27日刊登的《访日观感》。以后两三年里陆续又发表几篇，这是她同人民日报建立联系的开始。我们编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总是诚恳亲切，平易近人，如同她在信上必定用“您”字那样，处处表现老一辈文人的风范。 　　　　我同冰心先生来往较多始于1958年。那年初，文艺部讨论副刊应有新面貌，有的同志建议请些老作家撰写一批能吸引读者又能保证质量的稿件，最好设些固定的专栏。我便给冰心先生去信，希望她将三十多年的名作、获得千千万万读者喜爱的《寄小读者》延续下去。很快，就得她欣然同意，随即寄来《再寄小读者》的第一篇。信一开头沿用三十多年的称呼“似曾相识的小朋友”，顿时唤起早已成为父母辈和祖父母辈的当年小读者的亲切感。她在信里激动地写道：“如今我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那里！我要不断地写，好好地写，把我看到想到听到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你们会感到兴趣、会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要尽量对你们倾吐。”果然，在这个专栏里，她同三十多年前一样，将满腔的热情和爱意，奉献给五十年代的少年读者，带他们走到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向遥远的亚非拉，让他们像我们少年时代那样，从一封封信里听到慈母心怀的跳动。 　　　　陪冰心先生访问长城脚下青龙桥是我一次难忘的事。1922年“双十节”，年轻的女大学生冰心与同学们游长城，写了名篇《到青龙桥》。三十七年后的1959年9月，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我们请冰心先生再去一次青龙桥，去写写那里的新貌。9月的一个清晨，我和文艺部编辑李叔方到冰心先生寓所，接她赶往西直门车站。我们再三致歉，由于汽油紧张，不能用小轿车送她去。她摆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一年是坐火车去的，这次也得坐火车。” 　　　　到青龙桥站下车，按冰心先生的主意，先到派出所打听到生产队长李景祥的家，也没有事先打招呼，进门就坐在炕上，同李景祥一家人娓娓交谈，询问生产队的发展和他家庭妻儿的生活。她一面问，一面不停地记。那位质朴的青年基层干部虽经听到我们的简单介绍，可能始终也没有弄清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是何许人。他老老实实地同我们谈话，回答问题，既不忸怩，更没有夸夸其谈，给冰心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她像走亲戚似的叙家常，看时间不早，就抬头对我们说：“我们告辞吧，不要耽误他吃饭，更不要耽误他工作。”离开李景祥家时，她恋恋地一再回头。看到溪水边小桥下一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洗衣服，就笑笑说：“你们看，小桥流水人家，多美的一幅画面！”她那笑声话语，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六十年代初，思想文化战线的气氛渐渐紧张，作家们手中的笔也渐渐枯涩，人人头上似乎都悬着一柄随时会落下的剑。冰心先生也只写了些有关国际题材和文化交流的应时稿件。接着就是十年疯狂混乱的岁月。风雨如晦，使人惦念。后来传来她去“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也很难想象她瘦小羸弱的身躯，如何应付沉重的田间劳动和凶神恶煞的呵责批斗。大约1975年，我已从干校回来参加一些编辑工作，有一次去中央民族学院组织什么稿件，接待我的同志谈完正事之后，悄悄地问：“谢冰心回来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她？”我心头一热，顿时涌出一阵 　　意外的欣喜，随他走到一间大办公室，只见冰心老人同吴文藻先生伏案相对，正埋头校译一本外文学术著作。她摘下老花眼镜，连忙站起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连说：“好，好，好！”许许多多话都在这三个“好”字里了。黯然握别时，她仍然抓住我的手不放。我强忍住泪水，退出那间寂静无声的屋子。 　　　　十年动乱结束，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着手《丙辰清明纪事》的征文。我立即想到冰心老人，她也果然很快就寄来一篇《等待》（刊载于1979年7月18日）。细致地叙述女儿带着孩子去天安门广场，她和老伴在紫竹院公园等待孩子们回来的心情。他们俩在长椅上坐下，“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读到这里，我感到她的爱心已经同民族的命运融在一起 　　了。 　　　　进入历史新时期，冰心老人同许多老作家一样，犹如枯木逢春，重新焕发新的光彩。直到九十年代她因病卧床，仅仅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那篇为教师请命的《我请求》（1987年11月14日），获得广大教师的热烈反响，许多素不相识的教师从远道来信向这位敬爱的老作家表示由衷的感激。她在我们文艺部编的《万叶散文丛刊》上先后发表的《绿的歌》和《霞》，更成为新时期散文的典范之作。 　　　　寄来这封信后不几天，她就写了《我感谢》一文（1988年6月30日发表），向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呼唤出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诸位编辑同志，这四十年来，让我在副刊的版面上，印上许多我当时的欢乐和忧思！” 　　　　捧着这一纸薄薄的稿笺，我们都像捧着一团火、一颗赤诚的心！敬爱的冰心老人，报纸的编辑和读者，不是更应该深深地感谢您吗？ 　　　　二 　　　　袁鹰同志： 　　　　得您信，特别想您，有空来谈谈，好不好？ 　　　　您让我为《散文世界》写文章，看精神吧。我痊愈后一定写。风、花、雪、月，久已厌闻厌看，而报纸副刊上多是这种东西，真没意思！ 　　　　近体复原否？至念。我那七十年的会，不看更好，看了使我愧死。 　　　　祝好！ 　　　　冰心 　　　　九、十九，一九八八八十年代后期，老人已到耄耋高龄，身体逐渐衰弱，住在西郊寓所，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大出席文艺界的会。但她绝不是离群索居的隐士，她的心仍如一团烈火，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改革大业的得失，关怀着人民群众和下一代的苦乐。她总是希望有人去看她，同她谈谈见闻观感。给我的信上也常写着“真想你来谈谈”。见面晤谈时，她抱着那只宠爱的小白猫咪咪，静静地听着我们说话，不时插问一两句。她并不发表长篇大论，却时而针对时弊说一两句入木三分的话。 　　　　1987年初我离开工作岗位后，参加《散文世界》的编辑工作。《散文世界》请冰心、吴组缃两位老散文家担任顾问，本意主要是借重前辈的声望，但他们两位却都十分认真。开编委会时，组缃先生必从西郊赶来参加，而且必定认真发言。对冰心老人这位顾问我们自然不敢奢望她亲临编委会议，但在事前事后也常去请教，而她也总是说些中肯的意见。她希望《散文世界》多发表些有真情实感、有血有肉的散文，摒弃那些虚情假意、矫揉造作、堆砌辞藻的东西。这次在信上说：“风、花、雪、月，久已厌闻厌看”，另一次谈起某一刊物，她直率地说：“我不爱看，尽是些小花小草，没意思！”我领会她批评的“风花雪月”，并不是反对讴歌山光水色、赞美大自然，她“厌闻厌看”的是无病呻吟，如旧时文人那样见花落泪、对月伤怀。她常说那是散文的大忌。老人自己晚年所作，以散文随笔居多，朴实自然，娓娓清谈，行文风格同青年时代有所不同，绚烂归于平淡，却充盈着真挚、深沉的爱心和情意：亲情、友情、祖国情、民族情直到对自然万物之情。有时指陈时弊，嫉恶如仇，平和的语调中也使人感受到她对人民疾苦的关切。 　　　　1988年7月，北京图书馆为她举行“冰心文学创作七十年展览”，我正因事离京，未能去参观瞻仰，后来看到报道和照片，很觉遗憾，去信问候时顺便表达未能到会场上当面祝贺的歉意。老人一贯谦逊恬淡的品德，永远是我们后辈人的典范。

浏览：182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3/29 11: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