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到1953年，我与谭门第四代的谭富英先生长期组团，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 　　 　　 　　《群英会》鲁肃 　　 　　济南、青岛等地演戏。谭富英先生走到哪儿红到哪儿。他的唱腔总是那样酣畅淋漓，朴实大方。唱[快板]时字字清楚，一泻千里，如疾风骤雨。特别是他的吐字和收音，极其干脆利索，令人百听不厌。他的表演和扮相都好，有人说他是"标准的老生扮相"，演帝王将相，雍容华贵；演黄忠，气宇轩昂。在许多戏中他都有看家的绝活。他每次演出，观众都是如痴如狂，使劲地叫好。就是《探母》的"回令"，他那两个"屁股座子"都是可堂彩声。我们到一个地方，一唱〈探母〉，走在大街上就能听到有人学唱他那句"叫小番"。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与四大名旦多年同台演出的大艺术家了，然而，我们合作演出，他总是让我与他并挂头牌，表现出他的大家风度。 　　 　　不成文的规定 　　 　　 　　回忆于谭富英先生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因为他待人宽厚，遇事好商量。在我长期与同庆社合作的时候，只要同庆社休假，我到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那里去合作演戏，不论是义务戏还是营业演出，谭富英先生从来都是让我痛痛快快地去，高高兴兴地回。1948年，我在北京的长安戏院和天津的中国大戏院参加了爱国名剧《琵琶行》的演出。我向同庆社请假，谭先生为支持我的义举，竟然决定同庆社放假，演出暂停。这使我感动不已。我们能够长期合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营业好，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一连40天场场满座。可是也有特殊情况，例如刮风下雨等等，只上六成座。我们为了对观众负责，也从来不退票。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演出收入少的时候，谭先生和张洪祥、慈少泉、李盛芳、何盛清、杨盛春、祁荣雯和我，一共十个人，一律白尽义务，分文不拿，把全部收入都分给合作的穷苦同业。在同庆社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全社每个人的戏份儿都是公开的，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同寻常的。所以在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同志很赞赏这种管理办法，说："谭富英、梁小鸾组班，大家都有饭吃。" 　　 　　忠孝不能两全 　　 　　 　　京剧同行都知道谭富英先生是大孝子，对他父亲谭小培先生是百依百顺，惟命是从。有时他在外面参加宴请，总是要再买两样他父亲平常喜欢吃的菜肴或点心带回去孝敬。就在我们一起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的时候，他父亲正卧病在床，眼看行期在即，他既想照料父亲，以尽孝道，又想跨过鸭绿江去慰问"最可爱的人"。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他父亲把他叫到床前，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国家的事情重要，你不要管我，尽忠报国要紧。"他就这样遵从父命，眼含热泪跨上了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列车，未能在他父亲临终时尽孝。 　　 　　最后"三句半" 　　 　　 　　"文革"期间，我在吉林省京剧院挨批斗，受审查。当地的红卫兵专程到北京找谭富英先生调查我的情况，他不原遇见他们，就躲了几次。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这为一向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竟然冷冰冰地对红卫兵只说了三句半话："我们台上合作，台下不来往，现在我头疼，再见。"这次外调后不久，我就因为"所列罪状查无实据"得到了解放，恢复了自由。以上情况是外调的红卫兵后来告诉我的。当时，我对谭富英先生的感激和敬佩，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达。

浏览：1147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4/14 9: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