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蒋介石之民国第一杀手的陨落 　　　　南方网讯 　　 　　　　下野后的蒋介石并没有马上离开南京，他在处心积虑、冥思苦想着如何尽快复职，使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基础再巩固下来。 　　 　　　　在反思下野的原因时，蒋介石不认为这是自己执行反动政策所致，世而认为是自己过去对反对派过于迁就，耳目消息不太灵通造成的。于是，他想学习、运用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音译)来为他的反革命统治服务。 　　 　　　　刘健群是何应钦的秘书，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建议仿照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和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褐衫党”，在国民党内组织一个“蓝衣社”，以加强对国民党和全国民众的法西斯统治。贺衷寒等人看完刘健群的信后，才弄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这些人连续开会研究了几天，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没有产生具体的组织名称和形式。过了几天，在黄埔1期同学中有老大哥之称的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宴请贺衷寒等人，众人一边喝酒吃饭，一边继续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在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第1师师长胡宗南。胡宗南是从西北到奉化晋见完蒋介石后，路过南京，闻讯而来。众人对这个深受蒋介石宠爱、有黄埔学生军事领袖之称的胡宗南表示欢迎，并请他发表意见。胡宗南不客气地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 　　 　　　　胡宗南当场推举贺衷寒、　梯、滕杰、周复和康泽5个人负责筹备名叫“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由贺衷寒起草“复兴社”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贺衷寒很快就制定出了“复兴社”的章程，其主要内容是：“(1)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2)本社以团结忠勇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3)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4)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16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 　　 　　　　“复兴社”的誓词，则充满了封建帮会的色彩：“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的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 　　 　　　　“复兴社”的章程规定，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所有的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蒋介石对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领悟了自己的意图感到高兴，他亲自主持了“复兴社”成立仪式，并点名指定贺衷寒、　梯、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周复任组织处长，康泽任宣传处长，桂永清任训练处长。只是对于最重要的特务处长一职，蒋介石颇费踌躇，在他心目中戴笠无疑是特务处长最合适的人选，但戴笠在这些人中的资历最浅，他是黄埔6期未毕业的学生，根本无法与贺衷寒等人相比。因此，在“复兴社”成立之初，特务处长的职位一直空缺了两三个月。有一天，蒋介石把康泽叫去，对他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 　　 　　法西斯组织“复兴社” 　　 　　　　康泽很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知道蒋介石中意戴笠，便推脱说：“校长，学生不宜担任这个职务，因为性情不相宜。戴雨农是特务处长的最佳人选，请校长把这个职务委任给他。” 　　 　　　　蒋介石没再勉强康泽，随后开会宣布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任副处长。” 　　 　　　　特务处是“复兴社”内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独立系统。特务处的办公地点也不在明瓦廊“复兴社”总部内，而是单独设在鸡鹅巷内。特务处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由处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复兴社”的干事会和书记长都无权过问。 　　 　　　　特务处成立后，戴笠立即放手发展组织，扩大地盘，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在全国各省、市设立了特务站，形成了自上而下一套完整的特务系统。这一时期，戴笠主持特务处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和搜集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戴笠把精力都放在了监视反蒋派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上，他尤其注意监视和收集有关王亚樵的一切活动情况。戴笠已经把王亚樵当作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主要敌手。戴笠在看了特务们报送来的有关王亚樵的一份份情报后，更加感到王亚樵不好对付。尤其是王亚樵这一时期组织的几次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抗日爱国壮举，更是让戴笠悚目惊心，寝食难安。 　　 　　　　王亚樵炸敌舰、杀日酋，声望日高，让蒋介石心惊肉跳，他越来越感到王亚樵不好对付，便转而对其采取收买政策。蒋介石先后派戴笠、胡宗南、胡抱一、杨虎等人去说服王亚樵，许以省政府委员、厅长、中将等高官和巨额金钱，要王亚樵归顺蒋介石。蒋介石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要王亚樵“向西南反蒋派打一枪，以示诚意”。王亚樵断然拒绝，他忿然回答说：“我王亚樵决不做这种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事！” 　　 　　　　戴笠见无法说服王亚樵归顺蒋介石，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王亚樵不要再与蒋介石作对，最起码不能做危害蒋介石生命安全的事。王亚樵在给戴笠的复信中表示：“如执政当局苟能改变国策，从而停止内战。释私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亚樵当只身抵阙，负荆请罪……否则，誓与周旋到底，悬首国门，又何足惜。” 　　 　　王亚樵虎口脱险 　　 　　　　王亚樵不只一次地表示，只要蒋介石不再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便不再与他为难。但是，自蒋介石下野复出后，在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大规模进行“剿共”的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妥协退让，先后与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还发布了《敦睦邦交令》，禁止全国民众抗日。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怒了王亚樵，他成立了“铁血锄奸团”，专门对付蒋介石。 　　 　　　　“铁血锄奸团”内共分3支行动队。一是华克之领导的行动队，主要成员有郑绍成、孙凤鸣、成诚、张玉华、贺少茹、肖佩伟等。二是龚春浦领导的行动队，主要成员有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刘文成、彭光耀等。三是谢文达领导的行动队，主要成员有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武等。这3支行动队对外严格保密，对内均与王亚樵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王亚樵交给这3支行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机会，刺杀蒋介石。 　　 　　　　蒋介石在闻知王亚樵成立了专门对付自己的行动队后，大为震怒，他马上找来戴笠，下令悬赏百万元买王亚樵的人头。戴笠不敢怠慢，指挥手下的大小特务和军警，全力以赴地搜捕王亚樵。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戴笠调动大批特务潜入上海租界，寻找王亚樵的踪迹。一时间王亚樵的周围险象环生，他被迫藏匿起来，以躲避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抓捕。双方展开了一场追捕与反追捕的斗智斗勇的斗争。这期间，王亚樵曾屡历险境。 　　 　　　　戴笠无法找到王亚樵，只好威逼王亚樵的好友常恒芳先生出面斡旋。常恒芳迫于戴笠的淫威，暗中通过王亚樵的部下郑抱真、张文龙与王亚樵取得了联系，把谈判地点设在了耀东医院。 　　 　　　　戴笠与王亚樵见面时，客客气气地执弟子礼，王亚樵则不屑再认这个徒弟，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戴笠：“要想让我罢手，首先要释放所有被你抓去的我的弟兄，发给100万元用来遣散我的部众。如果同意，我愿只身赴南京谢罪。” 　　 　　　　戴笠假意应允，但又提出3个条件：第一，王亚樵需把全家都送到南京，充作人质。第二，对西南反蒋派反戈一击。第三，王亚樵出国，待空气缓和后再回来。王亚樵认为，戴笠的条件不仅苛刻，简直是欺人太甚，内心极为愤怒，但表面上不露声色，他要利用和谈的机会逃出上海。所以，他答应回去后考虑一下戴笠提出的条件，然后再给他明确答复。趁戴笠和手下的特务们戒备松懈之机，王亚樵命令华克之、龚春浦等“铁血锄奸团”行动队人员到南京潜伏隐蔽，安排一批暴露的人员前往香港，并妥善安置了其余的部众之后，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成功地逃出上海，来到了香港。 　　 　　锄奸义士的到来 　　 　　　　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一刻也没有放弃反蒋活动。但是，由于缺少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的反蒋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在这种情况下，王亚樵主张仍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 　　 　　　　他与李济深、陈铭枢多次进行商议，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正当王亚樵准备物色合适人选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华克之突然从南京来到了香港，令王亚樵喜出望外。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早年肆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一直追随王亚樵，多次执行暗杀蒋介石的任务，是王亚樵的得力助手和“铁血锄奸团”骨干之一。自王亚樵从上海出走后，华克之便奉命带领一支行动队潜伏到南京，伺机有所作为。 　　 　　　　华克之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助手，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其中一个名叫孙凤鸣，是江苏徐州人，另有一个叫张维，江苏宝应人，还有一个叫贺少茹，江苏丹阳人。这几个人都是华克之的同乡，与他有生死之交。他们几人既是华克之的朋友，也是他的部下。除这几个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陈惘子的人，也是江苏宝应人，与华克之是小学同学，非常要好。但他不属于华克之的组织，而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这几个热血青年情投意合，常常聚集在一起评论时局，立志要铲奸除暴，挽救国家的危亡。每当他们谈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屈膝卖国的无耻行径时，无不义愤填膺，大声疾呼“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其中以孙凤鸣的思想最为激进，他主张“拼一死以诛元凶”，要以暗杀手段来除掉蒋介石。他常对华克之等人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打死，对于国家命运的安排，不是能顺利得多吗？ 　　 　　　　刺蒋方针决定之后，华克之等人便开始酝酿具体行动计划。经过反复商议，他们一致认为，要刺杀蒋介石就必须了解、掌握蒋介石的行踪，然后方可伺机下手。可是，要想在南京市长期活动，避免特务们的注意，就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职业作掩护。华克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南京办一家新闻通讯社，以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因为记者是无冕之王，上可与国家元首对谈，下可与乞丐同流，况且，探听消息是记者职业的一部分，不易为别人所怀疑。 　　 　　屡败屡战报国心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宣告成立。华克之化名胡云卿，出任社长，张维化名张玉华，任编辑部主任兼总务，贺少茹化名贺坡光，任采访部主任，孙凤鸣化名孙凤海，任记者。晨光通讯社成立后，华克之等人以新闻采访为名，四处活动，探查消息，寻找刺杀蒋介石的良机。 　　 　　　　不久，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学问召开。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混进了会场，伺机动手。当蒋介石出现时，由于身边随员众多，孙凤鸣稍一犹豫，没敢贸然动手，丧失了一次机会。 　　 　　　　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又探知蒋介石近日将从武汉返回南京，于是，决定在其从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路上动手。孙凤鸣等人详细察看了蒋介石必经的路线，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又没有弄清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他们的计划又一次遭到失败。 　　 　　　　自通讯社开始创办起，日常经费都是由李济深、陈铭枢通过王亚樵提供。然而，将近一年过去，华克之等人策划的几次刺蒋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李济深、陈铭枢感到十分失望，停停止了对华克之等人的经费供应。华克之等人既愧又急，决心背水一战，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实施刺蒋计划。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华克之、张维、贺少茹、孙凤鸣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动手，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会场，寻机刺蒋。当时，国民党当局对记者采访中央全会有严格的限制，记者所在的通讯社必须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处提出审请，经严格审核后才能发给采访证。鉴于以往几次开会曾出现过混乱情况，为了保证这次大会的安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要求新闻事业处长彭革陈重新制定核发标准，严格限制采访的记者人数，不能像以往那样宽松。因此，贺少茹几次到新闻事业处申请采访证都未获批准。最后，贺少茹通过中央宣传部总务处工作人员吴璜、周希龄从中说情，才好不容易弄到一张采访证。 　　 　　　　采访证登记的是孙凤海的名字，刺杀任务就由孙凤鸣来担任。孙凤鸣当过兵，枪法很准，是最合适人选。孙凤鸣早已想到这次行动九死一生，事先安排好了家事，把妻子托付给华克之送去香港。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壮行。临别伤感，众人相顾而视，默默无语。最后还是华克之端起一碗酒送到孙凤鸣面前，鼓励他说：“大丈夫建功立业，流芳千古；小丈夫求利苟生与草木同腐。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得其所哉！文天祥抗元殉国，正气冲寰宇，千秋万岁不朽。‘九一八’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着就要沦为异族的奴隶。诸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愿诸弟努力。” 　　 　　中央党部的枪声 　　 　　 　　　　孙凤鸣慷慨悲壮地说：“望亚樵先生及全体同志，勿悲勿伤，凤鸣此番诛杀国贼志在必行。洒热血，掷头颅，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及全体同志誓将反蒋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了。” 　　 　　　　说完，孙凤鸣接过酒来一饮而尽。华克之拿出一支小巧的左轮手枪递给孙凤鸣，眼含热泪，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无负国人重托！” 　　 　　　　孙凤鸣双手接过枪，庄严保证：“凤鸣肩负民族使命，不敢稍懈。”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这天清晨8时左右，参加会议的百余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首先乘车前往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拜谒孙中山的陵寝，然后返回位于湖南中路的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 　　 　　　　依照惯例，开幕式后全体中央委员要合影留念。听完汪精卫的演讲后，委员们三三两两步出会议大厅，到中央党部大厦前合影。 　　 　　　　他们边走边议论、猜测着今天为什么取消了“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汪精卫的演讲为何又如此地蹩脚。这些中央委员们聚集到中央党部门前，按照官位高低，在摄影师的调动、安排下，列队合影。汪精卫自然站在前排正中，他身边的一个位置是留给蒋介石的。 　　 　　　　在这些中央委员的对面围聚着一大群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 　　 　　　　孙凤鸣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手持一架藏着手枪的相机，混杂在记者群中，耐心地等待着蒋介石的出现。 　　 　　　　100多名中央委员很快便在摄影师的调度下分成5排站列，做好了拍照的准备，但蒋介石迟迟没有出来，汪精卫又转身走进中央党部大厦，显然是催促蒋介石赶快出来与大家一起合影。不一会儿，汪精卫表情极不自然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对身旁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示意摄影师开始拍照。 　　 　　　　9时30分左右，合影完毕。中央委员们都转身向大厦走去，准备继续开会。这下可急坏了孙凤鸣，看情形，蒋介石肯定是不出来了，怎么办？难道精心准备的行动又要流产？不！孙凤鸣当机立断：既然杀不了蒋介石，就杀汪精卫！ 　　 　　　　说是迟，那时快。孙凤鸣一步跨出记者群，从照相机中取出一把小巧的左轮手枪，对准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汪精卫开了枪。 　　 　　　　啪—— 　　 　　　　尖历的枪声划破政客们的胆，汪精卫应声倒血溅当场。 　　 　　蒋介石的“黑锅” 　　 　　　　…… 　　 　　　　当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陈璧君哭得泪人一般，艰难喘息着安慰她说：“不要哭，我为革命，为了党，有如此结果，毫无遗憾。” 　　 　　　　陈璧君见汪精卫伤势严重，以为他必死无疑，遂哽咽着说道：“四哥，你放心地去吧，你死后，有我照顾儿女们。人必有一死，这种事，我早就料到了。 　　 　　　　蒋介石来到汪精卫身边，见他已清醒过来，急忙拉着他的另一只手，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会好的，不要多说话，救护车马上就到。” 　　 　　　　汪精卫以惆怅怨恨的目光盯视着蒋介石，断断续续地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后，你……可以……单独负……负责了。”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他怀疑这件事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所以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蒋介石一听就知道汪精卫是在怀疑自己，他急赤白脸地想要解释，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 　　 　　　　汪精卫的话提醒了陈璧君，她马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怒斥道：“蒋先生，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了，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呢？”蒋介石张了张口，还没有说出话来，陈璧君又责问道：“中央党部戒备森严，除了戴笠的特务队，谁还能混进来？”蒋介石本来就不善言辞，面对陈璧君连珠炮般的咄咄逼问，一时语塞，只喃喃道：“会搞清楚的，会搞清楚的。陈委员不要着急，现在救人要紧。”说话间，救护车开来了。汪精卫被抬到车上，在蒋介石、陈璧君等人的陪同下，被送往中央医院紧急抢救。救护车开得飞快，汽车的颠簸把昏迷中的汪精卫又震醒了。他伸出右手抓住陈璧君，耳语般地对她说：“命运……这全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没……没想到……我汪兆铭……以当刺客……成名……最终却……死在刺……客的枪……下。这真……是命中注……定。”“不！”陈璧君眼含热泪说：“四哥，你当初充当刺客是为了革命，为了主义，为了党，是无上光荣的。这不是命运，这是阴谋！”此刻，身负重伤的汪精卫也许以为自己的生命真的就要完结了，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的因果报应，所以才不无遗憾地对陈璧君旧话重提。但汪精卫并没有死，他被送到医院后，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有1粒子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1枪从后背射进第六、第七根胸脊柱骨之间，另1枪射中左臂，虽然伤势较重，但经过医生紧急抢救，汪精卫很快就脱离了危险。 　　 　　　　汪精卫遇刺未死，汪派的一些骨干分子大为高兴。陈公博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 　　 　　　　陈璧君见汪精卫没有生命危险，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转回身来便去找蒋介石算账，大叫大嚷地说，刺客是蒋介石派去的，责问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手段对付汪精卫。蒋介石百口莫辩，把一肚子气都撒到戴笠的头上。他把戴笠找来，跳着脚骂道：“娘希匹！人家把枪都打进了中央党部，你都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元，就让出这类祸事吗？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限3天内破案，否则，要你的脑袋！” 　　 　　铁血汉子的“供词” 　　 　　　　戴笠诺诺连声，回去后急忙带领大小特务全力以赴地侦破这一要案。戴笠首先赶到医院去审问孙凤鸣。孙凤鸣身中两弹，俱是要害部位，当场便昏迷过去。汪精卫的侍卫从他身上仅搜出6角毫洋和1枚自杀用的鸦片烟泡，还有一张记者采访证，除此之外，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表明其身份的东西。为了留下活口，孙凤鸣也被送到医院急救。到医院时，他因失血过多，已经濒临死亡。医生奉命给他连续注射强心针(每小时达10余次，孙凤鸣死后身上的针孔竟达一百几十处之多)，他刚一苏醒过来，戴笠与宪兵司令谷正伦等人便在病房里对他进行了讯问。孙凤鸣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宁死不屈，他给敌人留下了一份没有任何价值的讯问记录—— 　　 　　　　问：是什么人主使你干的？ 　　 　　　　答：良心！是中国人的良心驱使我干的！ 　　 　　　　问：为什么要行刺？ 　　 　　　　答：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大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 　　 　　　　戴笠为了寻找破案线索，亲自布置手下的特务扩大侦破范围，严格进行邮电信件检查。不久，他们查获了一份可疑的电报，并以此为线索，在上海逮捕了与晨光通讯社关系密切的李怀城。随后，戴笠的特务又抓住了晨光通讯社的一名公勤人员谷子丰。谷子丰经受不住严刑审讯，叛变投敌，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有关人员的情况和线索，戴笠这才对案情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并根据谷子丰提供的线索，抓获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和前来慰问她的陈惘子。为了追查华克之的下落，戴笠让手下的特务严刑拷问崔正瑶，特务们运用了多种酷刑，甚至惨无人道地用钢针刺她的乳头，用藤条抽打她的阴部。但这位美丽而坚强的女性，视死如归，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惨遭杀害。华克之在得知崔正瑶遇害的消息后，曾赋诗痛悼这位女英雄：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义气，志同始结缡。 　　 　　　　建良无所建，谬称子房齐；反对蒋暴君，岁暮得伉俪。 　　　　精卫来替死，灭胡为此系，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 　　　　多次电刑讯，骨与玉分离；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戴笠的反扑 　　 　　　　在戴笠的大肆搜捕下，“晨光通讯社”总务兼编辑部主任张维。 　　 　　　　贺少茹等人先后被捕。常与华克之等人来往的项仲霖、卢庆麟、刘书容等人也都被特务抓了去。通过刑讯逼供，戴笠基本查清了案情，而且还找到了足以使蒋介石解脱的证据。华克之等人的暗杀目标确实是蒋介石，只是因为蒋介石那一天没有露面，孙凤鸣才临时改变了计划，转而刺杀汪精卫。在这一事件发生一年后，华克之在香港散发了《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指出：“我们要杀的只是蒋介石一个人，击伤了第二卖国贼汪精卫，是孙凤鸣临时决定的，造成千古遗憾！” 　　 　　　　戴笠在追捕华克之等人过程中，查明晨光通讯社的经费是王亚樵提供的，再加上华克之等人都是王亚樵的部下，便认定王亚樵是幕后主使人。蒋介石认为，王亚樵对自己威胁太大，于是严令戴笠：“限期捉拿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就打死！” 　　 　　　　1936年3月，戴笠亲自带领20多名特务前往香港，追杀王亚樵。西南反蒋派首领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听到消息后，为了保护王亚樵，出面向港督提出要求，请他们按照国际惯例给王亚樵以保护，得到了港英当局的首肯。当戴笠等人抵达香港时，港英当局情报处长不仅通知了王亚樵，还以私带武器入境为由，将戴笠拘留了3天。戴笠见港英当局庇护王亚樵，在香港难以下手，便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照会，要求逮捕引渡“刑事案犯”王亚樵。港英当局不能再保护王亚樵了，王亚樵只好带着郑抱真、许志远等20多名亲信骨干悄悄潜往广西梧州。 　　 　　　　王亚樵抵达梧州后，住在李济深的家中，化名“匡玉书”。当时正值两广事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再次联手反对蒋介石。李济深不仅热情接待了王亚樵，还带他到南宁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要求他们对王亚樵的安全给予保护。李、白2人满口答应。但事隔不久，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李宗仁、白崇禧又秘密与蒋介石谈判合作。王亚樵觉得梧州也非久留之地，经与部下密商，决定投奔共产党。李济深对王亚樵的这一决定深表赞同，当即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了一封推荐函，王亚樵亦亲书一信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求接纳。王亚樵把这两封信及2000元交给余亚农、张献廷，让他们前往延安联系。 　　 　　民国第一杀手的陨落 　　 　　　　余、张2人走后不久，1936年9月间，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以便就近得到王亚樵的接济。余立奎是跟随王亚樵多年的老部下，淞沪抗战时曾任第19路军补充团团长。“刺汪案”发生后，戴笠在追捕王亚樵的同时，还把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 　　 　　　　王亚樵念余立奎是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至今仍在狱中，就同意了余婉君的要求，让她搬到梧州居住。余婉君的突然到来，并且有许多令人生疑的言行，引起了王亚瑛、郑抱真等人的怀疑，他们都提醒王亚樵要对她特别注意。王亚樵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余婉君是余立奎的亲属，不能过疑，否则对不起朋友。王亚樵哪里料得到，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这一次是专门冲着他来的。 　　 　　　　原来，自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和孩子居住在香港，生活费用由王亚樵提供，所以余婉君知道王亚樵在梧州的地址。戴笠手下的特务侦知这一消息后，用10万元收买了余婉君，特务们还答应捉到王亚樵后即释放余立奎。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奉戴笠的命令来梧州找到王亚樵后，便在暗中向特务们报告王亚樵的行踪。 　　 　　　　9月20日，余婉君假说有事，约王亚樵到她家去商谈。王亚樵不知是计，只身前往。这时，戴笠手下的特务头子陈资平、陈亦川已率10多名特务埋伏在余婉君的住处。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便向他脸上撒了一包石灰。王亚樵双眼被石灰灼烧得不能睁开，但仍顽强地空手与特务们搏斗。特务们原想活捉王亚樵，看势不可能，即动了杀机。10多个特务一拥而上，对王亚樵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殒命。特务们杀死王亚樵后，又残忍地用刀剥下王亚樵的面皮，拿回去向戴笠表功。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特务们又杀死了余婉君。 　　 　　　　王亚瑛、许志远等人第2天才得知王亚樵遇害的消息，急忙赶赴现场，抚尸拗哭，随后买棺入殓，安葬于梧州郊外的倪庄，李济深、李宗仁等均前往吊唁。王亚樵死后第10天，余亚农、张献廷从延安赶回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同意接纳王亚樵的消息。看到这迟来的消息，王亚瑛等人又痛哭一场。 　　 　　　　王亚樵手无一兵一卒，敢于带着一帮弟兄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表现了惊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才华。诚然，他采取的暗杀手段绝不能达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但他所组织的这一系列活动，却使蒋介石心惊肉跳，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蒋介石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大大松了口气。他终于除掉了对自己人身安全最具威胁的一个敌人。自此之后，蒋介石也确实过了几年安生的日子，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波谲云诡的战争风云中，暗杀的阴影才再一次笼罩到他的身上。 　　 　　 　　 　　 　　原文2002-10-12 10:00:57发表于南方网讯

原文 发表于原文2002-10-12 10:00:57发表于南方网讯  浏览：336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2/11 18: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