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件后，我国国难日重。帝国主义列强肆意划分在华的势力范围；清政府苟且偷安，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中国人民承受着双重压迫之苦。此时，一部分首先觉悟的中国人开始了反帝反清的斗争。进步力量与腐朽、反动势力展开了剧烈的交锋。就在这大动荡的年代，诞生了我国近代一个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南社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正式成立。作为革命文学团体的南社，它在辛亥革命前唯一的使命，就是提倡民族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操南音不忘本”，也就是南社的“南”字取义所在。南社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如仇冥鸿、黄兴、宋教仁、沈钧儒、陈英士、柳亚子、于右任、廖仲恺、杨杏佛等。他们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辛亥革命后又投入了反袁帝制、反军阀、反日伪、反蒋独裁的斗争，表现出可贵的斗争精神。他们中有不少成为断头沥血的牺牲者，如宁太一、阮梦桃、朱少屏、杨杏佛、宋教仁、邵飘萍、郁华等。南社的民族观念虽过于狭隘，但其反专制的斗争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南社的成员多为文人，因而他们以文学创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他们以大量的诗、词、曲、剧和政论文等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鼓吹民主革命，倡导西方的共和制度，宣扬明末遗民抗清的民族气节，以激励汉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忧民之情及誓死推翻帝制的决心。在当时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成员主持笔政，南社自己又创办了不少报刊，还应出版社之请担任撰述，出了许多单行册子。柳亚子先生当时曾开玩笑说：“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也是不无道理的。 　　 　　综观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数量最多的要数诗歌。诚如柳亚子所总结的：“南社是诗的，……”当时诗坛上，正值崇尚江西诗派的同光体盛行，而龚自珍以来的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也正在被发扬光大。在南社内部，同样存在着两个诗派：一是以庞树柏、朱鸳雏、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宋诗派，一是以柳亚子、陈巢南为代表的唐诗派。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柳亚子认为，要“思振唐音”，“重布衣之诗”。也即是说，继承和发扬唐诗中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旧体诗写新内容，召唤时代风雷（引文参见《胡寄坐诗序》）。柳亚子反对宋诗派，但并非反对宋诗。他推重李清照的诗，并称“辛幼安是可儿”，“放翁爱国岂寻常”，可见柳亚子反宋诗派理论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相关的。这场论争，看似诗派之争，其实是新旧思想之争。因为当时崇尚宋诗者，大都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诗人，什九是一班遗老，满脑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反对宋诗，就是反同光体诗人；反同光体诗人，也就是反对一系列的封建陈腐的残余渣滓。从这一点上说，两派之争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政治斗争。 　　 　　南社的诗歌雄奇、奔放，其中许多是反映民族危机日重的现实和抒发慷慨激昂的斗争之情的。“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柳亚子《清寒》）“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宋教仁《思家》）“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柳亚子《有怀章太炎、邹威舟两先生狱中》）柳亚子怒斥满清天子和朝臣：“自坏长城奈汝何，黄龙有约恨蹉跎。无愁天子朝臣子，痛苦遗民涕泪多。”（《寄题西湖岳王家同慧之作》）南社诗人还为惨遭清政府和袁世凯杀害的烈士写了许多悼诗，斗争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 　　 　　南社的诗人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动摇了同光体的统治势力，而且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以其血泪交织、忧国忧民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诗作，进一步扩大了旧体诗的创作生活领域，开拓了诗歌的新意境。他们的诗作成为新旧文学之交时期进步诗歌的主流。另一方面，它在反清宣传上还带有狭隘的民族意识。即使那些斗争性较强的诗篇，也多充满着怨恨悲凉、消极苦闷的情绪。 　　 　　在戏剧领域，南社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戏剧改革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他们公开主张，戏剧要结合政治斗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１９０４年，柳亚子发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他认为，戏剧具有极强的思想感染力量：“秋风五丈，悲蜀相之陨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于优伶社会哉？”他要求有意识地把戏剧作为宣传的武器应用到政治斗争中去。至于戏剧的内容，应表演“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慆淫，烈士遗民之忠荩”，教育人们以法国、美国革命为榜样，以印度、波兰灭亡为戒鉴，从而使大家都能“崇拜共和，欢迎革命”，投身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来（所引同上）。１９０４年，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并身体力行，从事戏剧创作和表演。柳亚子《松陵新儿女杂剧》、陈巢南《金谷香》、吴梅《轩亭秋杂剧》、《风洞山传奇》、《血花飞传奇》等等，这些作品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体制上也突破了传统戏剧的固定程式，说白唱词比较质朴雄劲，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对少数民族排斥歧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缺乏认识。另外，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方面不如诗歌创作那样协调，不少作品还是半成品，无法上演，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与此同时，南社的部分成员，如李叔同、李息霜、欧阳予倩等开始话剧启蒙运动，他们在东京编演了我国话剧的第一个创作剧《黑奴吁天录》，并获极大的成功。此后又在国内演出了《热血》、《猛回头》、《黄花岗》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戏，配合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他们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南社成员在小说创作方面，没有与诗歌、戏剧同步，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性，却吸收了小市民的庸俗、浅陋和淫秽而形成了“鸳鸯蝴蝶派”。当时，鸳派的核心人物多为南社中人，如周瘦鹃、包天笑、陈蝶仙、范烟桥、徐枕亚等。他们以《礼拜六》为阵地，大量发表以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内容囿于哀叹“才子啬遇，潦倒终身”，佳人“貌丽如花、命轻若絮”之类的爱情悲剧，情绪凄惋低沉，思想庸俗，艺术粗糙。鸳派的文学主张是趣味第一，为了自己游戏和消遣，也为着供读者娱乐和消闲。因此，他们十分注意题材的新闻性、传奇性和趣味性，竭力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他们写婚姻问题，其着眼点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引起人们的思考，而是脱离时代精神，力求适合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缺少改革要求和反抗精神的都市市民的生活意识和审美趣味。鸳派小说在当时势力之大，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代表作家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蝶花梦》、姚鹓雏的《春奁艳影》、陈蝶仙的《鸳鸯血》、《续海上花列传》、周瘦鹃的《至情》，等等。鸳派小说对广大市民，尤其是知识青年起了腐蚀、麻醉的作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 　　 　　南社几乎囊括了当时海内著名的文人学士，诗、词、曲、剧、经、佛、书法、绘画、金石、考古、政治、哲学、教育、法学、文字、历史、军事等诸家无不齐全。如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黄侃、胡朴安、吴虞、黄兴、马一浮、汪东、邵飘萍、苏曼殊、杨天骥、欧阳予倩、李叔同、经亨颐、柳亚子、黄虹宾、杜国庠、杨杏佛、刘大白、陈望道、沈尹默、吴梅等等，均为我国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名家。况他们多一人多艺，精通旁家。南社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整齐，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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