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辣斯，见到了美国 “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于是，他得出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在读了梁启超上述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的热心作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改良派分手了。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觉得中国人水平不够，从共和、民主转回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或忘记了，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远胜于专制、独裁的。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人类一切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时积极培育条件，创造出更高级更完备的民主，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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