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带离声如梦流——刘松林谈毛岸英赴朝前后 　　 　　廖毅文 　　 　　　　窗外，高楼林立，细雨霏霏。北京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雾霭之中。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采访了刘松林同志(即刘思齐)。 　　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刘松林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凡而又质朴。 　　茶几上摆放着厚厚的几本相册，那是一段凝固的辉煌。翻开相册，毛泽东、毛岸英、毛岸青真切地向我走来。刘松林细细地介绍着刻骨铭心的往事。 　　“当时我正在学校学习，记得是国庆节那天，我得了急性阑尾炎，住医院手术后，毛岸英来看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他。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突然来医院说要出差，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接不到他的信不要着急，主要是交通不便。临别时，他说这次出差的时间可能很长，照顾不了岸青，希望我母亲能在他不在北京的这段时间照顾他。他还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会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你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出差到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一直没有告诉我。最后，他偶然地问：‘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我说‘知道，那儿正在打仗。’可能是当时年龄小，根本没把‘出差’和朝鲜战争这两件事情挂在一起。他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他说要到我妈妈那儿去，想跟我妈妈谈谈。我注意到他军装的左侧口袋有一块墨汁，我问他怎么会有一块墨迹，他说钢笔裂了。我很奇怪钢笔怎么会裂开，他笑了笑说，他出差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回来时飞机上的压力把钢笔压破时留下的。我说，母亲那里还有一支派克笔，这是我和他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送的，一直存放在母亲那里。他去了，12点多去的，一直呆到凌晨两点多才走。他们谈了很多，主要是担心岸青的事，他希望我们给岸青找一个好的女朋友。已经到午夜一点多了，岸英抬手腕看表，发现他的手表已经罢工了。他想起了我妈妈有一块自动手表，不好意思地说道：‘妈，我这块手表不顶用了，你那块自动表先给我用一用，将来回来时再还给你。’其实我母亲也没想到他会到前线去，以为他只是出差的时间长一点，他就这样走了。” 　　 　　1950年10月8日，毛岸英来不急向家人告别，也没有时间抽空去医院探望因急性阑尾炎发作而动手术的妻子刘思齐，就急匆匆随彭德怀、高岗和临时组成的指挥所人员，一道乘飞机赴东北去了。 　　这一天，他抽空办的唯一一件私事，就是把一封写好的信，加上了一句话，写上日期，投进了邮筒内，信是写给湖南舅舅的。信中写道：舅父：上次给你们的信不知收到没有？你现在好吗？ 　　许经理不在，大概很忙，还能抽出一定时间学习吗？ 　　我在北京机器厂工作已近两个月，这工作很适合于我，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大学，可学到许多东西。 　　最使我愉快的是，我与干部、职员、工人同志都还搞得来。做群众工作，团结广大群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还想加紧学一门技术，不料因有别的工作，暂时把我调走了，又离开北京了，请你们不要挂念。 　　这封信望你看完后转给外婆和舅母看看，她们的信我都收到了。 　　岸青很想给外婆写信……他近来颇有进步，身体也还好，就此老问题（指个人问题－－作者注）。 　　还没有解决是一个问题。 　　思齐近来连开了两次刀，扁桃腺割了，不久又犯了急性盲肠炎，一个礼拜前开了刀，现在住在医院。 　　父母亲身体都还好，两个妹妹也都很好，勿念。 　　不多写了，出差回来后再给你写信。 　　岸英 　　一九五Ｏ年十月八日 　　岸英信中所说的“出差”，就是指奔赴朝鲜战常10月14日，岸英随彭德怀回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会议一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结束。因为第二天要返回东北，他急忙借了一辆自行车到敬爱的帅孟奇妈妈家，向她告别。帅妈妈留他吃完饭后，对他说：“岸英，我不是不同意你去，但你一定要当心啊！既然你爸爸批准你去，你自己也要求到前线去，那就去吧。” 　　从帅妈妈家出来，岸英又来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北京机器总厂，因为他是秘密出国，便只好跟厂长胡光告别。他对胡光讲：“我国决定出兵朝鲜。我有紧急任务，马上就走。我负责的那块工作，请总支再安排别人负责吧。我的东西，留在这里，统统都不要拿，好像我还在那里工作一样，不要因为我走了而影响大家。” 　　屋里很静很静，刘松林的讲述使我陷入了沉思。 　　“我出院后，根本没想到他‘出差会有生命危险，11月下旬，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像平常一样看完就揣在口袋里，以后揉来揉去揉乱了。唉！这封信没保留下来，真遗憾！信很长，一是谈他弟弟，要我们好好照顾他；二是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信中还说我和他结婚后很少在一起，很内疚。我记得就是这么一些。又过了一些日子，他没有来信，因有言在先，一个月不来信，我也不着急、我主要是学习。岸青有我母亲照顾，母亲经常叫我们家的保姆把岸青的脏衣服、破衣服拿到家里洗补，几乎每个星期帮他收拾一次房间。岸英走时曾说江青不管岸青，也不会管岸青。所以岸青一直是我母亲照顾。后来很长时间收不到岸英的来信了，我想到他说过收不到信不要着急，所以心里一直很踏实。 　　“大概是1952年的时候，有一天，侯波突然给了我一张毛岸英戴着朝鲜人民军军帽的照片，我一下子呆住了，就像雷打的一样。毫无疑问，岸英到前方去了，我马上意识到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来信，一定有什么事。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直打鼓，看到主席，我又不好问。他也对我从来不谈这些事。” 　　事后才知道，岸英早已不在人世了。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点多钟，四架美军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嗡嗡”地飞来了，先是掠过志愿军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人们以为是到北面轰炸鸭绿江大桥等目标去了，就没有十分在意。又过了一会，敌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突然，轰鸣声、投弹声、扫射声响成一片，作战室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毛岸英在回指挥部作战室取材料时，正好赶上敌机轰炸。片刻，指挥部木质结构的作战室已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废墟中的一只德国手表和苏式手枪以及所剩无几的残骸中区分出两个人……毛岸英在来到朝鲜刚刚34天就不幸英勇牺牲了，他28岁的短暂生命过早地划上了句号。 　　“日子又过了一年，主席才对我进行垫底教育。说干革命就要有牺牲，并就这个话题，跟我有过几次会谈。中南海有一个老同志还跟我提到过：‘有一次，你和主席就在这个树荫下坐着谈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没好过去。’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好像主席有什么瞒着我。老人家还一一跟我数家里牺牲的人，我记得第一个讲的杨开慧，第二个讲的毛泽潭，还有毛泽民、毛泽舰毛楚雄，谈开慧妈妈最多。他说杨开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作为一位母亲，斗志不坚强是很容易走另外一条路的，我看得出来主席心情不太好，心想岸英可能出事了。但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觉得岸英不会死的，新生活刚刚开始，怎么会死呢？我想去问主席，岸英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来信。我下了好多次决心，但是总迈不开这一步，最后已经不问不行了。我记得夏天的一天，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我问他：“爸爸，岸英好长时间没有来信，出差后就来过一封信，是怎么回事？主席说：‘他已经不在了，牺牲了……’”“似晴天霹雳，我的大脑当时一片空白。”随后，一声悲天悯地的哭喊，化解了三年的谜团。这哭声，惊动了周总理，他急急忙忙赶过来，握住刘松林的手劝慰道：“思齐，好孩子，你别哭了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了，他也悲痛难过啊！” 　　“我慌忙止住哭泣，满脸泪痕地望着父亲，歉意道：‘爸爸我再也不哭了！’主席痛苦地拍着我的手臂，怆然地说：‘好女儿，从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小雨还在淅沥地下着，刘松林已经泣不成声了。 　　“说起来很奇怪，我们没有觉得岸英牺牲了，总是觉得他还活着，在我们之间活着。我们谈论他就像谈论一个活在世上的人。主席说要把我当作他的女儿，当作家里的大女儿，他给我写信就称呼大女儿、女儿。到了1960年，他开始为我个人事情着急，但我的感情一直转不过来，也没有精力，当时我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在中国，女人过了30就很难解决个人问题。所以他非常着急。我现在也为人母亲了，是能够体验主席这种心情的。可对儿媳改嫁很难出口，他便常趁着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说：‘你们可以考虑找对象的事了。’几个孩子便乱嚷嚷一通：‘上哪儿找啊！我们找不着哇！’毛主席风趣地说：‘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吧！’我也开玩笑说：‘那抓个麻子怎么办。’其实我心里想恐怕除了毛岸英，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我从苏联留学回来，毛主席才正式和我谈了这事，并亲自介绍两个，都没成功。后来经原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同志介绍，我和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结为伴侣。举行婚礼时，毛主席亲自写了一首诗相赠，还送了300元钱，说：‘我不能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1952年2月底，彭德怀回国，在北京西郊玉泉山静明园，向主席汇报朝鲜战况和请示今后的作战方针后，又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情况。他的心情沉重地说：“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致使他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愿军司令部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他深知岸英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泽东，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主席沉默了一会慢慢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1954年12月25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就毛岸英遗体永远安葬问题，给周恩来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报告是这么写的：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的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 　　主席看后，同意这个决定。 　　“我和主席接触的几十年，感受最深的是他既是一位伟大领袖，也是慈爱的父亲。他怎样要求别人，也就怎样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 　　“有一次，主席与他的老友周世钊谈话时，谈到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主席说：‘当然，你说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就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的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岸英牺牲后，我们去朝鲜扫墓，为了不给国家增添负担，主席不要国家一分钱，沿途的路费和开销都用自己的稿费支付，他说:‘我能负担你，就不要麻烦组织了，不能要组织上的一分钱。’直到我毕业，我一分钱都没有拿过组织的。 　　我是烈士的女儿，当时还不能自立，按规定可以享受优抚待遇，但主席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毛泽东。” 　　告别了刘松林，我走在小雨飘洒的大街上，透过人流，我在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当我们追忆他们时，浑身就会增添无穷的力量。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它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大地》 (2000年第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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