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走得那么匆忙。 　　带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眷恋，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夏儒阁永远告别了他魂牵梦萦的工作岗位。 　　他用短短的49年人生，铸就了改革开放时代新闻记者的楷模。病榻上，他对弟弟感慨道：“你种田，一粒米是一滴汗；我写作，一个字是一滴血。” 　　1997年9月11日深夜，党的十五大开幕前夕。 　　长期过度劳累，再加上连续数天的感冒发烧，患肝硬化多年的夏儒阁再也支撑不住了。当天夜里，他两次在家昏倒，把一颗门牙都磕掉了。醒来之后，他却怎么也不肯去医院，因为第二天还要到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采访十五大的配合报道。 　　次日一早，相濡以沫的妻子见实在无法劝阻，只好心疼地陪护他去采访。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汽车颠簸赶到闵行开发区，与干部群众一起收看十五大开幕式的实况转播，再组织有关人员座谈，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往回赶。 　　靠顽强毅力支撑采访的夏儒阁，一回到家就瘫倒在躺椅上，再也没有力气写稿了。他声音微弱地对妻子说：“我讲，你来写。”就这样，他耗尽心血，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报道。 　　当天夜里，严重的肝硬化引起了上消化道静脉破裂，夏儒阁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继而昏倒，被紧急送进了医院。苏醒后，他见到来看望的同事，第一句话就问：“分社的十五大报道怎么样了？” 　　尽管分社领导尽了最大努力，配合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夏儒阁的生命，却没能阻止病情的恶化。四十多天后，这位优秀的新华社记者永远地告别了心爱的岗位、温馨的家庭。 　　夏儒阁1948年出生在江苏省建湖县颜单乡一个农民家庭，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很快就被群众推选为生产队长。四年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华社新疆分社。从此，他矢志不移地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新华社记者”这个崇高的岗位上。 　　1979年，他的妻子朱宗英带着幼小的女儿从江苏农村回到上海，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生活非常困难。夏儒阁一次又一次告别亲人远赴新疆。生活上的暂时困难，并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满腔热情。相反，他不断写信安慰朱宗英：“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应该像您的丈夫一样乐观，把工作、学习放在第一位。”有好几次，朱宗英好不容易为他争取到回沪的指标，但因为要离开新闻岗位，他一次又一次放弃了。他在信中十分恳切地对妻子说：“我实在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专业，否则我会得神经病的。不能回到您身边，我心里很痛苦，望能理解我，原谅我。” 　　就这样，他在西北边陲坚守了整整十年！也与自己的家人整整分居了十年！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就让女儿对着他的来信叫几声爸爸。亲人的慰藉，是他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 　　只身一人在新疆，他对自己的生活十分马虎。有时妻子从上海给他捎去一些腌好的咸肉、熬好的猪油，第二年再去看他时，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早已经变质发霉。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报道上，常常一连几个月“泡”在新疆最艰苦的农村蹲点调查。 　　在新华社组织的关怀下，夏儒阁1985年调到上海分社。遨游在这片“新闻之海”里，他兴奋不已，经常不分上下班和节假日地采访、写稿，把自己感受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敏锐地捕捉住，精心地报道出来。他常对同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只有勤奋和苦干，才能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此时，身体一直比较孱弱的夏儒阁查出了乙肝。医生叮嘱他无论如何要好好休养一年，但他只在家休息了三个月就迫不及待地上班了，以致肝病再次复发，又被送进了医院。长年累月的过度劳累，一步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1991年，医生发现夏儒阁乙肝已发展成肝硬化，后来又出现了肝腹水。这一切，夏儒阁不仅对组织守口如瓶，还要求妻子对谁都不要讲，包括自己的兄弟姊妹。他一方面悄悄地加紧治疗，另一方面，照常忙着采访、写稿。妻子常常含泪心疼地劝他：“这样下去，你要累垮的。”但夏儒阁依然故我，有时候“逼”急了，他就生气地说：“不让我工作，还不如要我的命！” 　　对夏儒阁来说，新闻事业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一忙起工作，他就什么都忘记了。医生要求他每天打一针肝生素，但他从来没有连续打完一个疗程。到医院配中药，他大多让妻子代他转述病情，帮他取药。有时，连医生都惊奇地说：“无法相象，这样的病人怎么还能天天工作！”每天上班，夏儒阁总是精神饱满地早早来到办公室，分社的领导和同事只知道他患有肝病，有时见他脸色不好，关心地问他身体怎样，他总是笑着回答：“还可以”，但一回到家，便常常累得瘫到在床上。 　　他珍惜一切时间，把一生心血全部留给无限热爱的新闻事业。病榻上，夏儒阁曾感慨地对在农村生活的弟弟说：“你种田，一粒米是一滴汗；我写作，一个字是一滴血。”被采访的同志深为感动：“从他身上真正看到了站在党和国家、人民利益高度上的记者形象。” 　　1975年，夏儒阁以优异成绩圆满完成学业，满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憧憬，意气风发地来到新华社新疆分社。“骏马啊，我欲即刻驾驭你，按照革命的路标驰骋四方！”年轻的夏儒阁在日记中这样勉励自己。 　　十分热爱大自然的他，来不及好好欣赏壮阔雄浑的边塞风光，马上跟随老记者穿过茫茫的戈壁，深入天山南部的库车县。在那里，他与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心声，熟悉粪土人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懂得了如何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新华人共同铸造的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熏陶着不断要求进步的夏儒阁。他经常提醒自己：“当一名好记者不容易，当一名优秀的新华社记者就更不容易。 　　夏儒阁深知自己肩头的责任和使命，在他的心里，党的新闻事业高于一切。1981年春节，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千里迢迢从新疆赶回上海过年，还没有和久别的妻女团聚几天，突然接到分社让他返疆阿克苏。他独自冒着很大危险采访了许多上海知青，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上海知青中的许多人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塔里木》的调查报告，为正确解决历史遗留的知青问题提供了有力依据。这份调查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并被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现代社会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一些记者的采访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往往一个电话、一份传真或一个电子邮件就解决了问题。夏儒阁无论是在偏僻乡村，还是在繁华闹市，始终都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将现实生活作为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源泉。他认为，深刻反映群众真实生活和情感的好稿“不是靠记者拍脑袋的来的，而是现实生活提供的，这就要求记者要到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中苦苦寻觅”。他曾经对一位好友说：“记者的笔是党和人民给的，不反映人民的生活，还当什么记者。” 　　夏儒阁常常教导自己的实习生：“新闻从某种角度上说，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腿跑出来的。”他也正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就在他病倒的两个月前，为了反映沪港列车验关的真实情况，还专门花了一周时间，从上海坐火车到广东常平，来回几千里，沿途深入调查。采访中，他亲自卡表计算每一道卫检、边防、海关动植检的时间，以有力的数据可观分析了中外旅客下车验关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改进措施。谈及这次采访经历，上海海关人员深为感动地说：“从夏老师身上真正看到了站在党和国家、人民利益高度上的记者形象。” 　　这种形象，正是改革开放新时代对记者的召唤，人民对记者的要求。 　　夏儒阁调回上海的这些年，也正是上海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开发开放浦东、大规模引进外资、大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等好戏连台，令人目不暇接。加强对外报道，让世界听到上海迈向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三大中心的真切足音，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新华社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要求。 　　1993年，组织上决定让夏儒阁负责分社的对外报道，他深深懂得其中的份量，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甚至在出差期间，还孜孜不倦地研读《邓小平文选》，将她作为“新闻报道的灵魂”。刻苦的钻研，使他很快树立了作为世界性通讯社记者的世界意识，不仅自己在对外报道领域里游刃有余，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领全体对外记者，以高昂的热情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投身对外宣传。 　　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殷嘱托，多年来，夏儒阁几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爱好，一心一意“痴迷”于新闻工作。他从小酷爱书法，但由于工作繁忙，家里收藏的许多砚台、毛笔，已多年没有惠顾了；他喜欢民乐，会拉二胡，买回很久的一盘CD民歌专辑却至今没有拆封；他热爱大自然，外出开会，看见一块青草地便会情不自禁地说：“多么想到上面打几个滚！”但日新月异的生活推动他不断在新闻领域探索，没有闲暇停歇。事业的成功是他最大的幸福。每当写了一篇好稿或受到领导表扬，他都会高兴地告诉妻子，让她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 　　1991年以来，夏儒阁在病情逐渐恶化的情况下，年发稿量一直保持在200篇以上，在新华社对外记者中名列前茅。他连续数年被对外部评为先进个人，受到通报表彰。这些年，他采写的各类好稿累计达23篇，其中，《上海加速形成长江龙头功能》还获得了中国对外报道最高奖——中央外宣小组颁发的对外好稿奖。 　　在他和分社记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分社对外报道也年年迈大步。1994年对外稿突破了1000条之后，1997年达到2036条，短短三年时间里翻了一番。海外报纸采用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呈现了重点稿件多、占据海外报刊重要版面多、世界大通讯社转发多的“三多”局面。上海分社对外组连续数年被总社对外部评为先进集体。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入党申请书上，夏儒阁曾经写道：“我坚信，在未来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决不会给党的旗帜涂上半点灰黑的斑点，永远战斗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入党27年来，他用热血和生命实践了这一庄严的誓言。 　　置身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对记者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也带来了五光十色的诱惑。于是，有人开始利用采访关系拉广告、要赞助，有人伸手拿“红包”、写“有偿新闻”，以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但夏儒阁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有使职业权利化，更没有使人格商品化。 　　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家人，夏儒阁都严格要求。当了十几年的外贸记者，他与上海不少外贸企业的老总关系都很熟。夏儒阁的弟弟曾多次求他帮忙争取一些外面加工业务，他却从来没有对采访单位提过。弟弟不免有些怨言，他就好言相劝：“拉关系、找门路，我实在不会做。” 　　1996年底，夏儒阁曾多次采访过的一位单位领导听说他要到美国考察，于临行前一天晚上以个人名义送来300美元，让他带到美国零花。当时，碍于老朋友的情面，他不好拒绝，就让妻子把钱保管好。从美国回来后，夏儒阁特地带了一些巧克力来到这位老朋友的家里，诚挚地对他说：“在美国我没有买什么东西，这钱没用上，还是还给你吧，” 　　1991年，夏儒阁搬进新居后，电话一时难以迁移。为了联系方便，一家采访单位也曾多次提出借一只“大哥大”给他暂用，被他婉言回绝了。他对家里人说：“拿了人家的东西，以后报道就很难客观公正。”耳闻目睹新闻界的一些不正之风，他心情很沉重，常常对妻子感叹道：“如果没有这些，我们记者的采访天地也许就会更广阔。”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夏儒阁视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谈起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上海分社经济采访室副主任汪洪洋仍然十分感动。当时，原财贸组老组长退休了，组织上决定让汪洪洋负责室里工作。汪洪洋觉得老夏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自己优越，心里有些顾虑。没想到夏儒阁十分诚恳地鼓励他：“你大胆地工作，我会全力支持你。”后来，夏儒阁还找汪洪洋谈心，并主动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在他的帮助下，汪洪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去年3月，根据夏儒阁的工作业绩，上海分社党组书记、社长沈世纬同志亲自把一份申报高级记者职务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送到他的手中，并嘱咐他抓紧填写。当一名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是夏儒阁的毕生追求，他十分珍惜分社党组对他工作的肯定，然而繁忙的工作却使他一直无暇顾及。直到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那份任职资格评审表仍然一片空白。 　　这些年，夏儒阁先后兼任上海分社机关党总支委员和党总支副书记，对党组织交办的工作，他总是不辞辛劳、认真完成。就在病倒的前几天，他还在十分认真地制定分社的理论学习计划。分社行政经营等部门的工作，只要有需要，他也四处奔走，鼎力相助。在繁忙的组织指挥、采访报道的同时，夏儒阁还十分注意为新华社的事业培养选拔优秀合格的接班人。近年来，他连续带过四位实习生，言传身教，悉心相授。他的学生们说：“跟夏老师学习，不仅学到了文品，还学到了人品。” 　　无论与什么人交往，夏儒阁总是谦逊诚恳、彬彬有礼，外表静如水，内心却热情似火。甚至在生命垂危之时，心里还惦记着别人，牵挂着事业。 　　夏儒阁的病情到了晚期。好几次大出血，一吃东西就呕吐，腹水严重，连静脉输液也被迫停止了。但他仍然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叮嘱前来看望他的人：“多多注意身体。”严重的肝昏迷，经常使他毫无意识地骚动不安，需要好几个人才能强迫按住。清醒的时候，夏儒阁得知自己给护士们增添了麻烦，尽管虚弱的生命之光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他还硬撑着，一一向护士们道歉。 　　一次又一次的昏迷，一次又一次的苏醒。偶尔听到同室病友们谈论国事家事，他都会对妻子耳语：“……听……这就是新闻！”他惦记着上海海关缉私的内参报道，打算等病情好转后随缉私艇到东海采访。 　　他惦记着沪皖合作扶贫的公开报道，打算“歇一段时间”，写一篇《沪皖合作，长袖善舞》。 　　他对前来探望他的分社同志交待，为了新华社的事业，多多关照带好年轻记者。 　　夏儒阁就这样怀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对未竟事业的无限遗憾，1997年10月22日，永远离开我们而去…… 　　他的生命之光，直到最后一刻，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面对迎新会上的眼泪，他的妻子哽咽着说：“我没有想到，除了我，还要这么多人没有忘记他！” 　　一束束洁白的康乃馨寄托着人们的无尽哀思。追悼会上，来自分社和上海各界为夏儒阁送行的人们，挤满了殡仪馆的大厅，一直站到厅外很远很远…… 　　 “倾一腔热血携两袖清风默默以辛苦为乐，采四方风云写无尽华文时时凭真诚敬业”。悬挂在追悼会场的一副挽联，浓缩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在绿草茵茵的文星园茔地，与他心心相印的妻子精心设计了一座造型独特、寓意深长的墓碑。灰白的墓穴上，镶嵌着一端他生前最喜欢的歙砚和用洁白的大理石雕刻的稿纸、毛笔。 　　 他的事迹在《人民日报》华东版、《中国记者》、《新闻战线》等报刊刊登后，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 　　 上海分社党组作出了向夏儒阁学习的决定，与他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事含泪追忆他的往事；兄弟分社和他生前采访过的许多单位纷纷发来唁电，开展了各种悼念活动；一些同行还将他的事迹材料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激励自己。 　　 “今斟含泪酒，送君上天台”。虎年初一，他生前采访过的上海外经贸专家程光裕，在家里默默地为他燃起了三柱香，斟满了一杯酒…… 　　1月17日，在上海广电大厦演播厅，生前采访的最后一个单位—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40多家外资企业的500多位中外高级管理人员和新闻界代表参加的迎新联谊会上，主持人专门为他朗诵了一首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新华人赞》： 　　 “新华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新闻人， 　　夏儒阁，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短暂而充实的一生，无不折射出新华人的光彩。新华人为他感到骄傲，更多的百姓和读者为无数像夏儒阁这样的新华人而自豪！”

原文1998年4月 发表于《中国记者》1998年第4期  浏览：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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