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坐上了一辆轿车。他对同车的年轻人说：“这件大衣，我已经穿了60年了。”他不在意年轻人惊愕一件大衣为什么会穿60年，也不在意年轻人奇怪为什么大衣是黑色。 　　 　　轿车行驶在她再熟悉不过的长安街上。东单，西单，复兴门……60年前这条大街曾经横贯许多条胡同。她自己觉着她自己在说，说了许多，许多。 　　 　　大虎，对，那是大虎。大虎拉着人力车钻进一条胡同。一辆载着日本兵的卡车恰恰从车旁擦过。一阵嬉笑声和雨点般的石子哗啦拉地从天上落在了大虎的车棚上。在日本兵面前，大虎不得不低着头，不得不放慢了脚步，不得不忍着那石子。只等着日本兵扬长而去之后，大虎才憋不住了，淬了口吐沫，继续拉车。冬日的严寒透不到车内。厚厚实实的棉帘子把车棚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透过侧面的小窗口能窥见到一位身穿着黑色大衣的女性。她感觉到了砸过来的是侮辱。但她屏住了呼吸。她纹丝不动。那清潭般的眼窝里透出了一屡犀利目光，目光直视前方，甚至一点点余光也没有投向日本人。由于她太美丽动人，她的母亲害怕她受到日本兵的糟踏，特意为她缝了这件黑色的大衣。她的美貌裹在了黑色的大衣里，将胆怯藏在了砰砰跳的心里，伤感压着恨埋在了心底。 　　 　　战争笼罩下的北平，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瓦砾，每一片花草染上的不是血色，它比血色更加恐怖。当生存与耻辱连在一起的时候，心灵深处流不出血，却刺着屠刀。 　　 　　“那个时候就盼着胜利，”她回忆着。战争封锁了北平与外界的联系。南下的兄嫂怎么样了，她盼望着他们的消息。是否有人统计过卢沟桥的炮声拆散了多少北平人的家庭。年轻人、男人都纷纷抗战去了，到大后方去了。她本来也打算走，走到天津，困在天津。迫不得已又返回北平。兄嫂们走了，留下了年幼的兄嫂们的孩子和年逾古稀的父母。 　　 　　“萧先生，要不要把空调开大一点？”年轻人打断了她的思绪。 　　 　　“不用，我这件大衣是貂皮的。”她不愿意打断她的回忆。她仿佛觉着别人都在同她一起回忆。 　　 　　现在周围的人们都称她萧先生,也有许多人称她“萧老”。而在那个年代长辈们称她五妹,大虎和佣人们称她五小姐。称之为“萧老”的是他的父亲，四大名医萧龙友先生。萧龙友先生颇爱收藏字画。书房里有一屋子的古董、字画。50年代这些文物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开了一个不小的展览。家庭的熏陶使她注定要成为一名画家。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师齐白石，又是溥心畬的入室弟子。 　　 　　她的才华显露在两次个人画展上。几十幅山水、花鸟画一下子售空，有的作品还贴上了重订的红条子。卖画的收入足够买一处小四合院了。她把收入全部交给了母亲。在物价飞涨，吃着混合面的岁月里这笔钱给了她的母亲莫大的安慰。画展只留下一幅蝴蝶长卷。一位买主出价一万元（又是一座小四合院），她却怎么也舍不得出让。 　　 　　她孤芳自赏她的蝴蝶手卷。一只只蝴蝶在幽静的花草丛中翩翩起舞。纯净，安逸，自由，美妙，那本是她的青春写照。然而现实把一切都蒙上了阴影。日本兵占领北平几年了。想说不能说，想画画不出的苦闷，这便是北平人生活的滋味。 　　 　　烛光下老父长诗自吟：“自击钢瓶彻夜吟，了无人处觅知音。诗难入格唐兼宋，书不成家古杂今。七十年华身苦度，三千世界梦亲临。是真是幻评谁说，只有灯光会我心。” 　　 　　闺房中她也在通宵咏诵：“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祝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诗句出自一本画册的第一页，题为“拜新年”。她翻过一页又一页，看过一遍又一遍。 　　 　　一幅“卖子图”这样题词：“生汝如雏凤，年荒值几钱，此行需珍重，不比阿娘边。” 　　 　　“五小姐不要看了。满纸穷酸相。谁把她挂在墙上谁要倒霉呢。”众人们劝她。但她说：“未看先生的画，便不懂如何作画。临摹了几笔古人的笔墨，便自傲起来。方不知那画的是别人的东西。而先生的画，画的是自己心里想的，心里说的。要画，就要像先生那样作画，画先生那样的画。” 　　 　　“五小姐的画值钱呢。这位先生的画哪会有人要呢？”众人们都这么说。她却说：“看先生画一个卖茶水的小子，题词写道：‘甘露何时降，小子卖苦茶。’那正是我的心境。许多人买我的画。我却在昧着我的心作画。先生不昧着自己的心作画，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先生的艺术是无价的艺术。” 　　 　　有谁能想到，一本画册竟震动了年轻的女学子的心，使她从此停下笔，收起蝴蝶手卷，甚至抱定终身不嫁而要与先生的画相伴。 　　 　　一个短暂的深秋。那是她难以忘怀的日子。北平太庙展出了先生的新作《流民图》（当时题为群像图）。她陪着父亲，随着人群，被吸引到那长长的、巨大的画卷之中。她全然不知， 　　 　　当她与她的父亲刚刚离开太庙，宪兵队闯了进来，禁展了这幅作品。虽然流民图在北平仅生存了几个小时，但它与它的作者为历史写下了一页辉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流民图使她—— 　　 　　萧琼与他——蒋兆和最终走到了一起。 　　 　　“作为见证人，《流民图》当时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记者问。 　　 　　“我不觉得那是一幅画。我记得画上有一个妇女双手托着已经死去的孩子。她可爱的女儿僵硬地垂着头。我走近画面时，我感觉那是真的，画上的一切都是北平正在发生的。我只觉得我走进了画，那画上也有我，有我的心情。” 　　 　　60年过去了。他送走了先生，也为《流民图》找到了归宿。当《流民图》送进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时，老人激动了。她说：“我认识蒋兆和就是从认识《流民图》开始。1943年《流民图》在沦陷区北平太庙展出时，她强烈的感染力深深打动了我。从那以后这幅巨作伴着我， 度过了50余年的风风雨雨。《流民图》在身边时我细心照顾， 远离我时日夜萦怀。此时更是难以诉说我对《流民图》是怎样一种感情。……” 　　 　　年轻时代的风采已化作沧桑。轿车行驶着。依旧穿着黑色大衣的她已不愿向前看。她愿意倒流时光，不停地追思过去。 　　 　　“那个胡同，”她对年轻人在说：“文革时那儿有个委托行。蒋先生关进‘牛棚’了。他的工资停发了。我让小儿子把我们结婚时他父亲穿的西服和这件黑大衣拿去卖。那年小儿子才12岁。他去了。西服卖了，卖了2元钱。大衣拿回来了。人家不要，说寄卖，当时不给钱。我把2元钱分了好几份，吃了不少顿5分钱的咸菜。” …… 　　 　　“蒋先生那本画册文革中给抄走了，没还回来。那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广告，出版蒋先生的画册预支5元。于是，”说着，她笑了。她付了5元钱。5元钱对她来说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她想不到5元钱对画家来说却是印制画册唯一的资金来源。只有当他们结婚以后，她才体味到他的失业，他那唯一的财产——一只空皮箱里的一张张当票，他的一贫如洗。 　　 　　“我们过的很快活，围着炉子烤窝头片。”当年的她没觉着苦。她可以怀着孕再度拿起画笔，两个月开出一个山水画展，与先生共度生活难关。她可以卖掉所有的首饰，为先生换来了第二版画集。画册出版后，没卖出几本，几乎都送了人。她以自己的一无所有，换来了先生的所有——先生的艺术。 　　 　　她听说当年的画册并没有失传。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馆分别收藏了这本画集。一位英国友人也收藏了一本。她感到欣慰。她希望先生的艺术成为大家共享的财富。她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认知财富。 　　 　　她走了。如同坐在轿车里，西去了。留下了那件黑色的大衣和她的蝴蝶手卷，留下了她苍劲的书道，还留下了她的希望，她未了的情思。 　　 　　 （萧琼逝世于2001年4月15日。蒋兆和逝世于198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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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8/23 13: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