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桂林、湖南衡州大捷之后，孙可望出于妒嫉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国部的发展，甚至设计加以谋害。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被迫改变战略方向，决定由广西向广东进军。这样，既可以避免同驻守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孙可望发生摩擦，又可以指望与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部和广东抗清义师配合。我们已经指出，就总体而言南明的军事力量并不像历来史家想象的那么弱，只是由于无穷无尽的内讧削弱、抵消了自身的实力，大批将领倒戈投降，为清廷征服自己的同胞效力；即便矢志抗清，又往往各自为战，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有权威的统一指挥中心，不能相互支援，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孙可望一度改变了这种局面，抗清运动就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可惜好景不长，孙可望的跋扈自雄导致以原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力量分裂。李定国不愧是南明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不仅始终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还用卓越的战略眼光分析全局。同孙可望并力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既不可能实现，就转而另辟 　　 　　 　　 　　蹊径，联络郑成功共图复兴大业。他的战略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制整个江南，然后分路向北推进，全国形势将大为改观。然而，这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要看郑成功的态度。 　　 　　关于李定国同郑成功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上史料的缺乏和混乱，似难取得一致意见。参考各种史籍，也许可以说李定国更多地从抗清大局出发，而郑成功却往往把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置于首位。事实上李定国在衡阳战役后，完全可以凭借本部兵力控制广西全境，威福自操，犯不上苦口婆心地乞援于郑氏。他在率部退入广西以后，一面委曲求全地防止同孙可望完全决裂，一面积极部署东征，希望得到郑成功的全力支持，完全是以大局为重。《台湾外纪》记载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在海澄县接见周全斌时间以恢复进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若以大势论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当先通广西，达行在，会孙可望、李定国师，连■粤东，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是为上策。奈金声桓、李成栋已没，广州新破，是粤西之路未得即通，徒自劳也。今且固守各岛，上距舟山，以分北来之势，下守南澳，以遏南边之侵。兴贩洋道，以足粮饷。然后举兵漳、泉，以为基业。陆由汀郡而进，水从福、兴而入，则八闽可得矣。”郑成功大加赞赏说：“此诚妙论！”①周全斌的意思是把勤王为宗旨，同孙可望、李定国会兵广东然后北进为上策，只是在李成栋败亡以后东西联络不易，才就闽海地区形势提出眼前的作战方案。郑成功欣赏的仅限于后一部分。就在这年年底，李定国决策东攻广东，对郑成功寄于厚望。然而，郑成功志不在此，一味迁延应付。他既不是看不到周全斌建议会合孙、李，连■粤东是复兴南明的上策，更不是鉴于李成栋的败亡，不敢同广东清军作战，而是担心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自雄的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了许多次李定国和郑成功书信往来的事实，只是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年月错乱，给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其中一件写于1653年（顺治十年）的信件，是定国进攻肇庆尚未败退之时要求郑成功出兵相助的：“公诚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指广州）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①信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知公畴昔之愆期，若有俟不谷今兹之少选，诚有待也。”表明定国在发动肇庆战役以前已经同郑成功约定了会师广东的作战计划。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②接着师出广东。三月十四日经封川县攻占开建和德庆州，③同月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下。次日，定国亲临肇庆城外，指挥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强攻，同时分兵占领四会、广宁①。李定国大军入粤，使两广地区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纷纷起而响应，配合作战。如，广西岑溪的宋国相、韦应登部出攻广东罗定、东安、西宁；广东沿海的抗清义师派出战船二百余艘由新会、顺德境内河流直入九江口，“伪爵镇周金汤、叶标、施尚义、熊朝佐、王翰、邓耀等兵称数万”②；韶州清远山中的抗清力量也派使者同李定国联系，准备由从化县南攻广州。特别是镇守广东东部与福建接境的潮州总兵郝尚久也再次竖起反清复明的旗帜。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1648年随成栋反正，1650年叛投清方。他自以为在广州杜永和等未下之时先行降清，又有击退郑成功军之功，会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可是，事与愿违，清朝当局对他的反复无常和桀骜不驯早已心怀戒意。1652年（顺治九年）八月，清政府决定派南赣副将刘伯禄接任潮州总兵③，调郝尚久为广东水师副将，不仅剥夺了他的兵权和地盘，官职也降了一级。郝尚久拒不遵调，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月间，郝尚久就开始了反清的准备工作，清分巡岭东道陆振芬密报，“近尚久深沟高垒，调集四面土官，勾引郑寇入潮阳、揭阳二县”④。李定国攻入广东的消息传来，郝尚久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起而响应。三月二十二日，他公开反清，“自称新泰侯，改元永历七年”，“勒令全城割辫裹网”。清巡道陆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普宁、澄海、揭阳、饶平等县的知县都被拘捕①。郝尚久任命李信为潮州知府，还委任了其他地方官员②，并且派使者同李定国取得联系。这样，广州地区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就处于东、西交困的被动地位。但郝尚久兵力有限，东面受到相邻的福建漳州清军牵制；西面惠州总兵黄应杰又效忠于清朝，隔断了郝军西进广州的去路；清总兵吴六奇驻兵于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县）、程乡（今广东梅县），从北面威胁着潮州。因此，郝尚久凭借本部兵力同李定国会师恢复广东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李定国一样事先派出密使请郑成功出兵，只要郑成功践约遣主力西上，广州清军势难两顾，东西合击收复全粤颇有把握。郑成功的按兵不动，使这一计划无从实现。 　　 　　肇庆战役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李定国亲自指挥部队架梯攻城。清肇庆总兵许尔显据城顽抗，抽调一批精兵用绳索缒下城外，反击攻城之兵，夺得攻城用的梯子一百多架。李定国见强攻无效，改用挖掘地道透入城中的战术，命令将士用布袋盛土堆积为墙，栽木成栅，辅以挨牌作掩护，利用鸟枪狙击清军，暗中组织人力开挖地道。许尔显察觉了明军的意图，就在城内挖掘一道同城墙平行的深沟，准备李部士卒开挖的地道一旦透入城内即可及时发觉，在深沟地道中展开肉搏战。由于李军势大，许尔显虽竭力防御，但难以持久，迫不及待地向广州呼吁急派援兵。 　　 　　坐镇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深知局势危险，他分析了四面之敌，说道：“余无足虑者，破李定国即自相解散耳！”于是，他亲自率领平南、靖南（耿继茂）两藩主力赶赴肇庆①。到达肇庆后，尚可喜登上城墙仔细观察了双方战守形势，对部下将领说：“吾所忧乃不在此。”意思是肇庆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他带领的广东清军主力到达之后，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局面也已经改变，李定国军攻下该城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广州清军主力既然调到了肇庆，万一李定国派人同潮州郝尚久联络，命郝部破釜沉舟趁虚西攻广州，那么，他就将在肇庆重蹈孔友德桂林之战的覆辙。因此，他通知留守广州的耿继茂派出铁骑扼守三水县西南面的木棉头渡口，切断李定国同郝尚久之间的联系通道。耿兵到达指定位置后，果然遇到李定国遣往潮州联络的一支小部队，清军乘这支李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发起攻击，格杀数百人，挫败了李定国的战略意图。尚可喜解除了后顾之忧，即着手全力对付李定国军。四月初八日，他下令从东、西炮台各凿一侧门，出其不意地冲出城外夺取李军所挖地道。为了鼓舞士气，他高悬赏格：“有能出城夺贼地道者，人赏银五十两。”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清军士卒拼死卖命，蜂拥向前。尽管李军“炮火如雨”，清军以挨牌遮挡头部，持刀奋进，夺取了李军的地道口，随即放火熏燎地道内隐藏的李军，死者不知其数。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尚可喜初战得胜，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派主力由西、南两门出攻李定国设在龙顶冈的营垒。鉴于李军作战时用长幅布缠头、棉被遮身，刀箭难以奏效，尚可喜给士卒配备了一丈五尺长的挠钩长枪，终于突破了李军阵地。 　　 　　李定国强攻肇庆既被击退，原寄希望的郑成功、郝尚久军又杳无消息，他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回广西。第一次进攻广东的战役就此结束。按清方记载，李定国在肇庆战役中虽然未能得手，兵员损失并不多，每次战败捐躯者都只有几百人。值得注意的是，尚可喜、耿继茂在李定国开始进攻肇庆时胆战心惊，惟恐落到孔有德的下场，向清廷请派援兵。五月，清廷命驻防江宁昂邦章京哈哈木为靖南将军与梅勒章京噶来道噶率军往广东增援②。援军到达时，肇庆战役早已结束，遂转用于镇压潮州郝尚久部。 　　 　　郝尚久获悉李定国兵败西撤后，自知力薄势单，急忙派使者请郑成功出兵相救。可是，郑成功的行动却颇为微妙。这年五月他在海澄、厦门地区击败清固山额真金砺的进攻，召集诸将议曰：“金酋杀败班回，必有一番说话，虎不足虑矣。我欲兴问罪之师于潮、揭（阳），一则使郝尚久不敢据郡归清，二则鸥汀逆寨屡截粮□，应当扫平也。”六月，成功“督师南下，先攻鸥汀逆寨”，结果因鸥汀寨建筑在水田当中，“雨田泥深，攻打又难”，未能得手。“姑抽回入揭征助行粮，并移谕郝尚久令其固守城池，不可悖叛归清”。七月，郑成功所统主力驻于揭阳，“征输行粮，各寨乐输”。八月，他就返回厦门了。这段时间正是郝尚久生死存亡之际，郑成功亲统大军进入潮州府境，筹集了粮食之后就扬帆满载而归，给郝尚久的只是一纸带有命令口气的空文。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哈哈木和奉调来援的南赣兵孔国治部一千七百名在收取了潮州府属各县后包围了府城①。经过一个月的拚死搏战，清军终于在九月十四日夜攻陷潮州，郝尚久和他的儿子郝尧自杀②。清军“屠城，斩杀无算”③。有的史籍记载，郑成功曾派兵援郝，如阮旻锡云：“八月，赐姓回厦门。九月，清兵攻潮州，郝尚久求援，遣陈六御率兵援之。尚久疑，不敢开城纳兵。未几，城破，尚久死，六御乃引还。”④江日升所记情节颇有出入，“陈六御舟师甫至南澳，闻潮已破，不敢进援而返”①，这很可能是为郑成功见死不救进行开脱。郑成功驻师揭阳时与潮州府城接壤，若有同郝尚久合力迎击广东清军之意，何必在关键时刻撤回福建。杨英虽未明言成功在八月间匆忙返回厦门的原因，但紧接着叙述李德、周继武持郑芝龙手书到，同月成功即“令李德星驰赴京回报”②。可见，郑成功的撤兵回厦主要原因是耽心救“明新泰侯”将影响和谈。派陈六御援潮州不过是一种姿态，在成功麾下陈六御只是二等将领（北镇），兵力根本不足以挽救郝尚久的覆败。潮州一府是郑军粮食的主要补给基地，郑成功受制于和谈，只顾眼前捞一把，而缺乏长远之计，这多少反映了他动摇于明、清之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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