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题记》最感人至深者，是他题记师友著作诸条。睹书怀人，品物思旧，感情极真挚而诚正。如90页《敦煌古藉叙录》条题记：“‘藉’似应作竹字头，但汉人隶书亦有草、竹相易者也。此书中收余跋文一篇，因五三年以后改行，遂未留意及之。今购读始知，有三（王重民）先生殁已数载矣，为之黯然。八〇年六月一良记。”92页《北海题襟集》条题记：“此昔年大纲（俞大纲）所赠也，前闻其溘逝于台，昨又得贞一（劳榦）于美去世。唯槃厂（陈槃）尚在台，曾见其写真于名人录中，犹是蓝布长衫之旧日书生本色。八〇年六月，牟郊叟。”156页《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三编》条题记：“此书为祝吴公八十寿辰而编，孰意竟成身后哀荣，伤哉？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收到，一良记于北大。”以上几位皆是他论交论学逾半个世纪的旧雨相知，朋辈凋零，睹物伤怀，“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即使今天读来，犹不胜怆然之感。再如125页《东塾读书记》条，怀念私塾启蒙老师张潞雪先生；153页《古文字学导论》条，追怀早年私塾老师唐兰先生，皆情真意切，令人可感。《エリセーエフの生涯：日本学の始祖》一书题记，怀念他留学哈佛时代的导师叶理绥先生（Serge Elisséeff）。此时一良先生已是皤然一叟，七十二岁的老人，距他与叶理绥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已近三十年，叶理绥先生下世亦已十年，墓木早已高拱。他在《扶桑四周》里亦提及是书说：“我早年从家庭教师学习，对日本文学也有所涉猎。但系统地讲求日本语法，系统地学习日本文学，得窥门径，还是英利世夫先生（叶理绥先生日文名字）所指引的。”（120页）言下不无感慨。 　　 　　　　记汪籛先生《隋唐史论稿》，别有感怀：“汪籛同志为寅恪先生高第弟子，聪颖过人。毕业于扬州中学，人皆以为当报考理科，而竟入历史系，终于十年动乱之始即遭迫害而逝。悲夫！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三日汪安同志送来。一良记。”（98页）此与陈庆华先生去世后他的感喟是一致的。他于1984年9月5日给好友谭其骧先生的一封信里说：“陈庆华同志噩耗谅早已得悉。渠曾列我兄门墙，颇致钦挹。追悼会适系主任田（馀庆）公外出，弟以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身份致悼词。我于庆华十年以长，真可谓反其道而行之。此公过于懒散，胜过其师邵（循正）公，身后竟无只字可供刊印记念，殊可惜也。”叹息汪先生、陈先生皆未尽其才即去。 　　 　　　　再有伤怀亡弟珏良先生一则。见159页《周珏良文集》条题记：“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收到，距珏良之殁二十月矣。一良记于燕东园。”言有尽而意无穷，兄弟之情怡怡，读来令人动容，适如晋人潘岳《杨荆州诔》所谓，“举声增恸，哀有馀音”也。 　　 　　　　《读书题记》中《花随人圣庵摭忆》条（117-118页）、《柳如是别传》条（139页）及《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条（142页），皆思怀及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是一良先生一生最最崇奉的前辈师长，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佛学梵文研究，即是受了陈先生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无从着手，不可企及。……我由此暗下决心，决定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的研究对象，定要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以后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有机会赴美学习，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搞日本语言文学，对此我也很有兴趣。但我对历史并不愿放弃。自己觉得，陈先生的天资及修养不能学而得之，非靠努力所能办到，但陈先生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如能略通一二，肯定有利于在历史研究上走陈先生的学术道路。因此我在哈佛大学的七年中，花了相当多时间精力学习梵文，计划以后教日本语文之馀，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46年回国后，确也照此计划实行了。”（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139-140页） 　　 　　　　《花随人圣庵摭忆》条下，一良先生1999年5月9日补记：“据台湾所出补编，此书一九四三年□□□（瞿兑之？）只印百部，故极少见。昔年余季豫（嘉锡）先生及寅老皆借余此册读之也。九九年五月九日，一良左手记。”陈寅恪先生1947年有《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句“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及小注“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书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一时流脍人口，据此条始知当日寅老得读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是假自一良先生。单据此条，亦可想见当日师生相得之状。再如《柳如是别传》条题记：“藏先生此书有年矣。一九九〇年秋自美归来始读之，盖有由也。”具体何由，没有讲出。《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题记云：“昔年宝藏寅老所寄明信片数张，文革中毁去。一九九一年一月廿五日归京已半载始访书琉璃厂，见此手稿本亟购藏之。一良记。时已过七十八生日。”寥寥数语，真挚情感跃然纸上，引人感怀。 　　 　　　　走笔至此，亦须提及一件珍闻。1947年，一良先生在燕京受人倾轧，前途渺茫之际，也是陈寅老伸出援助之手，代为推荐，援入清华大学。是年2月25日，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院长的雷海宗先生（院长冯友兰先生出国），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一份报告里说：“关于上次聘任委员会外语系未决各案，查询结果如下：（一）周一良先生，据陈寅恪先生言，造诣甚高，现在他校待遇，因有特殊情形，不足为据，如下年聘请，可予以教授名义，待遇照例。……”梅校长批示：“四百六十元。琦。三月七日。”从这份报告里，可知之前校聘任委员会在审查外语系拟聘名单时，对于是否聘任周一良，存在讨论，故而未决。复议时，陈寅恪先生推荐语起了关键作用。此份报告，连同此前（2月7日）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致梅校长函，并见清华大学校史档案。此段情由，一良先生生前从不曾知晓，寅恪先生亦未尝与之道及。一良先生晚年谈及转入清华经过，一直以为是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欲以延揽他，来排挤系里进步教师关世雄（《毕竟是书生》43-44页）。孰料竟是这般情由！现在社会上流传，说一良先生1950年代后曲学阿世，紧跟政治，被陈寅老处以破门之罚，因此在编辑自己文集时，特别交待蒋天枢先生帮助删去了《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前追忆与一良先生论学一段，《元白诗笺证稿》等文凡提及“周一良”三字处，皆以“周某某”替代。一良先生在日，亦以为此是蒋先生禀陈先生之命所为，为之自责不已，成为晚年一大心结，曾撰《向陈先生请罪》等文，自作检讨。几年前高克勤先生为撰写《〈陈寅恪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查询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始知并不是陈先生之意，乃“文革”后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受审查，触犯时讳，蒋先生为顺利出版陈先生集计，私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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