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乔奇 　　 　　杜润生，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曾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解放后始于武汉的农村工作 　　 　　2013年国庆前夕的一个上午，北京医院高干病房。 　　 　　杜润生静静地躺在床上。 　　 　　这里离长安街不远，楼下便是著名的东交民巷。十字路口，三三两两的农民工在街角的小吃店过早。 　　 　　如果天气好，这平凡的街头景象，应该能带给杜润生不少快乐。杜老的女儿杜霞对金报记者说，气温适宜的话，老爷子总想下楼看看。 　　 　　毕竟岁月不饶人。两个月前的7月18日，杜润生在北京度过了自己101岁的生日。“前两天天气好，我推着他多下了几趟楼，今天需要休息了。”杜霞说。 　　 　　金报记者没有打扰躺在床上吸氧安神的杜润生。杜霞走到杜润生的床前，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大声说：“湖北的记者看望您来了。”他点了点头，伸出手要拔去鼻子上的氧气管，被女儿阻止了。 　　 　　杜润生对湖北是有感情的。 　　 　　解放后，他的农村工作履历，即开始于武汉。从1949年直到1953年，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曾经在湖北工作，女儿杜霞，也出生于武汉协和医院。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由于力主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 　　 　　这一年杜润生42岁。这个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太行山打过鬼子、之后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终因农村运动而获罪的知识分子，或许很难想象，数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将再次从农村开启。而他将在人生的暮年亲身参与这一伟大的变革。 　　 　　闪耀的十年与五个“一号文件” 　　 　　时势造英雄。 　　 　　1978年之后中国改革步伐的加快，让熟悉中国国情尤其是农村的杜润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1979年，平反之后的杜润生，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中国农村翻天覆地。这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1980年，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句式，被认为是非常高明且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天，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这份于1982年1月1日宣布的历史性文件称：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30年的大争论就此结束，农村改革从此通向坦途。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均是主持起草者。这五个“一号文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被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富原创性的经济理论之一。 　　 　　人生关键词：信仰、调查和团队 　　 　　“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信仰坚贞，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和对团队合作的崇拜，外人无法想象。”杜润生的女儿杜霞说。 　　 　　如今，杜润生时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所在的“农委9号院”，已成为改革之初历史图像的重要符号。在那个位于北京西黄城跟的9号院，杜润生带着他的以中青年为主的团队，在1980年代，孜孜不倦、持续发声，尽全力参与和推动着中国农村的变革。 　　 　　当时，杜润生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当年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对于往事，杜润生90寿辰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是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改革之路。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杜润生晚年说过的话。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不与孔祥熙为伍”的坚定 　　 　　只要身体允许，晚年的杜润生很喜欢与年轻人交流。而交流的内容，始终离不开他所关注的农村改革。 　　 　　近些年来，杜润生听力和说话都已变得困难。但女儿杜霞说，“这取决于他在谈什么。”当老朋友相聚，说起农村和当年的故事，“他们用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语言交谈。” 　　 　　更多的交流依靠纸和笔。在杜润生的房间里，记者看到了一个用A4打印纸夹成的留言本。来访者用粗大的字迹写下自己的话。这些话，在杜润生精力允许的时候，他会逐一阅读。 　　 　　这个为中国农村改革耗尽一生心血的老头儿，用女儿的话说，“越老越可爱，越活越率真”。 　　 　　杜润生出生于山西省太古县。晋中太古，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祖籍地，也是民国大财阀孔祥熙的故地。杜霞说，老爷子曾经在家里自嘲，太古出了三个名人，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孔祥熙，“还有一个便是我老杜”。 　　 　　不过杜润生“并不买老乡孔祥熙的账”。据介绍，前些年山西太古老家曾经修缮孔祥熙故居，邀请杜润生题字，被他坚决拒绝。“别看他年纪大了，头脑却是清醒得很。”杜霞说。 　　 　　就在金报记者探访杜润生的同一天，另一位曾与杜润生齐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的追悼会，在北京医院举行。随着于光远的远去，再加上已经谢世多年的陈翰笙和薛暮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并称的“经济学四老”，杜润生已是硕果仅存的一位。其实他依然年轻。女儿杜霞说，百岁生日的时候，他称自己只有90岁，引来满座笑声。 　　 　　在杜润生的留言本上，记者写下了“致敬”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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