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神象高高地耸立在纽约海湾岸边。 　　1952年2月，一个瘦削但精神矍铄的中年男子毫不犹豫的跨进了纽约轮船公司的大门。这一步是迈得何等有力，连他自己也暗暗感到吃惊。 　　旅客部经理怀斯对这个中年人可以说相当的熟悉了。从新年开始，他就知道有个叫陈叔时的中国人不断地从新泽西梵音兰镇给轮船公司写信，不厌其烦地询问有没有到中国大陆的船？开航的确切日期？购买船票须办理哪些手续？……虽然轮船公司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可这个中国人终究还是亲自来了。 　　“请问”，他彬彬有礼地用英语问道，“美国政府对回大陆的中国人有没有什么限制？” 　　怀斯回答：“据我所知，学理工科的人目前不允许离美回国。如果你不是工程技术人员，我想不成问题。” 　　“好。如果我是国民政府驻美使馆外交官呢？”陈叔时小心翼翼地继续问道，“美国政府是否会加以阻挠？” 　　“据我所知，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不过，你们的使馆可能会找你的麻烦。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谢谢你的提醒。”陈叔时显得轻松些了，“我知道，大使馆的权限仅在使馆围墙之内。何况，我已辞去了外交官的职务。所以，我目前关心的是，贵公司是否把准备离美的旅客名单交移民局或其他有关机构审查？” 　　怀斯对自己的业务知识了如指掌：“按惯例，名单只须在开船前一，两天送交有关机构备一下案。那只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形式而已。” 　　“再次谢谢！”陈叔时对怀斯的答复非常满意。他忽然露出了一个难得的笑容，好像眼前已出现了家乡慈溪郊外的朝霞。 　　待他走出纽约轮船公司的大门时，步伐轻快得如同小孩。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一别故园已经整整十二年了，在这段岁月里，陈叔时常常独自为人生道路的曲折迷离和自己政治头脑的幼稚简单而长吁短叹。他常常问自己：“你都干些了什么？还打算干什么？”他相信，自己最终能用行动作出正确的答案。 　　陈叔时又名陈训惠，1909年生，浙江慈溪人，青年时代受革命思潮的影响，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后留学日本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加入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934年在杭州被捕。 　　出乎意料的是，陈叔时有一个显赫的国民党高级官僚家庭背景。他的同父异母兄陈布雷（训恩）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二处主任，其他兄弟也都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对于陈叔时的叛逆行动，他们家人只能解释为“年幼无知，误入歧途。”后来其担任国民革命军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堂兄陈屺怀保释，安排进贞社当编辑，实质是将其置于家庭的监督控制之下，不久再次东渡日本留学，在仙台东北帝国大学专攻“中世纪地理发见史”。 　　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陈叔时闻讯后急切地从日本返回祖国，与亲戚翁泽永一起在中共党员王闻识、邵荃麟等人领导下创办了《战时生活》杂志。这是浙江省第一家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国民党军队使之有利于抗战”的指示，陈叔时不久又同一大批共产党人进入黄绍竑所辖第三战区第三游击队从事政训和抗日宣传工作。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投降政策，不少共产党人被迫离开黄绍竑部队。陈叔时也于1938年6月同新四军派来的张爱萍（当时化名张舟）一起乘火车离开金华前往武汉。 　　假如没有这个人，陈叔时可能已经在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第三厅了——这个人就是沙重叔，当时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任职。陈叔时与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如火如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时，他们俩都狂热地投入到一系列秘密活动。 　　在武汉，陈叔时与沙重叔久别重逢。寒暄一阵以后，沙重叔对陈叔时说：“你应当到军委参事室来工作。这件事可以让令兄陈布雷想想办法。” 　　军委参事室是蒋介石的一个高级顾问机关。尽管陈叔时不满于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和黑暗，但他自信这是抗战的需要，用不着打听更多心照不宣的理由，于是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到参事室任研究干事之职。他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敌国报刊重要言论的翻译和每周国际大事摘要的编辑，并动手撰写了一本关于德、意、日国外交的小册子。 　　与国民党军事陈叔时同在重庆化龙桥的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每当夜幕降临，沙重叔经常有事进出八路军办事处。这在当时仍然是十分危险的，陈叔时因此便在外面替他望风掩护。 　　1940年9月，由于陈布雷在国民党内主管外交事务，陈叔时便被陈布雷的下属介绍到外交部亚东司任专员。他相信，这里的一切同样是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沙重叔感兴趣的。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再次出现裂痕。一贯胆小谨慎的陈布雷特地找到陈叔时，忧心忡忡地对这位激进的兄弟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共产党的关系？如果有，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免得害了我。” 　　其时，沙重叔已经由渝赴沪。陈叔时于是对陈布雷提出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否定。 　　半年以后，远在贵阳“流亡大学”（即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念书的楼韵午突然收到了未婚夫陈叔时寄来的一封急信。信中称他已调任中国驻智利公使馆二等秘书之职，催她立即赴渝结婚后相携出国。 　　陈叔时的外交生涯就这样随着新婚开始了。 　　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经印度的加尔各答、埃及开罗，过加纳安克拉。塞内加尔达喀尔、巴西纳塔尔。里约热内卢。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抵达安第斯山西麓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1945年9月，一个研究处理战败国日本事务的国际组织——远东委员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翌年9月，谙熟日文的陈叔时由圣地亚哥调至驻美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兼中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团秘书。这个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由老资格的外交家，中国驻美大师顾维均兼任。 　　毫无疑问，陈叔时的生活是优裕舒适的。当时，国民党内不少官员都把外交官职务看作是趁机捞一把的肥缺。陈叔时在智利公使馆的任职时，眼见一个三等秘书利用外交特权大做走私生意，在圣地亚哥购得一幢富丽堂皇的花园别墅，雇有身着制服的仆人，客厅里陈设着光彩夺目的金银器具和文物珍宝，汽车房里停放着豪华美国轿车……。然而，陈叔时的夫人楼韵午却总是听到他丈夫在家中抱怨：“这样的差使太丢中国人的脸，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原来，当时的美国政府代表在远东委员会内专横跋扈，奉行扶植日本反动势力的政策，而国民党政府只能一味屈膝退让，唯美国主子指使是从，完全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应有的尊严。 　　作为一名中国的外交官，陈叔时痛心疾首。 　　1949年10月1日，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奇迹般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消息传开，身处异域的多少炎黄子孙为之振奋！ 　　1950年，有一个重大消息传到陈叔时耳中：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复电赞扬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号召国民党所有驻外人员认清大局，迅速脱离反动阵营，坚守岗位，保护文件，等候人民政府的接管。 　　陈叔时仿佛看到历史的巨册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当这新的一页露出它的光彩时，陈叔时既对自己的过去感到不安，又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很快摆脱了一度出现的消沉和郁闷，变得活跃起来。 　　他找到了与他意气相投的商务参事郑友揆。经过分析，两人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以合法身份参加联合国，密议先把大使馆的外交文件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驻美大使馆去。但朝鲜战争的炮声使他们的计划成为泡影。 　　陈叔时只有另作计议，他给国内的亲朋故旧写信，打听回国途径。使他失望的是，在杭州当中学教员的妹妹陈玲娟和侄儿陈过对此毫无所知，而身为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给他这位二十年代的同窗好友回信。 　　他给在香港经商的妻舅楼世武写信，请求办理去香港谋职的证明，但港英当局拒绝他以国民党外交官的身份过港。 　　他写信到英国伦敦大学，申请取得入学该校的资格，然后再设法取道欧洲回国。但来自伦敦大学的答复婉转地表示，他们目前没有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打算。 　　他冒着风险只身前往英国驻美大使馆，要求办理过境香港返归祖国的签证。可惜得到的是：“要回大陆的中国人，必先取得人民政府发给的入境许可证，香港政府方能给予过境签证。” 　　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他的祖国恋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转眼到了1951年的7月。某一天，陈叔时在《纽约华侨日报》上读到一则香港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的广告，内称：“愿竭诚为一切海外华侨服务”云云。正处于山穷水尽之地的陈叔时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给这家服务部写去一信，要求对方协助办理回国手续。 　　还没等到香港中银华侨服务部的答复，国民党台湾当局的一纸调令送到陈叔时手上。电文曰，他已经被任命为驻日本横滨侨务主任。 　　这个消息使他感到意外。陈叔时与夫人商量下来，都感到日本离台湾太近，到那边一定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千万去不得。他六哥陈训悆一再催促他早日成行的电报也迫使他更迅速的作出抉择：辞去国民党的所有外交职务，暂留美国，寻找回国机会。 　　为了这一决定，陈叔时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他略有预感，但在所不惜，一心一意要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外交官的一切令人羡慕的特权、待遇，都随着陈叔时庄严的选择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他首先面临的竟是一家三口的穿衣吃饭问题。 　　这年10月底，陈叔时举家离开华盛顿豪华的公寓，搬到新泽西州陀罗珊乡，开始了艰苦的自谋生计之路。他先购买了一处农舍，自挖水井，自运饲料，办起一个家庭养鸡场。由于农业经济的萧条，也由于急着作回国准备，他又改到梵音兰镇的金波玻璃厂做工。 　　不能说香港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的回信姗姗来迟，因为它毕竟带来的是一个答复：“你们要求回国的申请，经转国内有关单位决定，等着你们到深圳边境申请回国。” 　　早在陈叔时刚辞去外交官职务后不久，他即到纽约拜访过前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彭春（原驻土耳其公使），向他透露了自己准备返归祖国的打算。 　　张彭春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兄弟，年轻时和周恩来相熟。陈叔时注意到，张彭春在他的外交活动中从不使用丑化、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因此断定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陈叔时获得回国途径，填写了身份证明表，拿到税款交清的证明后，他又到张彭春处辞行。 　　这已经是1954年3月底的事了。其实张彭春也已辞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职务，寓居纽约附近的新泽西纳铁利镇。在柔和的台灯照耀下，两位国民党前外交官促膝话别。 　　张彭春说：“大陆解放后，周恩来曾经托人带口信给我，要我回祖国为人民服务。你这次回去请一定设法报告周恩来，就说我已经离开了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 　　陈叔时一直仔细谛听着，待张彭春说到这里便答道：“你尽管放心好啦。一回国，我就想办法把你的话报告给周先生。我知道你的意思。” 　　“唉，”张彭春叹息道，“我不是你。可我是多么想同你一样，马上回去为国家出力呀！” 　　陈叔时轻轻拍了几下张彭春的手背说：“你会如愿的，会如愿的。” 　　回到梵音兰镇，陈叔时开始忙着办理行李托运了。房东不知他要干什么，问过几次。陈叔时生怕走漏风声，只得支吾其词：“我们要到旧金山去，看样子一时半载也不会回来。” 　　从新墨西哥州到亚利桑那州之间有一片荒漠，高速公路横贯而过。四月初，陈叔时偕妻女一行三人，驾驶私人自备的雪佛莱轿车，由新泽西州经华盛顿、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德克萨斯州来到荒漠边缘。 　　时值风沙季节，只见公路上飞砂走石，混沌不清，使人望而生畏。但一心向往祖国的陈叔时义无反顾，为了不致夜宿沙漠地里，陈叔时必须始终以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速度驾车，这使楼韵午为自己丈夫的安全捏一把冷汗。 　　曲折的汽车旅程终于随着陈叔时长长的一声叹息而结束了。当他在旧金山一家驻地主客单上填写“前往香港”四个字以后，感到浑身轻松。他相信，这四个字肯定不会引起活跃在旧金山某些负有特殊任务的人怀疑。 　　疲惫不堪的陈叔时盘算了一下，剩下来需要处理的只有两件私事了。 　　他那辆1946年购进的雪佛莱轿车已经陪伴了他们整整8年，几乎成为他们一家不可缺少的一对翅膀了。然而，陈叔时必须与他告别。据一些内行说这辆雪佛莱的机器比时下新车还要灵活好使，实在是优质名牌货。所以，他又必须找到一个能像自己一样爱好这辆车的新主人。 　　他对《纽约华侨日报》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自从1950年起，陈叔时就订阅这份经常报道新中国动向的华文报纸，也正是这份报纸帮助他掌握了返归祖国的途径。但不久前，该报社长却被“麦卡锡分子”指控犯有“充当敌国代理人”罪，法庭竟然以此判罚美金10，000元。因此，他在离美国前要为华侨日报提供一点资助。 　　旧金山的一位工人看中了陈叔时的那辆雪佛莱。陈叔时颇欣赏他对车子那种一见如故的感情，觉得此人是可以托付的。尽管那个工人经济十分拮据，只拿得出200元美金，陈叔时还是答应了这笔半是赠送的买卖。收下车款，陈叔时立即取出一半寄《纽约华侨日报》社，对在美华侨所从事的进步事业表示了自己虔诚的支持和敬意。 　　了却了两件心事，他在美国已经无所牵挂。 　　他的六哥陈训悆再次来电报，要他无论如何在香港多逗留几天，以便与他会面。陈叔时归心似箭，完全置电报于脑后而不顾。 　　从西半球到东半球的海上航程持续了20天。当陈叔时带着妻女踏上罗湖桥，望着飘扬在深圳上空的五星红旗时，禁不住流行了滚滚热泪。为了这一难忘的人生转折，他又回头向罗湖桥投去一瞥，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旅程。 　　在广州，陈叔时费了好大周折才取得了前往北京居住的证明。他本来可以回家乡去，但听说老友沙文汉正担任浙江省的省长，便又打消了此念头。唯恐回去给人家带来不便。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多虑，常使陈叔时在不少事情上抱有天真的想法。 　　北京的寂寞终于使他领悟，你不能不求熟人办事。因为他一次次地走访外交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请求用其所长，分配工作，但一直没有着落。转眼间已是梧桐叶落的秋天了，万般无奈的陈叔时叩响了青年时代的好友、当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的史永（即沙重叔）家的大门。 　　史永一直认为，陈叔时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同共产党又有着长期的联系，他的毅然回归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于是不避嫌疑，为他出主意说：“你的事情应该由统战部管。你可以马上给统战部写一封信。” 　　经过史永和冯宾符等同志的证明和统战部的介绍，1955年1月，陈叔时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后又调至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组，从事美国和拉丁美洲问题的研究。 　　对于在这两个地区度过12年外交生涯、熟练地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的陈叔时来说，这里的天地足以使他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然而好景不长。国内一系列扩大化的政治运动搞得人们神经紧张。像陈叔时这样一个有着国民党官僚背景，又是主动回来的前外交官，能不被怀疑吗？ 　　海峡两岸的敌对气氛加剧了陈叔时的厄运。1961年，正当“反攻大陆”的呓语在台湾甚嚣尘上之际，陈叔时突然被告知：要他同国际关系研究所其他归侨研究人员一起下放内地，理由是支援那里的高等院校外语教学。其实，真正的奥妙即使在当时也是不言自明的。 　　没有委屈和抱怨，陈叔时爽快地接受了调遣。“五一”刚过，年过半百的他便只身来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4个月后，他的夫人楼韵午也带着17岁和6岁的两个女儿调来长沙。 　　这儿的夏天炎热冬天湿冷，使陈叔时感到极不适应，当然，外语教学也十分陌生的业务。但比起某种使人压抑的空气来说，这二者也就不足挂齿了。 　　1962年，陈叔时调到地理系指教外国经济地理。书生气实足的他历来不懂得政治，总以为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当不至于害怕客观事实，所以在编写印度经济地理讲稿时，特地去函北京东南亚研究所，要求提供印度经济的资料，不久便收到同事寄来的一本印度出版的官方文件。他在讲课时引用了其中部分统计数字，用以说明印度经济的封建性和殖民地色彩。结果被批评为“与《红旗》杂志文章公布的数字有出入”，“无产阶级立场不稳”等等。后来讲述美国经济地理时，陈叔时又以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说编的一份月刊文章为例，就美国农业人口不断缩小的数字，说明庞大的寄生人口的存在，既是美国资本主义腐朽制度的反映，又是美国农业机械化高度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这种分析又被指责为“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我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引用了一个什么数字，”陈叔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作了如下记载：“应该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些统计数字，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显然，对那种不讲实事求是，不讲科学的批评，他是不服的。当时，讲事实，讲科学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将给一个人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和灾祸。 　　政治空气毕竟是如此逼人，陈叔时因此更加谨慎小心了。但在1966年开始的浩劫中，身为陈布雷之弟又当过国民党外交官的陈叔时当然不可能幸免于难。他同祖国一起熬过了那阴冷的、使人战栗的十年，他的精神和肉体因为收到种种迫害而被摧残得十分厉害。即使处在那样的逆境里，他还是为自己的选择的归宿感到慰藉和自豪。只有一种解释，他的理想和信念使强加于他的痛苦变得庄严和辉煌了。 　　1978年10月2日，就在神州大地玉宇澄清之际，陈叔时却因病逝世，年仅69岁。 　　他死在祖国百废待举，刚刚发现需要他的时候，这是何等难忍的遗憾！他圆睁的双眼因之久久不能合上。只是当他的遗孀在他耳畔一遍一遍地泣呼：“叔时，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好好教育、培养好你的两个女儿让她们象你一样为国效力！”时，最后一滴眼泪才从他枯涩的眼窝潇然滚落，双目随之永远的合上了。 　　他终于长眠在中国温柔的怀抱里。他相信，这块饱经忧患，撒下无数志士仁人骨灰的土地将盛开美丽的鲜花。那时，他可以问心无愧的说：“祖国，我爱你！我生前死后都愿为你献出一切！” 　　1985.10-1987.2于沪

原文1987年2月 发表于（本文写作承蒙翁泽永。史永等老前辈多方关照指点。陈叔时夫人楼韵午在视力严重衰退的情况夏为作者整理了他 浏览：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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