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的…… 　　1943年7月，朱云谦从华中局党校出来，回到新四军第二师等待分配工作。这时，他满心指望的是能够早一天回到老部队第五旅去。 　　　　他本是五旅的一个老兵，从第五旅前身第五支队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名团政治处股长、副主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1941年在十五团任政治委员工作期间，他同团长饶守坤领着一团人，在皖东北的战场上纵横驰骋，配合兄弟部队痛快淋漓地扫灭了泗县、五河、灵璧地区的一批顽化伪军和伪化顽军，一直打得泗县、灵璧城的日本鬼子白昼也紧闭城门，不敢出战。他们这个团还在洪泽湖上用木船将一支装备精良、顽固狡鮚的水警大队一网打尽。他在这支部队中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他同这支部队有着血肉亲情的联系。他进华中党校学习前后，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几次对他说：“党校出来，还回五旅工作吧。”这会，他从党校出来了，他急盼着能早一天回到第五旅去，再带上一个主力团，金刀大马地到抗日战场上去驰骋一番。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待到正式任职的命令公布时，他却由中共淮南区党委决定，派到半年前由盱眙、嘉山两县合并成的盱嘉县去担任县委书记了。按当时的话说，这叫“调出军队做地方工作”。 　　　　这真是，想到的偏不来，没想到的偏来了。 　　　　他想去找组织部提意见，没想到组织部长徐海珊倒先找上门来了。 　　　　朱云谦把那纸命令往徐海珊部长面前一推：“我是个只会拿枪打仗的人，这会偏叫我去做地方工作，还当什么县委书记，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叫我出洋相吗？” 　　　　组织部长徐海珊是朱云谦的老战友，在这位老战友面前，朱云谦一吐为快。 　　　　组织部长徐海珊睁起两只清亮的大眼睛，沉静地望着朱云谦，好一会，才张开那被子弹打坏了颚部的嘴巴，摇头笑笑：“这是谭（震林）老板让我们组织部从几个人选中挑出来的。你呀你，还提什么意见哟！” 　　　　“谭政委、肖（望东）主任都是新来的，不认识我，还不都是你们说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到罗师长面前去反映反映，行不？他是最了解我的。” 　　　　在罗炳辉当五支队司令时，朱云谦跟随他在淮南路东路西转战了两年，成了罗炳辉身边的一名得力助手。罗炳辉亲昵地叫他“小朱科长”，一向对他很器重。 　　　　朱云谦这话一出口，直乐得徐海州把含在嘴里的一口烟都喷了出来：“你道第一个提名要你去盱嘉当县委书记的是谁？ 　　　　“谁？” 　　　　“罗师长呀！” 　　　　朱云谦无话可说了，只好打起背包上路。 　　　　朱云谦当县委书记的消息，一传进盱嘉县委机关，立刻掀起了一番七嘴八舌的猜测和议论。有人听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位红军出身的团政委，便断定这是个比前任县委书记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头，不是五十出头，最少也在四十开外。有的人估计：既然是位老红军工农干部，那必定是个文化不高的大老粗了，这同前任书记的理论、文化水平是不能比的。还有人根据他一贯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便断定他对指挥打仗的事，顶多只是半个行家里手，他将来的“兼支队政委”一职，也不过是挂个空名罢了，而这一条却正是县委机关人员的一块心病。因为前任书记是文人出身，对建党、建政、抓农青妇工作、搞生产、搞财经、搞文化都挺在行，唯独抓军事不行，结果便造成了党委领导不适应盱嘉地区严重敌情、军事斗争打不开局面的严重形势。党委、政府和支队司令部之间还弄得关系不协调，甚至闹“磨擦”，使得县委形不成一元化的领导核心，不得不从人事上来了一次大调整。 　　　　在县委机关干部七嘴八舌的猜测议论声中，朱云谦骑着一匹枣红马，带着警卫员小张，跟着一担铁皮文件挑子上任了。 　　　　令县委干部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同大伙七嘴八舌中的那个“朱云谦”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新书记不是个四五十岁的老头，倒是个浑身精干、满脸俊气、在瘦削的身材中透出一股机灵劲、才24岁的年轻人。这个老红军出身的工农干部写得出一笔端正流利的钢笔字。闲聊起来，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肚子里知道的东西还真不少。开大会作报告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有条有理，逻辑性强。这个被猜测为没文化的大老粗，那担铁皮文件箱里竟藏着一摞马、恩、列、斯的大厚本著作和整顿三风的文献，还有不少毛泽东、刘少奇写的书；在华中党校抄下的课堂笔记本，更占了小半只文件箱。还有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工农干部的书堆里竟也有《铁流》、《毁灭》、《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小说和苏联人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毛主席规定团以上干部必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已经被翻弄得卷页了，他甚至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呢！这同那些从北平、上海、武汉来的“洋包子”简直不相上下。大伙当然更没有想到，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在党校时还曾被刘少奇夸赞是个“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呢。 　　　　尤其叫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一县之首的大书记，竟当着机关工作人员和区乡干部面，大谈起自己更名改字的秘密来：”我原名叫朱云仙，就是在云里雾里悠悠晃晃的那‘云仙’两个字。因为22岁当了团政委，年纪轻轻地便成了，‘马背上的干部’，于是少年气盛，自以为是，结果犯了骄傲自满的错误。后来，我才改成现在这个‘云谦’，就是子曰诗云的‘云’，谦虚谨慎的‘谦’。我要让自己一听到、见到、写到这两个字时，便自己警戒自己：你可要克服骄傲自满，甭又犯错误啊！” 　　　　还有一件令全县干部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纪轻轻，有点知识分子文化气味的书记，上任才一个月，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谭震林便下来一道命令：朱云谦兼任盱嘉支队（团）的司令兼政委。把县委书记、司令员、政委三个担子全撂在他的肩膀上。 　　新官上任三把火 　　　　朱云谦走马上任后在县委机关只蹲了几天，粗粗略略地了解了一下机关情况，便又骑上他的枣红马，带着警卫员小张，匆匆忙忙走马“下任”去了。他到全县各地去摸情况。 　　　　他在盱嘉县的旧铺、古城、自来桥、涧溪、仇集、西高庙、穆店、拐头桥、老子山九个区里摸了近两个月，把全县的山山水水都摸遍了，把盱眙县城和津浦铁路上蚌埠、明光一带日伪军据点的情况，敌人历次扫荡的时机、路线、行动特点等等摸了一个里外透底，又把全县三种地区——中心区、游击区、边沿区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工农业生产、财经文教、群众生活状况、干群关系、群众情绪等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他的脑袋里装满了一大堆情况、困难和问题后，这才一路风尘地回到县委机关驻地龙王庙。 　　　　在龙王庙里，他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盱嘉县新调整的领导班子里行政办事处（即县政府）主任王养吾、副主任胡坦，县委副书记金江、组织部长张炎、宣传部长苏明、妇女部长洪波、联络部长沙流辉、公安局长黄克、民兵总队长张伯锷，盱嘉支队参谋长祝平安、政治处主任胡少卿等，都聚集在龙王菩萨的大殿里，来商议全县党、政、军的大事。 　　　　新官上任三把火。 　　　　朱云谦在县委会上点起的第一把火是“调整驻地问题”——对县委会（党）、行政办事处（政）、盱嘉支队司令部（军）驻的地点重新安排。 　　　　原先，县委和行政办事处合驻在龙王庙，此处离盱眙城敌占区较近。支队司令部驻在高家港，那里是中心区。朱云谦在会上提出，办事处是政府机关，应当由龙王庙后移到支队司令部驻地高家港去，使政府机关安全一些，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同时政府工作人员也好集中精力去抓政权建设、抓生产、抓工作，便于同各阶层人民联系。支队司令部是军事指挥机关，应当由高家港挪到龙王庙来，这里便于迅速掌握盱眙城敌人的动静，对作战指挥有利。县委机人员过多，机构过于臃肿，包办了许多该由政府负责的事务，行动起来很不方便，要大力精简。精简后的县委机关便同司令部驻在龙王庙。这样不仅对他一身兼三职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更重要的是使县委对前后方工作都好照顾。至于支队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干部教导队和临时抽调上来整训的连队，就都摆到紧靠盱眙城的西高庙去，担负保卫县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还有那个敌占区进行工作的联络部，也应当由后方搬到前方来，同教导队住在一起，这样便于同敌占的工怍对象进行联络…… 　　　　他的这把火，烧得到会的党政军负责人头脑顿时明白过来，这个年纪轻轻的书记，并不是在婆婆妈妈地管搬家管分房子的事，而是把县里党政军机关长年存在的“关系不协调”、“各搞一套”、“闹分散”、“尿不到一个夜壶里”的老大难矛盾，摆到党委会的桌面上来动手术了！他是在让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各自把屁股坐到自己应当坐的板凳上去，他是要求大家按照党性原则来真正实现“一元化领导体制”。他烧起了一把按政治原则办事的明火。 　　　　在朱云谦这把明火的照耀下，领导班子中间平日那些端不到桌面上来的闲言碎语、嘀嘀咕咕，都噤声咽气了。县委一班人第一次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 　　　　趁着领导班子认识上趋于一致的东风，朱云谦立即亲自抓了县委机关的精简，抓了支队司令部的“搬家”，在支队司令部和县委机关中狠抓了树立遇事通气、互相协商、同舟共济的新风尚。 　　　　春风又绿江南岸。在敌情严重、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穷山窝里，盱嘉县三个机关里一向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互相扯皮、争争吵吵的歪风，从此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整风精神。 　　　　朱云谦在县委会上烧起的第二把火，是选择津里伪军据点为打开盱嘉局面的突破口。 　　　　在淮南路东根据地里，盱嘉县是敌我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一块地区。日军第十三旅团在蚌埠、明光、盱眙城里驻扎了重兵，沿着交通干线布下的据点，像一把张开虎口的大铁钳，把盱嘉县属的七个区压在钳口里，到朱云谦上任的那刻，这几个区的不少边沿地方已经伪化或者接近伪化了。另一方面，日本鬼子控制的津浦铁路和淮河两大交通命脉，又都处在我盱嘉军民的刺刀尖下。在这方圆不到二百华里的地面上，呈现出一个包围与反包围的犬牙交错的局面，终年不断地进行着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显然，搞好对敌的军事斗争是关系盱嘉根据地存亡兴衰的大事，是盱嘉新县委领导担负的头等任务，也是对朱云谦新书记上任来能不能打开新局面的一大考验。 　　　　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调查，朱云谦向县委建议：把军事斗争摆在全县各项工作的首位。选择津里伪军据点作为打开盱嘉新局面的突破口。 　　　　津里是敌人安在明光通盱眙公路上的一个据点。它西面靠近明光，南边着石坝，北面通到旧县，西北面濒临女山湖，由公路串连成的一道封锁线，像长蛇似的躺在苏皖交界的丘陵河川之间，把盱嘉县西面的半壁河山弄得支离破碎。津里据点里驻扎着鬼子兵一个小队，还有伪军伪政警200多人。按盱嘉县当时的我方武装实力来说，这样的据点是不好啃的。 　　　　不过，朱云谦自有他的看法。他说，这条封销线是横躺在我们盱嘉县西面的一条毒蛇，非除掉不可。这回，我们不打蛇头，也不打蛇尾，就拣蛇腰上猛砍它一刀，来个速战速决，它首尾不能相顾。虽然不能置它于死地，可也得叫它受个重伤，让它尝尝我们的厉害，灭灭它的威风。陈（毅）老总说，用兵之道“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打弱则强者亦弱，打强则弱者亦强”。我们打津里，是合乎这条道理的。津里这地方已经伪化久了，一向太平无事，据点里的鬼子兵和伪军，思想麻痹得很呢！只要我们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给他个猛打，胜利是有把握的。这一仗打好了，兴许我们就能把盱嘉县西面的敌人打蔫了！果然这样，那我们在城东边的一篇大文章就好做了！ 　　　　县委采纳了朱云谦的提议，作出了攻打津里的决定。 　　　　朱云谦选了个月黑的夜晚，带领盱嘉支队三个连，风驰电掣般地进到了津里镇外面。他派一连人到石坝附近的高地埋伏，去拦截明光、石坝出援之敌。他亲自指挥两个连摸进津里镇，用一个排封锁日军小队驻扎的碉堡，集中其余兵力去攻打伪军防守的大碉楼。 　　　　激战通宵。天快破晓时，朱云谦动用“内线力量”，通过地下关系，由伪军中队长杨海民打开大碉楼铁门，率领27个士兵投降，进攻部队趁势猛冲，杀进大碉楼，自己没伤亡一个人，便把大碉楼的伪军一锅端了。 　　　　朱云谦点起的第二把火，烧出了一个干脆漂亮的胜仗。 　　　　朱云谦在县委会上起的第三把火，是在盱嘉县成立了一个新区——临城区。 　　　　朱云谦从两个月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盱眙城周围的西高庙、拐头桥、穆店、老子山四个区里，都有几个乡是靠近县城的边沿区，又有几个乡是属于中心区的。边沿区里天天“跑情况”，应付敌人出来骚扰扫荡，人心浮动，群众生活不安定，政府人员整天也处在游击状态之中。而中心区里的干部和群众，却同边沿区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区里的工作竟分出“前方”、“后方”两个摊子来，弄得领导精力分散，疲于应付敌情，不能集中精力去抓生产、抓建设；同时，—旦对付敌人进攻，各区又都嫌兵力单薄，各区之间指挥上不统一，造成打乱仗的局面。 　　　　朱云谦的积极倡议下，县委决定把四个区里的八个边沿乡划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新区，叫临城区。这八个乡构成了一个月牙形前沿地带，把盱眙城的敌人从三个方面包围起来了，县委还决定把四个区的武装中队统一编为一个临城区大队，集中使用兵力，对敌人进行有计划的作战行动。为了加强区的领导力量，县委决定调盱嘉办事处副主任胡坦任区委书记、区长和区大队政委，又派县委联络部长沙流辉去任副书记、副区长、副大队政委，还派老红军战士傅明锐同志任区大队长，专管打仗的事。 　　　　临城区建立后，立刻在盱眙城西、南、东北三个方面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他四个区的领导便腾出手来，大力去抓生产、抓建设了。工作上很快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临城区成立不久，盱眙城日军铃木中队长率领日伪军100多人，奔袭临城区政府驻地洪山庙，企图将这个新成立的政权一举扑灭。 　　　　在朱云谦的指导下，临城区委一面号令沿途各乡武装和民兵，采取“麻雀战法”，节节拦截，迟滞敌人前进；一面令区大队迅速展开迎敌。大队部率第二、三中队在洪山庙附近埋伏，第一、四中队带领大批民兵，拉起一个浩浩荡荡的进攻架势，向兵力空虚的盱眙城打过去，日军中队长铃木在遍地枪声、四方告急中，弄的心慌意乱，欲进不能，最后只好收兵回城去保自己的老巢了。日伪军士兵在仓皇撤退中，把抢掠到手的猪羊鸡鸭衣物粮食，抛撒一路，被失主们一一拣了回去。 　　　　临城区驻地洪山庙，掀起了一片欢天喜地的锣鼓鞭炮声。 　　　　临城区大队成立后的第一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胆气，打出了经验。从此以后，只要盱眙城的鬼子、伪军在城外一露头，一下乡扫荡，区大队的各个中队便带领民兵在月牙形前沿阵地上，同敌人大搞避实击虚、东呼西应的迷魂阵、麻雀战，或者“敌进我进”，同敌人“换防”。敌人被弄得像一群疯牛冲进了火阵之中。 　　　　朱云谦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军事胜利，他要胡坦、沙流辉对城里敌搞“经济封锁”，展开“经济战”。 　　　　盱眙城内有日伪人员和居民一万多人，日常生活所需粮油肉食禽蛋一向依靠城郊农村供应。针对这个情况，临城区政府明令宣布：严禁根据地的粮油食品进城“资敌”，也不许进城出售，并由民兵封锁道路，严格盘查。与此同时，区政府又在洪山庙开设公营食店和贸易集市，让四乡农民前来自由买卖。对于城内居民购粮吃肉的困难，区政府则沿用旧制，让城内居民每户编为一个小组，经审查核实后，发给粮卡，居民凭卡可到洪山庙集市上自由购买，只要求大家遵守四条公约：一、拥护抗日纲领；二、遵守抗日政令；三、支持抗日行动；四、不为日伪服务。这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宣传教育活动。 　　　　这种兼顾城乡人民切身利益的集市贸易，使城乡人民一致称赞，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却使日伪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需求顿时张起来，只能通过淮河水路从远地运来物资，弄得市场冷落，人心惶惶。日子久了，伪军警下层人员及其家属，便也变着法子，改头换面，挤进洪山庙集市上来购买货物，这又给联络部创造了一个开展对敌政治攻势、进行抗日宣传的大好机会。 　　　　朱云谦的这三把火，使盱嘉军民的对敌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从被动的局面中挣脱出来，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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