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116499号馆文选__先正读书诀

先正读书诀(一) 　　清 周永年 　　 　　周永年，济南历城（今属山东）人。字书昌，青年时期因结茅林汲泉侧，故自号“林汲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享年六十有二。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及第后，欲入山读书，钻研《仪礼》，不久，受召撰修《四库全书》，后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馆编修，充文渊阁校理。乾隆四十四年，出任贵州乡试典试官。周永年一生官位不显，却好学不倦，诚如章学诚所云：勤学而不为名，心公而无私于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讥其所见之偏，即知之者亦徒震于学识之博。（《章学诚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先生别传》）周永年于衣服、饮食极不讲究，更不追求声色、玩好，除潜心读书，便设法添置书籍，数十年间，集书近十万卷，因有感于书籍的散失和读书人觅书之不易，特约好友山东曲阜人杜馥出资购买宅舍，筑成“借书园”，园中祠祭汉代经师伏生和许慎诸人，并聚书园中，招徕士子。周永年广览经史百家，学问极其渊博，却以为自己粗劣笨拙，所以既无文章存世，也没单独的著作流传，而唯一出自其手的，为《先正读书诀》。“先正”，原指前代的大臣。《书?说命下》：“昔先正保衡”。《传》：“正，长也。言先世长官之臣。”后则专称前代贤人。“诀”，诀窍、秘诀、诀要。顾名思义，是书介绍的为前代著名学者读书的秘诀。 　　《先正读书诀》并非周永年的撰著，而是采摘唐宋以来著名儒家学者的读书经验，汇编成的一本小册子。据同治丙寅（1866年）春阎敬铭《重刻〈先正读书诀〉序》，此乃“先生未成之书”，“征引时代前后不无参错，且有复出者，余略为厘正，去其冗长者以归之，”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样子。《先正读书诀》采集前辈儒家学者著作46部，分为192条，内容广泛，编排随意。其结集之目的，一如孔宪彝在《〈先正读书诀〉序》所指出的那样：士人读书，必由博反约，博矣而未能约者，非约之难，不善用其博也，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杂说纷纭，苟无识以主之，将必矜奇好异，泛滥而无所底止。禁绝猎奇好异，在汗牛充栋的典籍面前，读书人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书的主宰，于读书之时，由博向精、专方向发展。此其一。 　　王大淮认为：世之学者，或失疏陋，或失驰骛，或失隐怪而拘迂，矧急功名，营利禄，囿风气，好辨难耶！於戏，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穷则著为文章，达则政行利济，岂易学哉！岂易学哉！（《〈先正读书诀〉序》）端正世人读书之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引导“天下后世的后生小子，咸登道岸，岂徒教人以忠已哉！”此其二。 　　因有感于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教与学行为的更加怠驰，而下决心振作奋兴；同时，亦感于自己才干的不被人重视，便将其不满借助于前人的成说予以表达：（于编集《四库全书》时，周永年）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敞、）兄弟《公是》《公非》诸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斯文，而书昌自是不复任载笔矣。庚子辛丑之间（乾隆四十五、四十六年，即1780、1781），《四库全书》将竣，而馆阁被命特修之书，若《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职官表》、《河源考》之类，指不胜屈，皆于趋成以入《四库》著录。馆阁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数馆，又借才外曹，若进士举贡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资换阶，纷然竞赴功名之会，而书昌皆不得与。（《周书昌先生别传》）即使于《四库全书》之编修有极大贡献，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和重视，只得自我宽慰、自行解脱。此种宽慰、解脱心理，融汇在前贤们读书的言论中了。这当为编集目的之三。 　　《先正读书诀》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因属读书要诀，故至少有三项内容值得强调。 　　一、读书的范畴。如所周知，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下令设立秀才科，命各州每年选举三人，集中京师考试，成绩优秀者为秀才。炀帝即位，首置进士科，亦用考试方法选取进士。无论得秀才抑或为进士者即可入仕为官，这就是所谓的“科举”。自从科举问世，士人便将读书、应考、做官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读书为了应考，考中者可以做官，做官便能享受荣华富贵。唐承隋制，则增加了考试科目，如明经、明法、明算等。但最受重视者，则是进士、明经两科。进士最初只考文章，唐玄宗时，加试诗赋。宋时，科举均用儒家经义。明清两朝以《四书》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而解释必须依照朱熹的《四书集注》。这样，士人除读《四书》及《四书集注》外，其余的书籍就很少问津了，更有甚者，则是专门研读“时文”。为研读“时文”方便，不少书贾将“时文”汇集成册，大量印行，以供士人之需。是种行为对学风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周永年摘录《陆清献公集》中一段文字，劝告人们注意“基址”与“楼阁”的关系：幼学功夫，不患不长。但如筑室，须坚其基址，然后可起楼阁。《五经》《四书》皆基址也，时文则楼阁也。须先将各经熟读细讲，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后及于时文，循序渐进而不欲速。牢固基础，方有可能建造高层楼阁。牢固基础，最主要的还在于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置言之，读书人必须集中精力研读儒家经典，另外，还要通读二十一部正史，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典籍，一如《陆桴亭思辨录》依“诵读”、“讲贯”、“涉猎”罗列的内容。专就是种内容考察，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能够紧跟时代步伐，眼光远大，即使满脑子儒家传统，但对经书之外知识的探求依然如饥似渴，孜孜不倦，这就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始终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根本原因。基础牢固，在科场上就会应对自如，纵横驰骋，既定目标便容易实现了。 　　二、读书的方法。中国古人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了不少读书方法。《先正读书诀》在此方面有极多记载，现择要介绍数条。（一）静坐之功。“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读书能记？’乃独处一室，静坐月余，自此读书无遗。”“诵经习史，须是专心屏弃外物，非有父母师长之命，不可因他而辍。”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是为读书的基本功。（二）反复诵读。“依本点《礼记》、《左传》各二百字，参以释文，正其音读，俨然端坐，各诵百遍。讫，诵《孟子》三二十遍，熟复玩味。讫，反复数遍。”“读书当时虽极熟，久而不读亦必忘，其温书之法，若初读过书一卷，则一日温此一卷；其后读过二卷，则二日温一遍；三卷则三日温一遍；……二百卷则二百日能温一遍，亦永不忘。”反复诵读、温习，不仅可以加深记忆，更能帮助对书本内容的理解。（三）化整为零。“读书之法，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时，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时，如不知有后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从头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贯。然方其看此段时，亦不知有后段也。”“看《大学》须是更将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过。常时暗诵默记，反复研究。未上口时，须教上口；未通透时，须教通透；已通透后，便要纯熟。直待不思索时，此意常在心胸之间，驱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换一段看。令如此数段之后，心安理熟。”分兵蚕食，各个击破，再难读之书，亦可顺利阅读。（四）循序渐进。“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一驳他的心，亦莫存一向他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那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每日应将《四书》一二章潜心味玩，不可一字放过。先将白文自理会一番，次看本注，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浅说。如此做功夫，一部《四书》既明，读他书便势如破竹。”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进精，反复涵咏，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五）追根究底。“读书要搜根，搜得根便不会忘。将那一部书分类纂过，又随章札记，复全部串解，得其主意便记得。……某于《河图》《洛书》搜得其根，放下空空洞洞，一提起千头万绪，无不了然。”搜根，就是追溯源头。找到了源头，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六）深思熟虑。“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学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古来圣贤未有不重思者，思只是‘穷理’二字。”思为读的深化，读即思的基础。二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而重点还在“思”上。（七）专精深入。“国手于棋，亦终身之事，他刻刻不能离棋。可见一艺成名，也要至诚无息。若有一日放得下，便非第一流的本事。”“今专门之学甚少。古来官制、田赋、冠服、地理之类，皆无精详可据之书，此等必实实考究得原原本本，确有条贯方好，不然，随便著作，有何关系？”在博之上求精、求专门，方可名家。（八）读无字书。“出门之功甚大，闭户用功，何尝不好？到底出门闻见广。使某不见顾宁人、梅定九，如何得知音韵、历算之详？”在社会中读书，司马迁、徐霞客、顾炎武等做出了榜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收获将会更大。 　　三、读书的目的。“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其意是说读书不止追求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修身养性，二者是不可偏废割裂的。“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因此，读书最首要的亦即最终目标，是争取成为“圣贤路上人”。故读书前和读书时，必须用此志向来约束、指导、检查自己。“圣贤之学，不贵能知，而贵能行。须将《小学》一书，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间动静能与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须愧耻，不可以俗人自待。”行动是否符合圣贤之教？这就需要每日反省。三省其身，永远坚持，便可成尧成舜。为了使每日的反省落在实处，就当时时与圣贤相伴：凡案头必不可无古人书，如《言行录》、《伊洛渊源》之类，使心目常常与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同时，在读书的过程中，有目的、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书本融合成一体，“每看古今书，见嘉言善行，凡有关于修齐治平之道者，即为圈点，日录数纸”，录于纸上，不仅仅是为了与人聚谈，重要的是可以作为借鉴，使学有目标，赶有对象。“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这是读书的第一目标。其次，则为经世致用：穷经之暇，各随自家聪明材质，专习一艺，或能兼通诸艺更佳，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历象、兵刑、钱粮、治河之类，必精研习练，实实可以措诸事业，不徒空谈其影响而已也。 　　《先正读书诀》成书于乾隆年间，此后似有钞本流行，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才由曲阜县令王大淮出资付梓。同治五年（1866）春，才由大淮子子梅鸠赀重刊，印行前曾略加整理厘正。光绪四年（1878）七月周永年玄孙周大令又于蜀地重刻。八年，江标将是书收入《灵鹣阁丛书》，我们译注的依据，即是这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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